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掌櫃黃明齋，12歲起到我家，1918年起跟我祖父做學徒。為人正派，辦事靈活。經多年學習鍛煉，已熟悉各個生產環節，通曉市場情況，到我父親手中成為名副其實的掌櫃先生。我家深知他的為人，其交往應酬和個人消費，都在店內開支，我們極為信任從不計較，悉以任之。對店內人員任留，也由他考查決策，起決定作用。他深知店內盈虧底細，生意好，他多取酬，生意不好，他自覺少要，竟沒有專為他製定什麼標準。黃明齋成為實權人物，有人譏之為我家的小老板，事實也是如此。黃掌櫃在任上，多次為我家逢凶化吉，發展生產，盡了責任。是艱辛共度的好掌櫃。到家兄接父時代，關係依然不變，數十年賓東主仆親似一家人。
當然，老板與下屬不可能沒有矛盾衝突，甚至不排除老板垮了台，掌櫃發了財的相反例子，隻是極少見罷了。即便有正常的矛盾衝突直至最後分手，也不見得一定要與階級鬥爭掛起鉤來。分道揚鑣有時正是經濟發展的必然。
百裏洲老板們對內部管理既嚴格又祥和，對外經營時也決不是貪得無厭剝削無度1他們從總體上反對爾虔我詐，坑農富農，痛恨欺行霸市，牟取暴利，講究互利互惠，誠信為本。誰都知道惟有物美價廉、產品信得過，貨真價實，才能立足與發展。如鐵器行業出品的各種生產工具，一般都實行試用回換：如日百雜貨盡可以百裏挑一，退換自由，多買有惠；如成衣綢緞業一般顧客來店，要敬清茶一杯，老賓主光顧，請另室裝煙沏茶，逢節令時，則留客用餐；如米糧行，年初四開門營業，對米販子從初叫招待到元宵節，管吃管住管騾馬，因為正月裏有些服務業還沒有開市廠董市幾家糧行為此還集資在背街修建廠三個大馬棚；如木器棺材業，對辦紅白事的客主時可賒賬，對農家少錢者，可墊支解難，待秋後新穀登場、新棉上市後再清結舊賬；如布匹業，買布多時，可加辮一方包布；如逹築業，明確地把加盟幫會的收費標準和有關規定刻在石碑上，立於商會街頭，讓業內外人士都心中有數。立碑明價於街頭的做法，今人都不見得能夠做到。
為加快資金周轉，行業之間多有協作信譽如土布莊缺少資金時，以找雜貨行借錢，後者可憑借據到武漢、宜昌、荊州的土布莊分店兌錢購貨。各業均可雙方（但不是三方以上）借墊周轉，建立誠守信譽關係。一套資金因而當作兩套使用，一年可以周轉10次以上。
對主要農產品糧食的販賣，除了現貨交易外，還普遍使用一種信用寫票的辦法。百裏洲人稱其為穀桌子交易。這種辦法無需店堂庫房，也無需糧農轉運，還不要容器量具。經紀人隻須在街頭港口擺條桌一張，上有稻穀樣品數種，任買主挑選訂購。看過幹濕優劣後，交易從五鬥開始，上不封頂，價格與現貨持平。經紀人背後是廣大的農村存糧戶，成交後，經紀人就給運糧的寫明地點、農戶、數量、品質，開一張合口縫的發穀票，持票前往某村提貨，絕無奸詐。農民無需徒勞搬運，賣方無需設庫存糧，可解除存貨的壓力。經紀人信譽極高，可確保質置數量。如有購穀者不識字時，幹脆不用寫發穀票，就地搶來一片瓦廣叭地打成兩半，各持半邊，買方找到村上農戶，出示半邊瓦，對口合縫，即可提糧。
農民家中有急事時，可委托經紀人出售望穣，也就是在青苗時節預賣稻穀，取錢解難救燃眉，秋後折成抵息兌糧。有經紀人的信譽在中間，買賣雙方都可放心。大地主們亦可以通過穀桌子經紀人，把遠地邊田要收的租子賣掉，免去佃農挑穀交租之艱勞。再說地主家的糧倉，
遇到好年景也不夠大。
