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園裏男女大孩子們渴求知識的青春律動，永遠是季先生學問生命的不竭的源泉。隨著祖國邁開改革開放的步伐，季先生迎來了自己學術創造的高峰期。繼長篇譯著《羅摩衍那》竣事出版之後，《印度古代語言論集》《中印文化關係史論文集》《原始佛教的語言問題》《羅摩衍那初探》等論文集和專著，以及近十萬言的《校注〈 大唐西域記 〉前言》和吐火羅文不同文本《彌勒會見記劇本》的係列研究，都出版或發表於這一時期。正在撰寫的《糖史》，則是關於中外文化交流史個案研究的一部力作。而中華文化的特質、整合規律及對人類未來可有的貢獻，更是季先生近年集中思考的大課題。他有感於錢賓四先生最後一篇文章闡述的證道觀，多次著文論述中國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全身心地期盼本民族的文化在即將到來的21世紀能夠成為強勢文化。為此，他除了自己著述，竭盡全力支持、護持有誌於此道的中青年學人，在這方麵我個人有深切的感受。
我主編的《中國文化》雜誌是1988年開始籌辦的，老輩學者中第一個給予全力支持的就是季先生。他高興地出任學術顧問，並提供新作 《新博本吐火羅文A（焉耆文）〈彌勒會見記劇本〉第十五和十六張譯釋》給創刊號發表。待到翌年秋天《中國文化》正式創刊出版，季先生喜不自禁，說這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一本刊物。接著，第二期、第四期、第九期，都有季先生的文章。在一些學術活動的場合，他也常常提到《中國文化》。有一次可能是學界的朋友誤傳了，說《中國文化》由於資金困難，麵臨關張的窘境。季先生非常焦急，專門派一名弟子向我問訊，得知尚能維持，才放下心來。
不知底裏的人，很不容易理解已是耄耋之齡的季先生，何以還要參加那麼多社會性的學術活動。其實他是想以自己的影響力並通過言傳身教來激勵後學、推揚學術。他覺得我們大家都耽擱得太多了。我個人平時很少去打擾季先生，但《中國文化》雜誌和我們中國文化研究所召開的有關專業學術會議，季先生總是有請必到。1994年夏天，中印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我所舉行，一整天的會議，季先生自始至終端坐在會場，傾聽發言，參加討論。季老如此，會議便開得格外認真，國內學人、印度文學院的客人都非常滿意。
季先生是陳寅恪的學生，其治學方法深得陳學肌理。我本人因近年一直在作陳寅恪研究的題目，因此多了一重向季先生問難請益的機會。記得一次在季先生書房，他捧來上麵有陳寅恪批語的《高僧傳》讓我看。他說“翻翻，感受一下”，這句話，對我的啟示甚大。王國維、陳寅恪的學術方法，一向以重原典實物著稱，季先生也是這樣，他啟示於我的，是通過原典實物感受做學問的方法。的確，自從看了《高僧傳》的批語之後，我對陳寅恪的治學方法和學術精神的理解，更具象化也更立體化了。盡管對義寧之學的具體看法，在理解上我與季先生有不盡相同之處，季先生比較強調陳氏祖孫三代的愛國主義，我則更看重陳學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前兩年季先生結識了一位泰國的石頭收藏專家“奇石館主”周鎮榮先生。他稱這位周先生為“石顛”，並寫出文字記盛。後來他知道我也有“木”“石”之好，便欲安排與周先生會麵。因當時正在準備一次國際會議的論文，也由於自知己之所好不過是略寄自然之趣，不足以見告於大方之家，遂未果。但季先生寫來一信，說：“一個人‘顛’石或者‘顛’木，並不容易。那些顛名顛利的人，至死也難以理解。這個境界他們永遠達不到的。我微有顛意，隻是忙於其他事務，至今也還沒有成什麼氣候。”
這就是季先生，我所尊敬的教我感受學問的季先生。
載1996年10月2日《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