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上海人在外地，可能會比他們在上海還更愛講上海話。尤其是五湖四海雲集、三教九流混雜的地方（如火車上或旅遊區），他們就一定要講上海話。因為他們不能容忍當地人不加區別地把他們混同於一般的“外地人”，也不能容忍別的外地人不加區別地把他們“引為同類”，當然更不能容忍其他上海人把自己也看成了“外地人”。因此，隻要有一個上海人開了頭，其他上海人便會立即響應，興奮而熱烈地大講其上海話。這種心態，老實說，已成為上海人一種“集體文化無意識”，以至於連他們自己，也不會覺得是“故意的”。
但在外地人看來，這就是“故意的”。你們上海人不是很“文雅”不是很“秀氣”不是連吃東西都隻吃“一眼眼”，怎麼說起上海話來，就一點也不“文雅”一點也不“秀氣”不隻說“一眼眼”就拉倒，還不是為了向世界向別人宣布你們是“上海人”！
的確，上海人在內心深處，是不大看得起“外地人”。
在上海，“外地人”這個概念，顯然帶有貶義，或者帶有對其文化不以為然的意思，起碼也表現了上海人的一種文化優越感。你想，如果大家都一樣，沒有高低貴賤之分，也沒有是非對錯之別，又有什麼必要區分本地外地？事實上，上海人確實往往是在表示鄙夷時才使用“外地人”這個概念的。它往往意味著憨大、洋盤、阿木林、十三點、豬頭三、拎不清、搞七甘三、脫藤落攀等等含義。比方說，上海人一般都會擠公共汽車（他們擠慣了），有一整套動作程序和坐站規矩。外地人當然不懂這些，上車之後，難免橫七豎八、磕磕絆絆。這時，上海人往往就會嘟囔一句：“外地人。”這句嘟囔，就帶有鄙夷的味道。上海人文明，一般不會罵“他媽的”，則這時的“外地人”，也就相當於“他媽的”。所以，在外地人看來，上海人嘴裏的“外地人”，就是罵人的話，至少也表現了上海人對外地人的鄙夷和不滿。
用“外地人”這個詞來“罵人”（其實不過是不大看得起罷了），這在全國可是絕無僅有。上海以外的其他地方，當然也有本地人外地人的說法。但那多半隻是表明一種事實，不帶情感色彩，也不帶價值判斷，頂多有遠近親疏之別罷了。也就是說，他們可能疏遠外地人，卻一般不會鄙視外地人。即便鄙視，也隻是鄙視某些外地人，不會鄙視“一切”外地人，更不會把所有的外地人都看作低能兒或冤大頭。
在這一點上，和上海人多少有些相似的，是北京人。
北京人和廣州人也都多少有點看不起外地人。不過，北京人，尤其是新北京人，一般都不大喜歡使用“外地人”這個概念，而更多地是稱他們為“地方上”。這當然蓋因北京位居“中央”，乃“首善之區”故。北京既然是“中央”，則北京人，也就當然地成了“中央的人”。“中央”要吹什麼風，首先就會吹到北京人那裏，而北京人當然也就“得風氣之先”，至少也會聽到許多外地人不足與聞的“小道消息”。這就足以讓北京人對“地方上”持一種“居高臨下”的態度。要言之，北京人的“派”，主要是一種政治上的優越感，並不帶社區優越的性質。所以，北京人一旦長期離開了北京，多半就不再有什麼優越感，反倒會因為他們的豪爽大度，而和當地人“打成一片”。北京人有政治優勢，他們當然都有理由在外地人麵前“擺譜”，牛氣一下。那麼，上海人的鄙夷外地人，又有什麼“正當理由”？沒有。
其實，這也是外地人最不服氣的地方：你上海人有什麼了不起嘛！是官比我大，還是錢比我多？你們的“本錢”，也就是你們自以為得計的所謂“聰明”或“精明”。然而，那又是多麼可笑的聰明和精明？無非是會套裁褲子節約布料，或者是會選擇路線節約車錢，而且是公共汽車錢！這幾個小錢，我少抽兩包“紅塔山”就省下。會在公共汽車站設立“站隊”和“坐隊”。可我們那裏公共汽車根本就不擠，隨隨便便上車就有座，的士也招手即來，還不貴，到底誰優越來著？
盡管在外地人看來，上海人並沒有多少資格自高自大，然而上海人偏偏比“天子腳下”的北京人和“財大氣粗”的廣東人更看不起外地人。上海話中有許多歧視、蔑視外地人的專用詞彙和語言，其中又尤以歧視、蔑視蘇北人為最，他們甚至被稱為“江北赤佬”（或小赤佬）、“江北豬穢”（或豬頭三）。過去上海滑稽戲（這是上海市民特別喜愛的一個劇種）的主要題材之一，便是諷刺嘲笑外地人、鄉下人到上海後的種種“洋相”。上海人（當然主要是上海小市民）津津有味地觀看這些“洋相”，並在哄堂大笑中充分地體驗自己的優越感。一來二去，“外地人”在上海人的“圈子”裏，竟成了顯示上海人優越性和優越感的“陪襯人”。
