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二章最大氣的城市:北京(1 / 3)

正文 第二章最大氣的城市:北京

1.北京人的大氣和霸氣

北京的“大”,幾乎使每個到北京的人,都會覺得自己“小”。

有句話說:“到了北京才知道自己的官小,到了廣州才知道自己的錢少,到了深圳才知道自己的人老。”其實,到了北京,又豈止是覺得自己官小,簡直是連人都很小。那麼大的北京,一個兩個人走了進去,就像水珠融進了大海,看都看不見,影兒都沒有一個。這其實也是北京容量太大使然。一個空間,如果容量太大,納入其中的事物就顯不出“體積”來。不要說人了,就連摩天大樓立交橋那些龐然大物,在北京也顯不出有多大。更何況,北京又是一個藏龍臥虎的地方。

那個衣著樸素、神態安詳、滿不起眼的遛鳥老頭,沒準是大清王朝皇族後裔,大小是個“貝勒爺”;而那個坐在小攤上喝豆汁、吃火燒或者炒肝兒,吃完喝完一抹嘴就騎上自行車去上班的中年人,也很可能是一位什麼重要部門的什麼長,大筆一揮就能批個十萬八萬甚至上百萬。這些人,在北京都很普通,就像他們說的話都是“普通話”一樣。北京,畢竟太大太大,再大的人物,在北京也不大容易“大”得起來,久而久之,自然也就會變得普普通通。

北京的官們大多“不大”(真正的“大官”你見不到),北京的市民卻多半“不小”。有人說上海是“大城市,小市民”,北京卻絕對沒有“小市民”。北京的市民都是“大市民”:派頭大,口氣大,架子(或者禮性)也大。

“大氣”,可以說是北京人的一種普遍特征。他們的生活方式,幾乎無不帶有“大”的味道:幹大事,說大話,講大道理,討論大問題。就連聊天,也叫“侃大山”(先前則叫“神吹海哨”,也有“大”的意思)。就連喝茶,也鍾愛“大碗茶”。他們對於小打小鬧不感興趣,對於小模小樣看不上眼,向往的是成為“大腕”、“大款”,當然最好是“大官”。就連找媳婦,也不大喜歡“小家碧玉”式的。至於喝啤酒,當然更得論“紮”。如果一小杯一小杯地來,一小口一小口地抿,那還叫喝酒?

北京人的大氣,與燕趙遺風,或者說,與北中國的豪雄之氣不無關係。這種豪雄之氣以山東、東北兩地為最多,而在全國,最喜歡北京人、最容易和北京人認同的,也恰恰是山東人和東北人。

山東、東北,“大碗喝酒,大塊吃肉”的豪爽是少不了的,“為朋友兩肋插刀”的義氣也是少不了的。這些北京也都有,隻不過大碗喝酒僅限於喝啤酒,大塊吃肉一般是涮羊肉,兩肋插刀則多半是豪言壯語。但不管怎麼說,北京人畢竟是崇尚豪雄和講義氣的。

北京人推崇的是“不吝”、“豁得出去”,古道熱腸和俠肝義膽在北京也總是受到好評。“不吝”並不簡單地隻是“不吝嗇”。它至少還有滿不在乎、敢做敢為、超拔灑脫、大大咧咧甚至不修邊幅等意思在內。在各地方言中,大概隻有武漢人的“不啫”與之相似。不過武漢人的“不啫”重在“直”,北京人的“不吝”則重在“爽”。所以武漢人極其憎惡“鬼做”,而北京人的“不吝”則很可能具有表演性,變成一種“作派”。

這種作派常常被稱作“狂”或“匪”。這是一種由服飾、舉止、口氣、派頭等綜合因素構成的氣勢。它既以“狂匪”名之,就不能有“奶氣”,因此不但不能精巧雅致,反倒要“粗”一點才好。

事實上豪爽往往和馬虎難解難分,精致則難免因過分注意細節而顯得“小家子氣”。“小心翼翼”則不“豪”,“精雕細琢”則不“爽”,簡單粗疏反倒自然灑脫。

顯然,北京人不是不講究,而是特講究。他們講究的不是我們通常所謂“生活質量”,而是“份兒”和“派兒”。怎樣做“有派”,能夠“拔份兒”,他們就怎樣做。比方說,在滿街“藍螞蟻”的年代,穿一身將校呢的舊軍裝,是“派兒”;當滿街都是西裝革履新潮名牌時,著圓領汗衫翻毛皮鞋反倒“拔份兒”。這種服飾符號背後的潛台詞是:我就敢不隨時尚,就敢對著來,怎麼著?因此是“特狂”、“特匪”、“特不吝”。

這恰恰是一種京都意識。“京都人”與“地方上”的人,如果說有什麼不同,那就是“京都人”是超群脫俗、高人一等、與眾不同的。這種“卓異”或“特異”,表現於老北京,是恬淡平和、見慣不怪;表現於知識界,是俯視天下、語驚四座;表現於小青年,則可能是狂痞匪氣、街頭拔份兒。無論何種表現,其背景都一樣,即北京人特有的大氣。因為他們是這個全國最大的城市中之一員,他們不大也得大。

