婦女走上舞台，與男性同台演戲，這事兒本身就破天荒開了先河，溪撼人心，看爆眼球，更新鮮處在於，百裏洲等地不少劇團的男女大名角兒中，假做真時真亦假，台上台下是親人，一對對青年演員們真的喜結良緣了，這《小二黑結婚》、《新事新辦》、《登記》竟是真夫妻、新夫妻所扮演。在江口劇團，三年間連續演成四對兒並蒂花開。觀眾們對種種名角兒故事，百談不厭，對這一台台真假戲更是百看不煩。
翻身人大演翻身戲，翻身人喜看翻身戲，演不盡，看不完，這又是百裏洲土改一大景觀。沒有任何人會為暴力中敗落的地主階級，為他們那橫死於江畔的魂靈吟唱挽歌，哪怕是少許溫情與憐惜，也絕不會有。
土改景觀之種種，壯美而慘烈，尖銳而複雜，實難躍然紙上。美國作家韓丁，身為土改觀察員，親臨山西長洽張莊村考察，針對者僅僅太行山上一個淺通村莊，著書《翻身》，成書洋洋50萬言，仍難以盡述一村之詳，可見土改變革之激烈，動蕩之深刻，事務之繁重，人心之難狀。長江百裏洲，彼時人口三萬餘，村落遍布孤島鹵北爾西，就本章模，其景觀也不能再細分了。隻是共產黨人領導了土改，披荊斬棘開新宇，而另一側麵也應做個交代。一國民黨方麵情況如何呢？是不是果如以往教科書說的耶樣：他們是地主資本家們階級利益的總代表，一味地反吋土地改革呢？事情沒有那麼簡單。新解放區土改時，國民黨政權自是敗出大陸之外，但是30年代在蘇維埃土改時，在40年代中共老區土改吋，國民黨仍是一個統一國家的執政黨，其上層、中層有識之土包括蔣介石本人，不可能無視中國前途的根本問題一農民與土地。哪怕是出於維護其政權的需耍，也決不可能對這樣顯而易見的特大問題掉以輕心。所以過去談土改，隻字不提國民黨的農業變革和土改試驗，你說片麵不片麵？
先要承認上世紀上半葉，不管什麼主義吧，在中聞農村經濟當中，主要農產品如大豆、茶葉、蠶絲、棉花、煙草等，已經有了以公司為生產經營特征的各種商品化組織，有外國辦的，也有中國辦的，舊有的農村自然經濟和生產關係開始發生變化。隻是這種轉變或因戰亂或因災害或因積累不足，未能得到大規模的發展。
中國農產品的主體一糧食和棉花的生產，在1949年以前已經相當口了觀。頁裏洲上的好田地單季稻畝產町達500斤，俗稱一石田。1936年百裏洲在土花基礎上開始試種日本新棉種，1946年試種美國柯字新棉種，居然還成立了合作社，當年改種新棉超過千畝，那一年指南村棉農陳言久種了18畝，平均畝產180市斤。1953年的岱字新棉種就是在美國柯字棉基礎上發展而來的。
學者溫鐵軍先生的研究表明：早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全國逐漸形成了專業化程度較高的農業種植區域。如蘇鄂魯冀豫陝浙七省，為主要棉產區；皖贛閩浙湘蜀滇七省，為主要茶產區；浙粵蘇蜀鄆湘魯冀八省，為主要蠶桑區；魯豫皖滇四省為煙草區；遼吉黑東北三省，為大豆產區；東三省及魯冀蜀豫四省，為小麥集中區；長江流域為稻米產區。溫鐵軍先生的觀點很肯定：由此可以認為，（1949年以前）我國傳統農業的經濟、社會以及政治結構，因為專業化的生產和商業化的交換日益普遍，而在不斷改變之中。占有土地較多的農民在種植結構調整中，逐漸向追求貨幣收入的行為取向轉變。溫鐵軍先生從事農村基本經濟製度研究，長期以來對當代三農問題進行世紀反思，其許多觀點是實事求是的，因而也更富有汄識價值。如上麵這一段，讀者一讀，你很難忽視不計。
如將1949年的中國農業水平與後來80年代前的人民公社作一比較，後者的情景實在不容樂觀。特別是60年代初期的大饑荒，恐怕就更讓人難堪了。此處不多言敘。
還說國民黨方麵，黨內外同樣聚集了不少推翻晚清帝製以後的知識精英，中共一方從30年代起在蘇區大搞土地運動，那邊一方當中，自然也有不少人懂得農民、農村、農業，足以決定黨國的前途與命運，絕不至於無視吾土吾農於不顧。