更何況，上海人對外地人的鄙夷和蔑視，幾乎是普遍性和不加區別的。比方說，一個上海人要對另一個上海人的“不懂經”、“拎勿清”或“不識相”表示憤怒和不可理解，便會怒斥或質問：“儂外地人呀？”似乎隻要是外地人，不管他是什麼地方的，都一樣低能。上海人對外地人的這種“一視同仁”，就特別容易激起那些也有自己優越感的某些外地人的勃然大怒。
終於有一天，積怨爆發，幾乎在一夜之間，舞台和熒屏上那些斤斤計較、小裏小氣、迂腐可笑、弄巧成拙的形象，青一色地操起了一口上海普通話。向以嘲笑“外地人”為能事的上海人，終於成為外地人共同嘲笑的對象；而曆來用於體現上海人社區優越性的上海話，則成了嘲笑諷刺上海人最得心應手的工具。
然而上海人對此似乎無動於衷。他們似乎並未勃然大怒。當然，對於外地人的種種非難，上海人心裏是不服氣的：你們隻知道說上海人精明、小氣，但你們知不知道我們上海人住得有多擠？一家幾口擠在一間房子裏，馬桶旁邊要吃飯的，不精明不小氣怎麼辦？我們上海人做生活規矩、巴結，又不笨，誰也沒有我們上海人對新中國建設的貢獻大，憑什麼該住這麼擠？不過，這些話，上海人也隻是私下裏嘀咕，並不公開說出來。上海人似乎根本無意於和別人爭個是非高低，辯個你死我活。外地人對上海和上海人褒也好，貶也好，上海人都不會在乎。最後落了下風的，還是外地人。
於是外地人就更加想不通。他們實在想不通上海人為什麼會有那麼強烈的社區優越感。一個有錢有勢有文化的上海人，固然會看不起沒錢沒勢沒文化的外地人（這好理解），而一個沒錢沒勢沒文化的上海人，居然也會看不起有錢有勢有文化的外地人（盡管勢利的上海人在表麵上也會作尊重狀），而且其理由又僅僅隻不過因為他是上海人。他們究竟有什麼本錢可以看不起一切外地人，又有什麼本錢可以對外地人的諷刺嘲笑無動於衷？
3.上海商人精明到家
“精明，太精明了！”這是各地生意人對上海商人最普遍的評價。
上海人因為精明，被人稱為“門檻精”。上海人的精明，反映在日常生活中，既包括謀取個人利益的行為，更包括對個人權益、利益的維護，該得到的，他們一分也不讓。這使得上海人常常為一點點小利益而斤斤計較。在上海，人們經常看到的一幅畫麵是：在菜場上，一個衣冠楚楚的男士為幾分錢與菜販子吵得不可開交。在生意場上，上海商人都是行家裏手，既識貨又明理，又敢於和善於據理力爭。上海人的錢不好掙。為此，韓國的一家報刊稱：“上海人都是經濟裏手，外國人很難從上海人口袋裏掏出錢來。”
上海人精明源自商業傳統的熏陶。其實，中國南方商人（如廣東商人、江浙商人等）的精明也是有口皆碑的，但是，作為區域整體人群的文化心理素質，上海人整體上被人們認為精明之至，精明已經成為上海商人人格的組成部分。可以說，上海商人的精明是骨子裏的。
因為太精明，上海商人做生意很有眼光。但是，由於太精明，上海商人大都十分謹慎小心，他們會注意到太多的細節。在做生意談判之前，他們多半已事先調查了解好了市場行情、談判對手情況等。他們的談判多半是在有了充分的準備之後才進行的。因此，與上海人做生意，常常會因個別小問題爭論不休，時間拖得很長，使人感覺跟上海人做生意很累。因此，與其做生意時必須要有充分的耐心。
上海商人勇於競爭，精於商戰。
上海具有商業競爭的傳統。
早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上海市場雖尚不成熟，此時的商業競爭卻十分殘酷。洋商與洋商之間、上海商人與洋商之間、上海商人之間，競爭都十分激烈。其競爭手段、激烈程度都讓人震撼。上海，商家必爭之地，誰能立足上海，誰就意味著擁有財富。上海是鑄造商界精英的大熔爐，在這熔爐裏，培養出了一大批商界精英。中國近代商業精英雲集上海，使他們在大上海各展雄才大略，各占“地盤”，從而使得大上海的商戰十分殘酷。上海商人個個都精於商戰。進入21世紀，上海的市場經濟已經步入成熟，南京路每天客流量達300萬人次，600多家商店比肩而立，各顯風姿。徐家彙、淮海路大型商廈不斷湧現，首尾相接，形成了獨特的“圈狀模式”。許多商家采取的競爭手段更加複雜多樣，廣告戰、價格戰、品牌戰……硝煙彌漫，奇招百出；甚至不免出現非理性競爭，比如過分殺價、相互攻擊謾罵等。但是，作為商家要在上海做生意就必須大膽參與，進行競爭。於是上海商人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商業手段之繁雜、經營思想之寬闊，令各地商人驚歎。
上海商人，經濟利益是惟一原則。
