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三章最奢華的城市：上海
1.北京人VS上海人
有一年中央電視台的春節聯歡晚會上有個小品，叫《有事您說話》。郭冬臨扮演的那個小夥子，逢人就說：“有事您說話。”為了幫人辦事（當然也為了顯示自己“有能耐”），小夥子半夜三更跑到火車站去排隊買臥鋪票，實在買不到就貼了錢買高價的。結果事情越鬧越大，弄得他自己也收不了場下不了台。饒這麼著，他見了人，還是忍不住要問一句：“您有事？有事您說話！”
這個小品自然有它自身的意義。但可以肯定，這是一個北京人的故事，而決不會是上海人的笑話。在上海，是不可能有人沒事找事到處“找”忙幫的。上海人愛說的不是“有事您說話”，而是“關儂啥事體”。這句話，不但適用於素不相識者，也適用於親戚、朋友、熟人、同事，而聞者一般也不會介意。它其實再明顯不過地表明了上海人的“灘塗意識”。
當然，上海也有“朋友，幫幫忙”的說法，但，對不起，那多半是一種挖苦，或委婉的警示，有“少添亂”、“別做手腳”或“有沒有搞錯”的意思。比方說，話說得太離譜，上海人就會笑起來，說：“朋友，幫幫忙！”又比方說，到自由市場買東西，便最好能用上海話說一句：“朋友，幫幫忙，儂勿要‘斬’我。”似乎可以這麼說，一個“有事您說話”，一個“關儂啥事體”，就這兩句話，便把北京人和上海人鮮明地區分開來。
這種比較對上海人頗為不利。因為它會給人以一種北京人熱情而上海人自私的感覺，而“上海人自私”，又是許多外地人對上海人的共同看法。其實，上海人並不像許多外地人想像或描述的那麼自私，他們也是樂於助人的，而且其熱情有外地人不及之處。比方說，外地人在上海問路，便往往能得到熱情的回答，有的還會出謀劃策，告訴你乘哪趟車又在哪裏轉車較為簡便合算。這種對“不搭界”者的認真負責態度，在外地人看來就未免匪夷所思，所以常常大感意外。外地人尤其是北方人，卻往往隻會對自己的“哥們”兩肋插刀，對陌生人可就沒有那麼周到，弄不好還會來個“關我什麼事”。
顯然，北京人熱情也好，不熱情也好，是內外有別的。比如前麵說的那個小夥子，固然熱情得逢人就問：“您有事？有事您說話”，但所問之人肯定都是“熟人”、“自己人”。如果見了陌生人也這麼問，那他不是“瘋子”就是“傻子”。而且，當他站在櫃台後，麵對陌生的顧客時，沒準其服務態度會生硬得夠嗆（這種釘子我們在北京可是碰得多了）。
上海人則相反。熱情也好，不熱情也好，是“一視同仁”的。他們會幫助求助於他們的人，但不會主動去問“您有事？有事您說話”，而無論這人是“自己人”還是“陌生人”。同樣，如果涉及他自己個人的事，他也會毫不客氣地說“關儂啥事體”，也無論這人是“自己人”還是“陌生人”。
道理也很簡單，就因為北京城的“圈子意識”是一種“群體意識”，而任何群體都是有限度的。比如“一樣大塊吃肉，大碗喝酒，大秤分金銀”的，就隻限於水泊中人，甚至隻限於一百單八人。梁山圈子以外，對不起，就沒有了，而且弄不好還隻有挨刀的份兒。這就叫“內外有別”。圈子外的人，可以無視其存在；圈子內的人，則必須“抱團兒”、“紮堆兒”，必須互相幫助、互相提攜、互相關照，包括時不時問上一句：“您有事？有事您說話！”
上海灘的“灘塗意識”則是一種“個體意識”。它強調的是個體獨立人格的“不可入”和自由意誌的“不可犯”。有句話說“上海人什麼衣都敢穿”，就因為在這個懂得尊重他人“隱私”（盡管不多）、允許保留“私人空間”（盡管很小）的“灘”上，過多地幹預他人的私生活是“可笑”甚至“犯規”的。上海當然不乏喜歡窺測他人隱私的小市民，而且人數比任何外地都多。