全麵情況雖不盡了然，但有些實際動作仍為世人所知。早在二三十年代，㈤民黨方麵開始重視關於農業政策的研究，嚴仲達先生的《耕者要有其田》，唐啟宇先生的《中國農業改造問題叢著》等影響較大，黎明書局出版了潘楚基所著《中國土地政策》一書，書中主張我們此刻不能以暴力使耕者有其田，提出了累進征稅、累進減租、取締賣田、購田貸款、收買土地、專收逆產等六項針對農村土地問題的改革辦法，以漸次達到我們所擬議的第一步，是辦到農田私有權的民眾化；……第二步，是要由農田私有權的民眾化，辦到農田所有權的社會化，換言之，就是土地私有製全部消滅。著者潘楚基先生是從美國學成歸國的學者，兼學過馬克思學說，對國民黨政府提出了一係列變革農村的建議。聽他一席話，都跟自己人似的。
民國時期曾經大量出版了關於三農問題的著述，有些研究成果和論點至今仍被當代學者所倚重，如商務印書館連年印行的《中國經濟年鑒》，農業占極大比重；如《申報年鑒》和國民政府賑務處編印的《各省災情概況》；如銀行學會編印、朱思煌主編的《民國經濟史》；政務院30年代成立農村複興委員會，編有《諸省農村調查》大係列；朱其華1936年出版《中國農村經濟透視》，王鈞衡1941年發表《衛河平原農耕與環境的相關性》；商務印書館1941年推出喬啟明編著《中國農村經濟學》；上海民智書局1929年印行馬羅立著《饑荒的中國》；吳誌信於1937年連續發表《中國農民離村問題》係統分析文章；同時期由中央農業實驗所公布了《全國農戶離村統計》；國民政府統計局於1942年公開印行；《中國租佃製度之統計分析》；中山文化教育館1935年出版陳！謨著《中國各貧的地租》和《各省農工雇傭習慣及需供狀況》；吳文暉著《南京棚戶家庭調査》於1935年由國立中央大學印行；黎明書局1932年出版馮和法著《農村社會學大綱》；李景漢於1934年發表《華北農村人口之結構與問題》；同時期發表許滌新著《農村破產聲中的農民生計問題》；上海太平洋書店於1933年出版《中國民食問題》專輯；劉培桂所著《漢中田陚研究》於1936年出版後，文重一時；陳翰笙在30年代發表的《現代中國的土地問題》等一係列論述，也受到廣泛重視；朱新繁著《中國農村經濟關係及其特征》一書，1930年由上海新生命書局出版，國民黨中央土地委員會1937年就完成了《全國土地調查報告綱要》並公諸於世……
洋洋大現，汗牛充棟，不勝枚舉其萬一。中國的官人和讀書人，無論何黨何派，向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傳承，關注民間疾苦，效力國家強盛是骨子裏既有的精神支柱，千百年來中國社會精英們達則兼濟天下堅意無悔。天下者，南北東西地盡而山，城鎮化程度極不發達，土即為耕土，民即指農民，社會即是村社，所謂關切民間疾苦，先天指的就是三農，世世代代莫不如此。乃至民國亂世，雖有資本主義萌芽種種，所關注的主流仍是中國農村大社會，這一點決不會因為身係共產黨人或國民黨人而改變。這是東方中國農業社會的特質所決定的。因此，說國民黨人都不關心貧苦農民的死活，沒啥道理。世世代代執政者都關注農民，是傳統，是慣性，他想不關注都不行。國民黨軍隊和共產黨軍隊的基礎力量一士兵，全部來自農村，我是一個兵，來自老百姓；國共兩黨的基層幹部和基層同誌，全部來自農村，不可能惟共產黨方麵關注農村，而國民黨方麵就不關注農村，一方麵要獲得農民的支持，另一方麵偏不要農民的支持，是說不通的。
實際的情況是，早期共產黨人看待農民革命，真正懂得誰贏得了農民，誰就蠃得了中國的道理，還要稍晚一步。陳獨秀是如此，毛澤東亦不例外。因為馬列主義的經典理論從來就認為工人階級為主體的無產階級是最革命的。前蘇聯成功的革命實踐更是以工人階級為鐵血主力，進而深刻地影響著中國共產黨人。共產國際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對中國革命的指導，就是要依靠工人通過暴力革命在城市中奪取勝利。因此中共於1921年正式成立後，主要精力是致力於中心城市的工作和工人運動。後來文革中最出名的油畫《毛主席去安源》，畫的是年輕的毛澤東身穿民袍拿著雨傘走在去安源煤礦的山路上。旨在證實1922年秋天的安源路礦工人大罷丁，毛澤東同樣是組織發動的領袖。據李良棟先牛：的研究吋以得知，毛澤東在這時並非一位農民革命的積極主張者，就在這一年，毛澤東去安源前後，有惲代英給毛寫信建議他到農村去搞搞，芑澤東囬答說：現在城市工作還忙不過來怎麼能再去搞鄉村呢?