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者在鄉村發動農友最初階級，不能無視鄉村民心傳統，不能無視當時國民黨鄉裏製度的嚴酷無情，不到天災至重民無食擇時候，不能公然鬥法，否則隻會給革命帶來損失。毛澤東看得很清楚，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對中國鄉裏製度建設有好的指導意義，毛澤東指出：民國元年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在那個時期是一個比較好的東西；當然，是不完全的，有缺點的，是資產階級性質的，但它帶有革命性、民主性。費正淸先生對於孫中山的地方自治思想，認為是一個強盛統一的國家的當然基礎，蔣介石執政國民政府，至少表麵上高舉著自治的旗幟。對於這樣一種進步的並且為廣大民眾所接受的鄉村自治製度，不論哪個黨派，都不能隨意打破它，一定要循序漸進。從趙秀玲女士的研究中我們得知，在國民黨政府統治下的民國鄉村，組織十分嚴密。規定百戶以上村者為鄉，滿百戶集市者為鎮，設鄉鎮公所，正副鄉長各一人，往往由當地有權有勢的一流人物擔任，多為縣政府委派，或由鄉民代表選舉產生；一個鄉大致統轄10個保，保長大多由二三流地主富農擔任，亦是鄉鎮公所委派；一個保通常管轄10個甲，甲長則由農戶輪流擔任，每任一個月至三個月不等，一戶通匪犯科，勢必連累別人，讓你擔當不起，習稱保甲製、保甲連坐法，各戶相互鉗製，意在治安防匪，有力地加強對鄉村對農戶的控製。彼時曾先後頒布《鄂豫皖三省剿匪司令部施行保甲訓令》、《剿匪區內各編査保甲戶口條例》、《各縣保甲整編辦法》等法規，力圖使鄉村社會確保在國民政府的統治之下。蔣介石在《整頓黨務之要點》中強調：保甲長都是本黨的忠實的黨員。《防製異黨辦法》規定廣每一保甲長均能兼政治警察之任務，並能域導所屬人民，一致防製異黨之活動雲雲。顯見孫中山之後的鄉村製度實質上已無民主可言。總之共產黨人在長江兩岸廣大農村從事革命活動隻能是審慎的秘密的，受到了極大限製。
那時節，北伐中的國民黨以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土豪劣紳、打倒列強除軍閥的名義，於1926年在百裏洲北岸成立了江口區黨部，於1927年春選舉成立了縣黨部，有北伐軍14師夏鬥寅部駐防。當年發生上海四一二政變，國共分裂，夏鬥寅公開投蔣，又勾結川軍楊森在百裏洲南岸製造五八慘案，剿殺共產黨人，迫害進步青年，報複農會骨幹，手段殘忍。蔣介石整頓黨務漸成氣候。縣黨部下轄三個區黨部，百裏洲獨立為第二區黨部，書記常廣宣，並長期駐紮部隊。中共地方黨組織明顯處於不利地位。
麵對如此強大的傳統力量和敵對勢力，中共卻接受了共產國際不切實際的鼓動，在黨史上首次鑄成嚴重的左傾盲動主義大錯。1927年11月黨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在上海召開，過高過快地做出了城市和農村全麵暴動的決議，並推出《政治紀律決議案》，不僅指責處分了長江局和中共湖北省委，認為他們在武漢三鎮暴動不力，並且對南昌起義領導人周恩來施以警告處分，指出軍隊所到之處，沒有對豪紳資產階級采取墦係並摧毀諱一切政治社會組織完仝沒收其武裝策略，說起義是軟弱的；間時指齎毛澤東和湖南宵委領導的秋收起義更是完全違背中央策略……不引導極大農民群眾起來暴動，總之是他們的革命太溫和了，殺人太少丫，會議給予毛澤東開除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的嚴重處分。