很難簡單地評說北京上海這兩種活法和意識的是非優劣。一般地說，外地人都認為，與北京人交朋友痛快，與上海人打交道輕鬆。如果能進入北京人的“圈子”，成為他們的“哥們”，就可以同他們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煙酒不分家，真格的就會“說走咱就走，你有我有全都有”。與上海人交朋友卻不容易。他們多半客氣而不熱情，禮貌而不親切，很難掏心窩子說心裏話。因為他們都會有意無意地堅守個體意識的“不可犯”和“不可入”原則。所以，上海沒有“哥們”，隻有“朋友”。哥們是相互依存的，朋友則是相互獨立的；哥們得親密無間，朋友則不妨情淡如水。更何況，上海人的所謂“朋友”，也未必真是什麼朋友，比如暗地裏磨刀霍霍準備“斬”人一記的小販就是。
上海人的處世哲學其實也不錯。的確，上海人是有“各人自掃門前雪”的“毛病”，但如果每個人都把自家門前的雪打掃幹淨了，豈非就沒有什麼“瓦上霜”要別人來操心？相反，如果天天操心別人的事，則自己的事就未必做得好，比如那個逢人就問“您有事？有事您說話”的小夥子便是。再說了，別人這麼關心你，你豈不也得“時刻準備著，時不時地問別人一句：您有事？”這麼活，太累！何況，當大包大攬地說了“有事您說話”的話時，萬一事情辦不成，又該怎麼辦？為了未雨綢繆，就得事先“儲備”一批“哥們”，還得個個有能耐，比如能一下子批六張臥鋪票，而且還都是下鋪什麼的。
生活在上海人中間，就不會有這麼多事。事實上，不少外地人都有同感：也許很難和上海人交朋友，卻不難和他們共事。上海人是比較計較，賬算得很清。但這在保護了他自己利益的同時，也保證了別人的權益；在維護他自己人格獨立的同時，也尊重了別人的獨立人格。至少，和他們交往時，不必處處設防。這就輕鬆。甚至不必太在意自己的形象和對方的態度。因為如果上海人對你大皺眉頭，你也可以回他一句“關儂啥事體”的。更何況，在現代社會交往中，“哥們”總是少數，更多的還是要麵對“泛泛之交”。那麼，輕鬆一點，豈不好？
北京文化是兼容的。官方體製文化、知識分子文化和民間民俗文化處於一種多層共生狀態，各拿各的號，各吹各的調。各類圈子，和平共處，相安無事，井水不犯河水，並無統一的社區性。如果說有什麼共同之處，那就是北京才有的“大氣”：大雅、大俗、大派頭。要之，北京是雅能雅到極致，俗也能俗到底俗到家。比方說，你能想象用諸如“臭皮”、“驢肉”或“小腳”、“褲子”之類的詞兒來作地名？北京就能。北京不但有“臭皮胡同”、“驢肉胡同”，而且還有“母豬胡同”和“屎殼螂胡同”；不但有“小腳胡同”、“褲子胡同”，而且還有“褲襠胡同”、“褲腳胡同”。任誰也不敢相信這是皇上眼皮底下的地名兒。嫌俗？改了就是。比方說，把“灌腸胡同”改為“官場胡同”。這可真是隻有北京才可能有的文化奇觀。
上海文化則是消融的。各色人等，自由發展，公平競爭，但最終卻把他們統一於上海的社區性。精英分子固然難免因此而有些“海派作風”，中小市民卻也會因此而多少有些體麵和雅致。結果，上海人無論職業階層、社會角色如何，都會多少有些“上海味”。因為他們都生活在這個高度社會化和高度一體化的上海灘上。他們的生活方式大體相仿，他們的價值觀念和審美取向當然也就難免大體一致。甚至上海的街道名稱也沒有北京那麼五花八門，它們往往是真正的“地名”：東西向的多以城市命名，如南京路、北京路；南北向的則多以省份命名，如福建路、四川路；裏弄則標以數字，一看就知道是上海的地名。