的確,北京市民的“大”,是以北京的“大”為依托和背景的。

不管在明麵兒上是否表現出來,幾乎每個北京市民都無不以自己是一個“北京人”而自豪。最老派的北京人會以一種“華夏”看“夷狄”的眼光看外地:除了北京,“天津、漢口、上海,連巴黎、倫敦,都算在內,通通是鄉下”。即便不把北京看作惟一的都市,自豪感也不會因此而稍減,因為隻有北京人,才“能說全國尊為國語的話,能拿皇帝建造的禦苑壇社作為公園,能看到珍本的書籍,能聽到最有見解的言論”(均為老舍作品中人物的觀點)。在他們看來,就連北京的熬大白菜,也比別處的好吃。為什麼?五味神在北京嘛!五味神是何方神聖?沒人知道。但萬歲爺既然在北京,那麼,不管他是誰,也得到駕前伺候。

這種自豪感因為北京成為新中國的首都,又在新一代北京人身上得到了加強。他們都是“中央的人”,相對“地方上的”,優越感也就自不待言。這裏說的新北京人,也包括那些出生在外地工作在北京的年輕人。他們之所以能夠在北京工作,多半是大學畢業後因“品學兼優”留京或分配來京。優秀的大學畢業生原本就是“天之驕子”,而他們所在的單位,又多半是大專院校和國家機關,比起老北京人中那些“引車賣漿者流”來,還更為貼近“中央”,消息的來路也更可靠。所以這些人聚在一起,沒有一個不“牛皮哄哄”。

其實“板兒爺”們又何嚐含糊!他們聚在一起,高談闊論的同樣是國家大事,消息也同樣是國務院部委辦傳出來的。好歹都在中央這地麵上住著,怎麼也聽得到一點風吹草動吧?不妨這麼說:上海人是人人都很體麵。也許他晚上要在亭子間架床,早上要早早起來倒馬桶,但隻要走在街上,就一定是衣冠楚楚。北京人是個個都很牛皮,也許他根本就沒有什麼正式工作,一日三餐不過棒子麵窩窩頭,但隻要一開口,就一定是國家大事世界風雲,而且話裏麵決沒有窩窩頭味兒。

對政治的空前熱情,正是北京人“大氣”的一個重要表現。外地人對北京的一個相當一致的看法是:“北京人人都是政治家。”對於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從海灣戰爭到王府井的改造,從克林頓訪華到科索沃衝突,差不多每個北京人都有自己一整套看法,而且說得口若懸河、頭頭是道,讓人覺得他們不是的士司機、店員、鞋匠或賣西瓜大碗茶的,而是中央政治局的顧問或智囊。

北京的政治民謠和政治笑話也特別多,你往往能一下子聽到好幾種版本,讓你忍俊不禁。但如果要說“正格的”,他們也能慷慨陳詞,說理充分,使用政治話語或引用名人名言也嫻熟自如,讓你不能不佩服他們的政治抱負、政治理想、政治敏感和政治才能。這實在是北京人“大氣”的最好注腳。是天底下,難道還有比政治,比天下興亡、民族盛衰更“大”的事可以說?正是對政治的空前熱情,使北京人成為“大市民”。

北京人“大市民”有什麼樣的人沒見過(其實當然未必見過)?老舍先生來買醬瓜,還客客氣氣呢(其實當然未必買過)!那麼,請問你算老幾?老話說:“客大欺店,店大欺客”,對不起,咱北京就是欺客的地兒!不滿意?別來呀!愛來不來的,誰請你啦?

顯然,這就不是“大氣”,而是“霸氣”。這決不是北京應該有的氣象,這也決非“正宗”的北京做派。正宗的北京人,老派的北京人,尤其是又老派又正宗的北京生意人,是不興這樣對待顧客的。在老舍、鬱達夫、林語堂等人的筆下,老北京人是無論身份高低貴賤,都一樣。至於生意人的“一團和氣”,簡直就像是天生的,豈有慢待顧客、愛理不理,甚或拿顧客“撒氣”的道理?

北京的“和氣生財”來自北京文化的“大氣”。也就是說,老北京生意人的“和氣”,根本就不是什麼“服務態度”,而是一種“文化教養”。它是天朝大國的雍容氣度,是世紀老人的閑適安詳,是“大人不記小人過”的仁和謙讓,是一個正宗北京人應有的教養或者說“禮數”。

一個有教養的人是不該生氣的。即便對方無禮,有教養的北京人也不該失禮,反倒應該更加和氣。自己越是和氣,就越是顯得對方沒有教養。這不是“丟份兒”,而是“拔份兒”;是寬以待人,也是自尊自重。不管是做生意,還是做別的什麼,都這樣。

有人說,北京的各行各業“鹹近士風”,便正是看到了這種“和氣”不但普遍,而且與“知書達禮”相關,有一種儒雅的底蘊,甚或是一種書卷氣。所以,一旦這種“禮數”、“教養”或“書卷氣”沒了,事情也就會變成完全不同的另一個樣子。