這次會議以政治紀律做保證，要大開殺戒。中共中央於會後立即發出《致網湖宵委信》，強硬地指示：在鄉村中大力發展遊擊戰爭，殺盡土粢劣紳大地，燒地的房子……在城市裏同樣是殺盡改組委員會委員，賊、偵探以及反動的工頭……
在1927年初冬的寒風巾，江南城鄉處處血雨腥風，一座座村莊，燒成廢墟，一片片焦土，啼號不絕，一群群百姓，無家町歸。據史料記載，湖北汴多村莊被整個兒地燒盡，在距枝江不遠的漢川地厭，農民暴動的指導者，甚至要燒去整個兒的城布許多地方因懲治屠殺的擴大化，引發廣農村的宗族矛盾，進而增加了相瓦仇殺的數量。中共湘南特委則提出使小資產者變為無產者然後強迫他們革命的極左口號。為不使敵軍落腳，競硬性推行焚燒大道兩旁30華裏以內村莊和燒毀郴州縣城的決策，遭到農民和幹部們的強烈反對，最後壓縮到大道兩旁五裏為焚燒範圍。人心大亂。中共郴州縣委書記夏明震在高壓之下召開群眾大會，他剛講到不得已要實行堅壁淸野時，台下農民大喊燒房子就足不行！當場有人提刀躥。台去，一刀砍死了夏明震，縣幹部與枳極分子同時遭到砍殺，死傷200餘人。下午，數千農民圍攻城外中共縣委機關，把機關上下洗劫一空。在如此嚴重的情況下，中共縣區黨組織和蘇維埃被迫組織武裝力量反擊，又從城外殺到城內……這實在是不該發生的悲劇。
燒殺政策製造了仇恨和恐怖，給初興的革命事業帶來極大損失，給湘鄂等數省農村造成嚴重惡果。
鬥肀的擴大化失去控製。似乎除了赤貧以外，其餘富裕些的農戶包括普通商販都成了革命的對象。這不僅無可避免地破壞了農村生產力的基礎而且更會失去一大批靠勞動吃飯的群眾。革命一旦成了少數激進分子的暴力行動，後來的悲劇就會加快到來。在枝江檔案館保存著1932年枝宜革命委員會（即蘇維埃政權）的一份布告，為了保護糧食不致流到蘇區以外，革命的大刀甚至架到了亦農亦商的普通騍馬馱主的頭這份布告曾張貼在百裏洲上，僥幸留存，對研究當時革命與經濟政策的得失彌為珍貴，我們甚至覺出了民國公文由文言向白話轉變之艱難有趣，這是一個古漢語中夾帶口語並混合著新型翻譯語式的獨特文告。值得占些篇幅。文中運用標點符號已經很豐富：
時值春夏不接，我們被壓迫、被剝削的勞苦群眾，無日不住火斷餐。迫不得已，才團結起來。到豪紳地主家和其莊田上去分穀子，以免饑餓死亡的危機。而一般為農兼商的騾馬主人，為受了豪紳地主見機而將穀減價出賣並可遲期出錢的便宜，遂加緊的代為搬運。繼因勞苦工農群眾分途抬馱子，挽回自己的血汗。而以騍馬搬運者，遂不約而一同停止營業。但目前搬運雖說停止，而騾馬均還留養在家，勢有到秋收仍然恢複舊業之象。
本會見此，特有以下的幾句話兒，請注意焉：—般喂騾馬的主人們一你們隻顧自己的利益，不管我們勞苦工農群眾饑餓與死亡，這的確是我們革命中一個極大的陣礙，你們不做買賣，還有飯吃、有錢用，我們勞苦工農群眾無原有的穀子，即要饑餓與死亡。騾馬主人們，希望你們不替他們一篆紳地主搬運穀子，來代表我們勞苦群眾啊！一應該怎樣來代表呢？你們隻有將驃馬出賣罷了。為什麼要你們出賣騾馬呢？因為秋收將至，此刻你們的騾馬如不出賣，他們一豪紳地主，將來一定要等你們的騾馬來搶我們勞苦工農群眾血汗所換來的穀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