總而言之，大氣的北京城城內有城，官、學、民三種文化各安其位，各守其本，形成一體化前提下的多層次；開闊的上海灘灘外有灘，五湖四海風雲際會，天南地北交互消長，形成多樣性前提下的一體化。北京與上海，是兩類不同的大城市，有著兩種不同的大手筆。北京“一體多層”，上海“多樣統一”。北京大氣，上海開闊。
同樣，北京人和上海人，也有著不同的文化特征。
北京人是身份感比社區性更明顯（所謂“丟份兒”、“拔份兒”即含有注重身份的意思在內）。一個北京人，首先是官員、學者、平民，然後才是北京人。當然，所謂“身份感”，不一定就是職業、階級，也可能是指“品類”，即“君子”與“小人”、“高士”與“敗類”。不管什麼時候，北京人都不能丟了身份，這就叫“倒驢不倒架”。因為倘若丟了“份兒”，就沒人承認你是北京人，豈止不是北京人，就連是不是人，隻怕也是問題。
上海人則是社區性比身份感更突出。他們首先是上海人，然後才是商人、職員、自由職業者。上海學者餘秋雨曾因不會說上海話而感到窘迫，上海某位市長也曾因不會講上海話而受到歧視。的確，在上海人看來，是不是上海人，比什麼都重要；而會不會講上海話，則往往決定著在上海和上海人那裏所能享受到的待遇。在外地，一句上海話，往往就能引起上海人的驚喜：“儂上海人呀！”接著就是用上海話熱烈地交談。至於對方是什麼職業身份，則往往不在考慮之列。
也許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才形成了這樣的現象：全國各地都有“小上海”，卻幾乎從來沒有“小北京”。因為北京人一到外地，首先是融入自己階層的圈子裏，官員歸官員，學者歸學者，當然也就不可能像上海人那樣，首先是上海人歸上海人，並一起傳播上海文化，把當地改造為“小上海”。結果是，愛“抱團兒”的北京人，到了外地，便成了並無社區特性的散兵遊勇，而平時“各顧各”的上海人，在外地卻大成氣候，當然，不是某個上海人的氣候，而是上海文化的氣候。
2.外地人與上海人
餘秋雨說：“全國有點離不開上海人，又都討厭著上海人。”（《文化苦旅》）這話說得不完全準確。準確的說法應該是：全國都離不開上海，又都有點討厭上海人；全國都向往著上海，又都有點忌恨上海人。
“上海人”這個稱謂，在外地人心目中，有時簡直就是諸如小氣、精明、算計、虛榮、市儈、不厚道、趕時髦、耍滑頭、小心眼、難相處等等“毛病”的代名詞。常常會有這樣的情況：當人們議論某某人如何有著上述毛病極難相處時，就會有人總結性地發言說：“上海人嘛！”後麵的話也就不言而喻，而聽眾也就釋然。似乎上海人就得有這些毛病，沒有反倒不正常。某單位提拔幹部，上麵原本看中了某同誌，但有人向組織部門反映，說“他是上海人呀”，結果該同誌便不能得到提拔。外地人對上海人的忌諱和提防，由此可見一斑。
事實上，對上海人的反感和討厭，幾乎可以說是長期性的和普遍性的。正如全國各地都有“小上海”，全國各地也都有對上海人的“微詞”和關於上海人的“笑話”。
有關上海人的笑話真是五花八門數不勝數。比方說，“上海的男人喝醪糟都上臉”，或“上海的女人買牙膏都要磅一磅，看看是買大支的合算，還是買小支的合算”等等。在一個小品節目中，一個北方籍的妻子就這樣數落她的上海籍丈夫：“那麼小一塊蛋糕，我睡覺前他就在吃，等我一覺睡醒來，他還在吃。”總之，這類笑話特別多，特別離奇，講起來也特別放肆，而別的什麼地方的人，是沒有也不可能有這麼多笑話的。似乎偌大一個中國，惟獨上海人，是可以肆無忌憚任意加以嘲笑的一群，或者是特別值得笑話的一群。
