卷四 了解之同情 6.《懷念柳存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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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送走季羨林、任繼愈兩先生，就傳來了久居澳大利亞的柳存仁先生逝世的消息。時間是2009年8月13日上午11時15分，終年九十二歲。不久前剛收到他的信，告以體內有積水，足部微腫，嚐住院療治。他還為無大礙而釋然呢。信的落款時間為“七月十六日”，距他遠行隻有二十餘天。而信封上接收局的郵戳，則為2009年8月9日，是他不幸而逝的前三天。由於此信的內容殊為珍貴，茲特全文抄錄出來以饗讀者：
夢溪吾兄史席：前得五月間遠道惠寄大刊《中國文化》最近期兩冊，甚為慰欣。拙文乞常指疵，俾得附驥，大編中獎飾逾恒，實當不起，更乞多加鞭策，俾得稍有寸進耳。接尊刊後不久，弟即住入醫院。自丁亥間去西安隨喜，忽癭足疾，不樂少履。返此間後，醫生言體內積水分，宜加排除。近又發現足部微腫，或與腎髒有關係，需入醫院加細檢察。近始返家，幸尚無大礙。惟需多些休息，減少午夜抄閱勞頓，思之誠然。賤齡已九十二，近來舉止顛頓，大異九十年代在京捧晤時之靈便，似不得不為左右言者耳。弟因失聰，聽電話時感困頓，賜書乞作短箋為幸。惟府上電話，遷新第後，想舊號或已更新，便中仍乞並傳真號碼一並見示，俾必要時聯係，則遠人念茲在茲者耳。專此奉謝並遙祝儷福。弟存仁再拜。七月十六日。
尊刊本期《中國文化》已寄贈左首兩人，皆專研摩尼教者也。
廣州中山大學曆史係林悟殊教授
瑞典Dr peter Bryder
Department of comparative Religion
University of Lund
Bredgatan 4, 522221
Lund, Sweden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他寫給友朋的最後的文字，但確是寫給我的最後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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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柳先生初識於1980年國內首屆《紅樓夢》研討會上，來往漸多起來是80年代末我開始創辦《中國文化》雜誌。承他俯允擔任刊物的學術顧問，並先後有五篇文章賜給《中國文化》發表。這就是第十期的《馬來西亞和漢學》、第十一期的《道教與中國醫藥》、第十三期的《藏文本羅摩衍那本事私箋》和《古代的幽默》，以及第二十九期的《金庸小說裏的摩尼教》。信中所說的“《中國文化》最近期兩冊”，指的即是今年春季號總二十九期。由於該文有極高的學術價值，我在此期的《編後記》中予以特殊推薦，並介紹了柳存仁先生的學術成就和治學特點。這段文字是這樣寫的：
本期柳存仁先生《金庸小說裏的摩尼教》一文，開啟了武俠研究和宗教研究的新生麵。柳先生精通《道藏》，小說史和道教史是其專精的兩個域區，而尤以研究小說和宗教的關係享譽學林。寫於1985年的《全真教和小說〈西遊記〉》，就是這方麵的代表論作。他還出版過英文著作《佛道教影響中國小說考》。現在又通過對金庸小說宗教門派的研究，將摩尼教在中國傳布的情形作了一次曆史的還原，勾沉索隱諸多不經見的珍貴史料，融大眾欣賞的說部與枯燥無味之考據於一爐，雖不過四萬餘言，實為一絕大的著述。錢鍾書先生稱柳先生“高文博學，巍然為海外宗師”。餘英時先生歎美其治學精神則說：“他的著作，無論是偏重分析還是綜合，都嚴密到了極點，也慎重到了極點。我在他的文字中從來沒有看見過一句武斷的話。胡適曾引宋人官箴‘勤、謹、和、緩’四字來說明現代人做學問的態度，柳先生可以說是每一個字都做到了。”但當世真知仁老博雅淵深之學者甚乏其人，故餘英時先生致慨：“新史學家恐怕還要經過幾代的努力才能充分地認識到他的全部中英文著作的價值。”（見柳著《和風堂新文集》之餘序，新文豐出版公司，台北，1997）英時先生還披露，單是仁老多次閱讀《道藏》的筆記，就有數十冊之多，真希望這些稀世珍奇之初始著述能夠早日印行麵世。
