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龔育之的文章，也沒有一味揚善，於光遠1958年也唱過小麥高產的調子，但隨後他真誠痛悔，說這是“科學處長不科學”，隻記得“相信群眾相信黨”，忘記了相信科學。我不知道育之的為人為學的科學態度，隻是由於他和小禮都是自然科學出身，還是也受到了於光遠的影響。於、龔二人，道相同，性格卻不相像。於的心性中有浪漫和詩，龔則大事小事，嚴謹如儀。他的另外兩個上級，趙渢和秦川，也都是自成格局的人物。60年代初，我聽過趙的講演，有思想，好風度。秦亦見過，似初衷難易，定見不多。他們對育之的影響，應該都是正麵的。不管出於何種理由，反正科學是龔育之畢生未嚐或離的學術理念，而且知行合一。解釋學的一個基本假設，是認為曆史真相不能原封不動地重構。因此聽人講自己見過或經過的事情，轉述別人的觀點和看法，遇有情節繁簡的取舍或色彩濃淡的剪裁，往往諒之。但這個世界上有一個人，凡經他的口敘述的事情，其真實可信不改原樣纖毫的程度，應無有過之者。這個人就是龔育之。我本人有時相信直覺，不否定神秘經驗，主張“情本體”，認為心可以通靈，情可以通神，育之不以為然。湯一介、王蒙也不認同我的“大有異議非常可怪之論”。
小禮電話中囑告京城諸友，我給湯一介、李澤厚、王蒙、嚴家炎、邵燕祥、沈昌文、董秀玉打了電話。澤厚人在北美的克羅拉多，聞訊大驚。李澤厚比龔育之小一歲，少時同為長沙明德中學的高材生。一次校長拉他們到講台，舉起兩人瘦骨嶙峋的小胳膊，說光是學習好不夠，還要身體好。這個掌故，育之給我講過，澤厚也講過，版本完全相同。1996年第十三期《中國文化》，刊有程千帆先生的《葉德輝 〈 光複坡子街地名記 〉 補注》一文，頗及戊戌、辛亥以還長沙舊事，包括葉德輝1927年寫的攻訐農會的那副對聯：“農運方興，稻粱菽麥黍稷，一班雜種；會場擴大，馬牛羊雞犬豕，六畜成群。”嵌“農會”二字於聯首，橫額“斌尖卡傀”，寓“不文不武、不小不大、不上不下、非人非鬼”之意，可謂極盡挖苦辱罵之能事。傳說他1927年被殺，實與此聯語不無關係。龔育之是我創辦《中國文化》伊始就聘請的學術顧問，但雖為顧問，卻沒有正式向他約過稿。出版多期之後，一次晤麵，才提及如有合適文章不妨也給《中國文化》一篇。他說他關注的問題與《中國文化》的內容異其趣。待看到程千帆先生的文章，他說可以寫了，但不完全是學術，隻是一個更正，一段掌故，一點議論。這就是第十四期《中國文化》發表的龔育之的《從葉德輝之死談到黃興的流血革命和胡元倓的磨血革命》一文。
葉德輝《光複坡子街地名記》主要攻訐對象是民國元勳黃興，因此文中提到，與其改長沙坡子街為黃興街，不如把黃興開始出名的長沙明德學堂改為黃興學堂。當然也是諷刺語，並非真意如此。程先生《補注》說，明德學堂始建於1903年，創辦人是胡之倓，辛亥後改為明德中學。恰好龔育之就是明德中學的學生，他說校長不是胡之倓，而是胡元倓，程先生誤寫了。而且他文中講了一段有關胡元倓和黃興的故事，特別能引發我個人的興趣。黃興應胡元倓校長的延聘，本來擔任明德中學的體育與博物教師，但這位職業革命家，卻趁機成立了華興會，並在學校的實驗室製造炸藥，為長沙起義作準備。事情敗露後，清廷追捕黃興，胡元倓校長挺身而出，麵對臬司厲聲說：“諸事我均與聞。君如須升官，吾之血即可染紅君之頂子，拿我就是。”不料那臬司意外豪爽，回說：“此狗官誰願做，此刻看如何保護他了。”於是黃興在胡元倓的保護下得以逃脫。我在當期的《編後記》裏特地拈出這一故事，而且至今讚佩不已，不僅是勇於擔當的中學校長，那個能頓時開悟的臬司，也不可輕看嗬。育之在這個中學念書，他有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