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之的文章裏還講到另外一件事，就是葉德輝的死。葉是湘省大儒，字煥彬，1864年生於長沙，光緒十八年（1892）進士，淹通文史，精於版本目錄之學。原來隻讀過他的《書林清話》，後來由於研究陳寶箴和1895至1898年的湖南新政，這個人物的輪廓逐漸清晰起來。他是守舊派的一員大將，地位僅次於王先謙，而比王先謙更為強硬。抵製梁啟超主講時務學堂（曰“將禍我湘人”），評點維新學政新徐仁鑄的《軒今語》，逼走南學會主講皮錫瑞，都是此人所為。故1898年八月政變，維新派受挫，王、葉詩詞往還，互相稱賀，以至王先謙許葉是當代的韓愈，有“摧陷與廓清之功”。而維新派的先鋒譚嗣同和唐才常，也是湘省人士，其強硬態度又在葉德輝之上。譚嗣同說：“才常橫人也，誌在鋪其蠻力於四海，不勝則以命繼之。嗣同縱人也，誌在超出此地球，視地球如掌上，果視此軀曾蟣虱千萬分之一不若。”當我勾沉發覆湖南新政這段曆史故實時，義寧父子（陳寶箴、陳三立）固是題旨所在，其中所看到的湘人的拗強性格，亦不無感歎。雖然，“地齊”隻是論學衡人的一項參酌條件，人物之妍蚩美惡，豈地域所能決定哉。龔育之也是湘人，其性格尚不如是也。可見如太炎先生所說，“地齊”之外，“政俗”亦至關重要。
葉德輝之死就與“政俗”有關。發生在1927年4月的這件事，不是一件小的事情，甚至兩個月後自殺於昆明湖的王國維，與之也不無連帶，哪怕僅僅是心理上的連帶。龔育之發表在《中國文化》上的文章，為我們透露了一條關於此公案的後續消息。這就是事過四十年之後的1968年10月，毛公曾放話：“對於這種大知識分子，不宜於殺，那個時候把葉德輝殺掉，我看是不妥當的。”育之說馮友蘭《三鬆堂自序》對此有記載。可惜毛公說那個時候他不在湖南，否則也許此曆史的頁冊會作另外的書寫？
龔育之的記憶力是驚人的。一次我和他探討“一目十行”是否可能的問題，他說自己做不到，不過聽說有一種閱讀方法，不是按字按句按行，而是按頁，就像照相一樣，停留三秒左右，整個一頁就記住了。但他說在書店裏，如果從一個書架的左邊看到右邊，速度不快不慢，他可以記住全部書名。我好奇自試多次，所記不過十之四五，比育之差遠了。還有他的讀書之博，也令人驚歎。他的專業方向主要是哲學和自然科學理論，近二十年旁涉黨史文獻和法律政策。但新時期以來，他讀了大量當代文學作品，包括王蒙、張潔、劉心武、王安憶、賈平凹等。張潔的《沉重的翅膀》頗受他的讚賞。一次他問我《廢都》看過沒有，我說隻看了開頭。問他的印象，他說一般。
我結識育之，緣於老友孫長江的介紹，1973年秋天，他們兩位同在一個臨時的教育刊物，約請我寫一篇探討《紅樓夢》與傳統教育思想的關係的文章。育之天生君子相，五官堂正，心宅透明，初見之下，即生好感。此後便常相往還。當時士晦民困，生命倒懸，友朋相見無雜言，但道妖氛惡。鄧的複出與受製，給他帶來了欣悅與困擾。他參與過諸多取向不同的文件的起草，文字上與聞國政，乾嘉諸老秉持的“實事求是”之義，他未敢或忘。此蓋因科學立命始終是他的本我。但應製之文，捉刀之筆，其身不由己之艱難險阻，亦當為知者知之。
《石頭記》早期抄本的一位署名脂硯齋的評者，頗諳作者身世閱曆，常發為感歎：“屈指三十五年矣！”我和龔育之的相識相遇，今年恰好也是三十五年。沒有想寫文章，隻送了一副挽聯：“立命科學，不忽小節，敬謹修為，強記博聞，遍讀百家書萬卷；與聞國政，能全大體，憂先樂後，公私判然，安定天下筆一枝。”不敢稱工，取意而已。但看了小禮的文章，文思湧動，往事如昨，拉雜寫來，謹以為念——距育之之逝已一個整月矣。
2007年8月11日於京東寓所
載2007年8月26日《文彙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