柳先生信中所說的“獎飾逾恒”，蓋即指此。但我有些後悔寫下了這些文字。特別關於期待他的《道藏》筆記能夠早日麵世，本應是現在可以說的話，卻說在當時了，於今思之，實所不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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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學術界對柳先生了解是比較少的，一般讀者更鮮知其人其學。可是當看了錢鍾書先生和餘英時先生的評價，我們應該知曉其在世界範圍內的學術地位。錢鍾書先生稱柳先生“高文博學，巍為海外宗師”，絕非虛美之辭。以我對柳先生的粗淺了解，他完全當得。餘英時先生說“新史學家恐怕還要經過幾代的努力才能充分地認識到他的全部中英文著作的價值”，也是物則有據的學理判斷。因為錢也好，餘也好，他們的眼界極高，從不輕易許人。
我所目睹，1991年6月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係主辦的“漢學研究之回顧與前瞻國際會議”，和1993年馬來亞大學召開的國際漢學研討會，柳先生都是特邀主講嘉賓，而尤以前者規模更其盛大，全世界稍見頭臉的漢學家悉皆出席，僅列入名冊的代表就有二百八十多人。柳先生在開幕式上以《從利瑪竇到李約瑟：漢學研究的過去和未來》為題發表主旨演講，大會主席陪侍一旁，禮儀隆重，全場肅穆而無不為之動容。
柳存仁先生的籍貫是山東臨清，1917年8月12日生於北京。早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國文學係，亦曾獲倫敦大學哲學博士和文學博士學位。後長期定居澳洲，擔任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中文講座教授，以及亞洲學院院長等教職。他還是英國及北愛爾蘭皇家亞洲學會會員，也是澳洲人文科學院首屆院士。1992年獲澳大利亞政府頒發的AO勳銜和勳章。國際漢學界公認他是頂尖級學者。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和風堂文集》暨《和風堂文集續編》，以及台灣出版的《和風堂新文集》，是他專著之外的重要學術論文的結集。上海古籍1991年還出版過他的文化隨筆集《外國的月亮》，我們從中可以體會他的文史知識和文筆情趣。其實青年時期他還寫過劇本和小說。我與柳先生的聯係所以比較多一些，一則由於彼此都涉獵過紅學，二則由於《中國文化》的創辦和對相關問題的探討，三則也與他的一部長篇小說重新在國內出版有一定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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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好1993年12月23日這個日子我有記錄，晚8時左右，柳存仁先生突然打來電話，說人在北京，第一次攜家人到國內旅遊，明天就返回，沒有驚動任何人。我意識到他是有什麼事需要和我見一麵，於是立刻趕往他下榻的台灣飯店。
原來他讓我看一本書，他寫的惟一的一部長篇小說，叫《青春》，1968年香港初版。我說國內也許可以重版此書。他開心地笑了，答應可以暫放我處。三年之後，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了這部五十多萬字的小說，隻不過將書名改做了《大都》。當然是經過柳先生同意改的。百花主人初意恐書的內容尚不夠“青春”，故提出易名問題。柳先生於是改做《四季花開》，但百花嫌意涵稍輕，建議叫《故都春夢》或《故都》。最後柳先生定名為《大都》，與書中所寫清末至20年代中期京城的人物與故事，庶幾能相吻合。
我與柳存仁先生有較多的通信，始於上世紀90年代初，迄今已有十七八年的時間，單是他寫給我的信就有七十通之多。就中涉及《大都》出版事宜的，有十餘通。他的信內容非常豐富，從不就一事而寫一事，而是順手牽引諸多文史掌故，娓娓道來，幽默細膩，妙趣橫生。比如因討論書名可否叫《故都春夢》，他會聯想到鴛鴦蝴蝶派名家張恨水，以及民國十八九年阮玲玉演的一部無聲電影。而且還插入一段鮮為人知的“今典”故實。他寫道：“說起張先生（指張恨水），有一逸事，是口頭聽人講的。80年代中國要人胡先生曾蒞此間，有區區教過書的洋學生在外交部服務任接待者，曾陪同坐飛機，不免閑談。胡公告以中國小說以張先生寫得最好。”此語於張於胡均無貶義，而是覺得此掌故甚雋，可入“世說新語”。因為柳先生對張的作品是頗具好感的，連《啼笑姻緣》第一回的回目“豪語感風塵傾囊買醉，哀音動弦索滿座悲秋”，他都背得出。隻不過《大都》的寫作，他認為還是屬於五四新小說的一流，故取名寧願遠離鴛鴦蝴蝶派的“風花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