受長期的商業傳統影響，上海商人形成了以個人本位為核心的價值觀念，在日常生活中表現出講求實惠、漠視政治、關心個人和家庭生活，在商界則體現隻講經濟利益，重利潤的商人風格。
上海在長期的工商業曆史的影響下，實惠哲學成為上海人根深蒂固的觀念。把這一觀念衍化到日常生活之中，表現為上海人對實際的、具體的個人利益的重視，重視事物的實用價值，在形式和功能、審美與實用之間，上海人更傾向於後者，這一點極像美國人。追求實惠的上海人總是會在各種複雜的情況下，迅速找到自己的最大利益所在。在商業活動中，上海人較北方人較少地考慮麵子、名聲等非經濟因素，而是明確地將經濟利益放在第一位。
這種觀念反映在生意場上的買賣關係中，表現為上海商人買賣雙方都把對方看作實現自我目的的手段，把自我與他人的關係演繹為目的與手段的關係，得失的計算先於一切，商人們總是根據自己的投入多少與實際獲利的比較，評判自己行為的效果。
北方人做生意可能考慮的因素還有人情關係、地位差別等，而在上海，商人們卻很少考慮這些。上海人做生意，隻把經濟利益作為惟一原則和目的，隻考慮賺錢不賺錢，隻要有錢賺，幾個互不相識的人可以迅速組成一夥，而一旦經濟利益目的達到或這個團體達不到經濟目的，一夥人就迅速解體。
上海商人守法守紀，契約意識強。
長此以往，上海人形成了追求合理化、追求平等與規範的觀念。上海人的這種觀念，使得今天的上海市成為極具理性的城市。上海城市管理的特點之一就是熱衷於建立各種規章製度、辦法措施。如果遇到什麼新情況，上海人的傾向是立即製定管理辦法，而市民也基本服從管理。
守法守紀，遵守秩序是上海人的基本觀念。上海是我國法製觀念最強的城市。即使在舊上海，也很少有欺行霸市之徒。因為當時的商人多是移民，且有外國帝國主義的高壓控製。既然大家都是外來的，都沒有可依仗的傳統勢力，那就隻好憑自己本事吃飯，大家都應遵循相同的規則。因此，上海商人比較遵守商德、法規，這一經商意識沿襲至今。
上海人不做違法的生意，這雖不能說是絕對的，起碼是大多數上海商人的共識。在剛剛改革開放的那些年，沿海不少地方走私盛行，黑市猖獗，但上海人參與者並不多。在有些南方人看來，不違法就難賺大錢，造假賣假、偷漏稅款等頻頻發生，但上海人做這種事的人並不多。上海人是生意場上的“正人君子”，不做偷雞摸狗之事，甚至連“擦邊球”都不打。與上海人做生意時，應該遵紀守法，按規矩辦事，否則就會失去他們的信任和合作。
因為守法守紀，上海人是非常理性的，做事要求有理有據，他們契約意識強，重合同。這源自商業傳統的熏陶。上海現代商業曆史長，尤其是西方數百年商業傳統對上海的深刻影響，使得上海人形成了凡事講求公平合理、追求合理的心理素質，因此，他們較為重視合同契約。
上海商人做生意時，認真履行合同，一旦簽訂了合同，如無不可抗拒的外力影響，上海商人大多會嚴格按合同辦事，決不含糊。
4.上海牌男人最暢銷
上海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大的地方之一，所以作為男人，第一大事得掙個片瓦寸磚的。偌大的小夥子，談戀愛得叫爹媽騰地方，沒臉麵但也沒辦法。上海的房價日長夜大，鹹菜湯，半包煙，透出一份份的無奈。
活得辛苦，就難免要“適者生存”。上海男人的“精明”就漸漸練了出來。
上海人好麵子，朋友兄弟麵前是要“紮台型”的——上海男人財不大，氣是不敢粗的。氣不粗，但也不能“短”。於是就想出來一包香煙分兩檔，外麵殼子是紅塔山，放在白襯衣透明口袋裏蠻亮堂的，其實裏麵一半是紅牡丹——牡丹味道未必就差，隻是外麵流行雲煙，儂抽海煙，當然坍台。那一圈香煙，發出來的都是紅塔山，留給自己的就是牡丹，不愛“江山”愛“美人”嘛。
上海男人“精打細算”，最明顯的就是去菜場。上海的早晨一直是最精彩的。曾幾何時，上海的自由市場都成了男人的天下。而且人手一杆彈簧秤，看到“可疑”情況，亮出來即使虛晃一槍也是“卓有成效”的。這種“彈簧秤”戰術，於是在上海的商場上便培養出了一大堆的“經理”。上海男人罕見做大老板，但幾乎所有上海的洋行，都願意請上海人做經理。
在騙錢與被騙錢的案例中，上海男人很少在內。民間的經濟詐騙大案層出不窮，這事惟獨不會發生在上海男人身上，就是上海男人普遍小氣的緣故，因為小氣，也就有所警惕，也就多了個心眼，當然也就少上當受騙。不過自然也少了因為高風險帶來的高回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