一一飪至安源路礦、開灤煤礦、鄭州鐵路工人二七大罷工等一係列的工人運動慘遭失敗後毛澤東折回湖南故土，身心俱疲，冷靜思考，於1925年春後，才汗始組織秘密農民協會，於悲憤中重新探索中國革命的道路問題。而後始有著名篇章《中同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和《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1926年2月51，國陽黨選拔任命它澤東為農民運動委員會委員。各地著名的農民運動講習所，均以國共合作為主導創辦。毛澤東曾被任命為廣州所所長；中共方麵於1926年10月末，始任命毛澤東為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在國民黨任命之後。
1926年11月下旬，毛澤東轉駐武昌都府堤41號，主辦國民黨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到次年3月中旬，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在漢口召開，毛澤東以該黨候補中央執行委員身份就近出席。3月13日和14日，毛澤東與鄧演達、陳克文等，聯合向全會提交《農民問題案》和《對農民宣言案》，16口在該黨全會得以通過。這其中通過的各項關於農民革命的主張，與後來共產黨的一貫主張並沒有什麼兩樣有區別者隻是在於鬥爭的方法上。
你看，毛澤東最早的關於農民革命的正式文件，是在國民黨的高級會議上公開提出並得以通過的。
過了兩個月，毛澤東等人參加了國民黨中央土地委員會在武漢舉行的兩次委員會議、四次擴大會議、兩次審查委員會議，進一步提交《土地委員會報告》，內中推出的鬥爭綱領已經浸染著暴力革命的濃重色彩，此報告未予通過，受到否決。
同時期中共召開第五次代表大會，毛澤東同樣提出了一係列加快農民革命步伐的主張，受到黨的主要領導人陳獨秀等人的拒絕。
第二年即1927年，風雲突變，國共分裂。蔣介石公開鎮壓共產黨人。國民黨方麵放下農民運動顧不上搞，共產黨方麵以毛澤東為代表的農民革命主張在黨內漸成主流。
此後19年，國共廝殺連年不斷。圍剿，反圍剿，中共方麵直接麵臨著生存大問題。中共在各個蘇維埃根據地堅持土地改革，爭取了大批農民參加紅軍，同時也取得了寶貴的經驗和無數慘痛的教訓。
抗日戰爭，國共再度合作，中共依托晉陝發展壯大雖然仍舊繼續依靠和發動農民革命，但是政策上力克極左傾向，不再一味地反對農村改良工作，時常利用國管區的農村政策口號，先搞減租減息，溫和了許多，循序漸進，在抗日民主政府得以生存的基礎上，逐步過渡到土改再試驗，公開鬥爭地主是很靠後的事情。土改在華北、東北等多個省份大獲成功，也是在不斷糾偏以後取得的。北方農民與南方的老紅軍合流，再一次成為中共與國民黨在大陸全境展開生死決戰的主力軍。這一情況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大戰略，則是以土地改革成功來保證實現的。中共黨建及解放軍的發展壯大，依賴的正是廣闊的北方農村。
中國革命的實質，亦是農民革命的本相。共產黨經過半個世紀的奮鬥，真正把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同農業中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緊緊依靠億萬農民群眾，最終奪取了政權。
國民黨方麵如何？他們也要土改，但是不同意在農村土改中推行暴力，長期以來在國管區推行一係列改良政策。甚至常常與當時的地方政府發生矛盾鬥爭。薛暮橋在1942年3月8日，給劉少奇寫了《關於白區鄉村和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的工作問題》的報告，其中曾以浙江為例談道：