這些笑話中當然難免誇大不實之詞，但也並非完全沒有道理。事實上，外地人討厭上海人的“理由”似乎很多。除了前麵說那些“毛病”外，上海人讓人討厭的地方還很不少，比如自私、排外、對人冷淡等。在旅行途中，不顧別人是否要休息而大聲講話的，多半是上海人；在旅遊勝地，搶占景點照相的，也多半是上海人。最可氣的是，他們搶占了座位和景點後，還要呼朋引類（當然被呼叫的也是上海人），完全不把別人放在眼裏，似乎隻有他們才最有資格享受這些座位和景點。上海人之最讓人討厭之處，往往就在這些場合。
不過，外地人討厭上海人的直接原因，還是他們說上海話。
這似乎沒有道理。上海人嘛，不說上海話說什麼話？再說，全國各地都有自己的方言，就連北京也有。為什麼別人說得，惟獨上海人就說不得？難道說上海話是全中國最難聽的話不成？
問題並不在於上海話本身，而在於上海人講上海話時那種“旁若無人”的態度。的確，最讓外地人討厭的，就是隻要有兩個以上的上海人湊在一起，他們便會旁若無人地大講其上海話（而且往往嗓門還很大）。
這時，被“晾”在一邊的外地人，就會向他們投去反感厭惡的目光，至少也會大皺其眉頭。可以肯定，當著外地人講隻有自己才懂的話，確實是極不禮貌的行為。
但是，這種行為外地人也有。那些外地人湊在一起，也會講他們的本地話，也會忘掉旁邊還有別的地方人。為什麼外地人這樣做，就不會讓人反感（至少不那麼讓人討厭），而上海人這樣做，就特別讓人不能容忍。
原因也許就在“有意”與“無意”之別。
一般地說，外地人都不大會說普通話。其中，水平最差的是廣東人。一個廣東地方幹部陪同外地幹部到城郊參觀，興高采烈地說：“坐在船頭看郊區，越看越美麗”，結果外地同誌聽成了“坐在床頭看嬌妻”，一個個掩嘴竊笑。因此有句俗話，叫“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廣東人說官話”。廣東人講普通話的那種別扭，不但他自己講得費勁，別人聽得也難受。有個笑話是諷刺廣東人講官話的。那笑話說，一個廣東人到北京的餐館吃飯，問：“小姐，水餃多少錢一碗？”結果服務員聽成了“睡覺多少錢一晚”，便憤怒地罵了一聲“流氓”。沒想到這個廣東人的普通話水平實在太差，竟高興地說：“六毛？兩碗啦！”
廣東人無論說“官話”（普通話）還是說“白話”（廣州話）反正都一樣難聽，也就無所謂。上海人就不一樣，他們語言能力都比較強（上海的英語水平普遍高於其他城市，就是證明），除浦東土著外，差不多個個都會說普通話。即便說得不太標準，也決不會像廣東人說官話那麼難聽，甚至可能還別有韻味。會說而不說，當然是“故意”的。何況，上海話又是中國最難懂的幾種方言之一。當著外地人講這種誰也不懂的“鬼話”、“鳥語”，不是存心不讓人聽、不把別人放在眼裏，又是什麼？
為什麼不把別人放在眼裏？因為上海人自認為是“高等華人”，是全中國最優秀最高貴的人種。上海話，就是這個優秀高貴人種的標誌，也是和“低等華人”（外地人）劃清界限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隻要有機會，他們就一定要說上海話，而且要大聲地、尖嗓門地、無休止地講。如果沒有這個機會，也要想辦法創造一個，就像暴發戶們一定要想辦法掏出“大哥大”在眾人麵前哇啦一頓以示牛氣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