北京人的這種禮數、教養、儒雅風範和雍容氣度,可以從他們對待外地人的態度上看出。

一般來說,北京人,尤其是老派正宗的北京人,是不會歧視和欺侮外地人的。比方說,你在北京,如果向老北京人問路,得到的幾乎必定是極為清楚、詳盡、和氣而又有人情味的回答。那神情、那口氣、那份熨帖,就像對待一個迷路的孩子。然而這種“和氣”的內涵,恰恰是惟獨北京人才會有的“京都意識”:咱北京是“天子腳下,首善之區”,北京人在“禮數”上,當然應該是全體國民的表率。北京人最值得自豪的,不就是比別人更懂禮麼?如果咱們禮貌不周,那就是在全國人民麵前“丟份兒”啦!再說了,咱北京是全國的首都,外地人不過是分家出去單過的小兄弟罷了,現在他們回家來,不認路了,咱當大哥的,不幫他一把,行麼?

所以,在北京,如果不和服務行業打交道,我們不大容易明顯地感受到對外地人的歧視和不屑一顧,而這種感覺我們在上海、廣州等地卻時有體會。北京人其實是自我感覺太好了,好得不必擺出一副惟我獨尊的派頭,就像不必在北京二字前冠以“大”字一樣。

顯然,北京人的自豪感,毋寧說是一種民族自豪感,而非地域或社區自豪感。北京人,可能是中國人中最少“地域文化心理狹隘性”的一群。因為他們不是某個地方或某一區域的人,而是“中央的人”。中央隻不過高於地方,卻並不與地方對立,更不排斥。所以北京人並不“排外”。既不排斥外地人,也不排斥外國人,甚至也不(像上海人那樣)鄙夷鄉下人。他們不大在乎別人說自己“土氣”、“鄉氣”。

相反,他們對於鄉村還天然地有一種親切感(比如把“心裏美”蘿卜當水果吃)。富麗堂皇、雍容華貴的北京城內,也不乏鄉情野趣之地。那裏野曠人稀、風物長靜,可以體味到人與自然的親近。這當然是一個農業大國的京都人才會有的情感,決非那些在擁擠狹窄的水泥弄堂裏長大的上海人所能理解。

2.最牛北京人

北京是六朝古都,首都無限的優越感滋養著皇城根下的北京人,滋養了北京人的大氣與平和的同時,也滋養了北京人的自負和孤傲。數百年來,粘附在北京人身上的“中心感”,越粘越厚,越粘越緊,撕都撕不掉。

外地人常常抱怨北京人太“牛”了,“牛”到隨時都會傷害人的地步。憑心而論,一個國家隻有一個首都,北京人想不“牛”都不行。

人家出家門就能看見天安門,不“牛”行嗎?人家早上送孩子上學晚上下班買菜都是從國家部委大門經過,不“牛”行嗎?人家所住小區組織的文藝彙演可以一個電話叫來幾個當紅的明星大腕,不“牛”行嗎?國際馬拉鬆比賽就從胡同口經過,人家還懶得去看,不“牛”行嗎?北京人到了外地,千萬別帶北京朋友到公園去玩,因為外地城市的公園與北京的公園一比,那簡直就是一個小院子。

在北京,有權的人“牛”,沒權的人也“牛”,有錢的人“牛”,沒錢的人也“牛”,這種“牛氣”與生俱來,根深蒂固。北京土著作家王朔敢說“我是流氓我怕誰”是需要點兒“牛”勁的。

七七盧溝橋事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文化大革命爆發,打倒“四人幫”,抗擊“非典”,人家什麼沒有親眼見過沒有親身經曆過?生活在北京,想見明星和大腕,比外地人想見親戚還簡單,人家還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

北京人有著身處“首善之區”的世俗優勢,所以北京人大大咧咧、不修邊幅的氣質,的確來自於心靈深處的底氣。然而,北京人的偏見卻是顯而易見的,他們總認為,在中國,北京就是最好的,首都才這樣,你下邊能咋樣?他們動不動就說人家美國怎樣日本怎樣香港怎樣,連一直在跟北京“較勁兒”自稱“東方巴黎”的上海,北京人都閉口不提,不屑一顧。實際上,每個城市都有自身的優勢和特色,北京有大連幹淨嗎?有威海空氣好嗎?有深圳開放嗎?有成都休閑嗎?

許多北京人對外地一無所知。他們在骨子裏認為,北京多好,上下五千年的東西什麼沒有?外地有什麼看頭?他們中的許多人根本就沒有去過外地也不想去外地,這就是北京人的自閉了。

北京人說話字正腔圓,挺適合“侃”,有人風趣地說,北京周圍的山為什麼那麼低,原來是讓北京人“侃”的。北京城大街小巷裏的大小酒店,華燈初上,家家爆滿,主要原因不是北京人愛吃,而是北京人愛“侃”。

北京人善“侃”舉世聞名,成都著名的“擺龍門陣”根本無法跟北京的“侃大山”相比。“擺龍門陣”基本上還是“聊”,有一種悠閑的雅致,有些瑣事,有些無聊,但“侃大山”卻決然不同,“侃大山”重在“侃”,可以眉飛色舞,可以氣壯山河,可以暈頭轉向,可以找不著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