一九二八年秋，國民黨浙江省黨部頒布二五減租條例，規定佃租最高額為正產量的百分之五十，再按此數實行二五減租，因而規定最高租額為正產量的千分之三百七十五。但這一減租條例受到代表大地主利益的省政府的劇烈反對，它通令各縣政府禁止二五減租，甚至出布告宣稱主張二五減租就是共產黨。到一九二九年，浙江省黨部仍保持二五減租，並在自己的機關報上廣泛宣傳，而省政府則繼續反對。後來把這爭執呈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去解決，中央批準了省黨部的二五減租條例。但是政府方麵對減租政策的反對並未停止，因此隻在若幹縣份（大革命時期農民運動有了基礎的地方）部分地實行了二五減租政策……—九三零年，國民政府公布土地法，關於租佃關係方麵采納了浙江省的原則。薛暮橋先生在報告中還把力主二五減租的人稱為國民黨中一部分較有遠見的人。
在同一報告中，薛暮橋針對國管區中梁漱溟、晏陽初等人在30年代發動的具有深遠影響的鄉村建設運動，也給予了高度的重視和評價。薛暮橋寫道：無論如何，我們決不應該忽視這些鄉村改良主義團體中，有著幾千幾萬有良心的青年，他們主觀上企圖改造鄉村，改造中國，他們不是為著掩護地主資產階級，甚至不是為著個人的金錢或地位，而是為著追求光明，追求自己的空洞理想，而在這裏艱苦地工作著。他們為自己的理想而喜悅，又為自己艱苦工作所獲得的結果而苦悶，他們在矛盾中生活著、工作著、鬥爭著。對此薛暮橋進一步檢討說，過去我們《中國農村》月刊曾經大聲疾呼地來批評鄉村改良運動，指出他們的無希望的前途；這項工作曾把一部分改良主義青年爭取過來。但另一部分改良主義青年，也許是一大部分廣卻對我們的批評發生反感。他們說：你們說我們的辦法不對，那你們為什麼不拿出具體辦法來呢？為什麼不具體地來實行你們所認為正確的辦法呢？……我們能夠腳踏實地、埋頭苦幹，雖然我們不能改造鄉村、改造中國，但總多少給了農民一些利益，比你們講空話要好一點。……他們的感覺土地革命太可怕了，最好還是改良。薛暮橋認為應在國民黨陣營的青年中開展適當的爭取工作，逐步過渡到農民武裝革命。
這份珍貴的來自國管區的報告，主要目的是向劉少奇等中共離層領導請示農村工作的策略問題，劉少奇於當月回信表示讚同薛暮橋的觀點，說：你的意見基本上是對的。我同意！這份報告再次說明，國民黨方麵並非不重視農村和農民，隻是在暴力與非暴力的焦點上，與中共的方針有很大的區別。
此外，國民黨方麵在各地農村還嚐試了多種改良試驗。如蔣經國在贛南推行了一定程度的土地改革；閻錫山則在山西試驗土地村有製；同時還有推行農村合作社的合作派，力主鄉村自治，聲勢和範圍波及數省，各地都有試驗縣和試驗區。形式不同，辦法不一，但絕大部分推行者的目的是好的，他們要挽救中國農村經濟，造福中國農民，富強一方天地。
至於蔣介石本人，在30年代裏，梁漱溟、晏陽初的鄉村建設取得了一定成績，蔣介石十分高興。據薛暮橋回憶說：當時梁、晏是鄉村建設運動的兩大旗子，蔣介石對他們讚賞備至。他們每去南京時，中央（通訊）社特地為他們發布消息，作專題報道；蔣介石本人總是親自接見……—國家首腦總是親自接見來自鄉村的艱辛學者，應該看做是很大的支持了。
抗日戰爭，凶惡的日寇，粗暴地摧毀了斬斷了蹂躪了這一切！到了40年代，尤其在抗戰勝利後，農民問題、土地問題同樣上升到國民黨生死存亡的高度。1946年12月，憂心忡仲的蔣介石在綏靖區政務會議上有一個沉痛的講話，今天仍可查到。蔣先生以濃重的浙江口音一字一板地說：目前綏靖區的工作，我認為緊要的還是土地問題。外國人士惑於共產黨土地政策的宣傳，認為共產黨在中國不是實行共產主義，而是摘農村改良，確實能夠解決農村土地問題，為農民謀福利。而國民黨雖有平均地權的土地政策，不過是徒托空言，毫未實行，這一種錯誤觀念，我們必須用事實來糾正！因此，我們在收複區特別要注意土地的處理和分配，要比共產黨處理土地的情形表現出更好的成績，使一般民眾皆能了解我們的土地政策，使農民得到利益，而不是為地主謀利益！這是蔣介石當時主持會議的原話記錄。他看清了緊要的還是土地問題，力圖要比共產黨做出更好的成績，還要使農民得到利益，而不是為地主謀利益。蔣介石並非不明白土地的新主人們將會決定中國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