穀桌子經紀人生意興隆，全憑信用為根本，即使遇上過不去的坎，也寧肯自己吃虧。那時枝江地麵毎石穀即10鬥糧，重約200斤左右（各地不盡相問，鬥大牛小各有差異）。董市一位名叫黃德卿的老板日營額競可達600餘石，超過10萬斤稻穀，其名頭效益打得極開，原因就在於對農民敢於冒虧墊款，對客戶敢於負責保兌，大局乃成。
民國時期，當地的名牌產品除優質的糧棉魚鴨蠶蜂柑橘以外，更有名牌產品枝江土布。是農耕社會男耕女織的典型產品，深藍色毛月布一匹加淺藍色毛蔥布一匹，合並定價，謂之對子布，遠近聞名，深受群眾歡迎。到民初引進鐵木混製的織布機，操作者從兩手拋梭改為自動走梭，生產效率提高五倍至八倍。布幅由15尺增至26尺。小型分散的鄉村家庭手工紡織轉向集約式的從業人員專業化的工場化生產，加上四鄉土機手工織布業仍相當普及，董市台身年產量可達200萬匹。要說收購就更多了，最有名的方同春布號，每年土布吞吐量高達300萬匹，董市全鎮年收購量突破1500萬匹，真是驚人。布無論土洋，講究質量信用，有力地支撐著川東鄂西廣大地區的民眾需要。土布與優質大米、棉花並譽為枝江三白。因四鄉產品的信譽好，又生出了多家以信譽為本的染織商號，名揚外埠，分店四立。有遠客千裏迢迢前來進貨，找到名牌商店，如走進長盛永布莊，二話不說，直報數目。店主即命人庫驗貨一問是否散捆查看，買主笑說免了，說我們專要長盛永三字名頭，裏麵即是捆上稻草，我也買！為什麼如此信得過？曾在這家布莊從業20年的劉南午老人有個分析回顧，劉老說：
重質講信啊！老板不惜重金從宜昌聘請了閔子富先生管事，老板自己平時隻來店裏轉轉看看，真正拿行理事的是閔先生，由他看貨當提手，論質講價，為店主和顧客負責。閔先生業務能力極強，店裏每日收購土布上千匹，他都要逐一查看，從不馬虎。每晚抄莊時，就是排等級，他都要親自參加，嚴格依質劃碼。我們根據他劃好價碼的布，按規矩疊好。40匹一捆，每捆中保證有10匹上等布，不許增減，內按天、地、玄、黃排列暗碼，便於外地分店識別。到分店後我們的布都比別人的成色好一籌。鼎盛時期，宜昌的布莊都要依我們長盛永統一劃碼叫價，不然不好賣。這成了民間和商家不成文的規矩。多少年的業務，我們始終如一恪守信祥小動搖、到後來，四川等地的客戶連來人都宵了，隻須彙款，我們保證按質發貨，決不以次充好。極度閑難時，也不幹損壞名譽的事。貨銷得緊俏，貨源不足時，寧可等待，資金不足時，寧可關停儲備，決不蒙騙顧客。記得一件事，四川奉節客商李六安，彙來大洋，不料想，剛收到彙款，日寇殺來了市麵大亂，我們的老窩白洋鎮，被日本鬼子一把火燒得精光。大災大難麵前老板堅持信譽不丟，沒有布，要退錢。老板命我出發到奉節送錢左。兵荒馬亂中，我一會兒江上乘船，一會調換旱路，帶著1000元大洋，曆盡垠辛跑到奉節，找到正在慌亂中的李六安，一分錢不少給李家退了款。你想，連自家的老窩都沒了，戰亂中還要給顧客主動退款，信義當頭啊！待平安了還愁買賣不好做嗎？
這位老生意人的凹憶引起我們長久的沉思。此類事兒如擱現在，我們還能繼承這個傳統麼？
在另一名號王洪升布店從業四年的甘子衡老人，他也講述了一個關於誠信的民國故事，仿佛是前者劉老的續篇，就像連續劇。甘老講道：
我在雜貨行學徒時，記住老板一句話，寧做一生平生意，不做一時俏生意，不圖一時小利，卻要胸懷長遠。這時老店已經繁榮到第二代了，生意更好。王老板一生信守生意道德，連自己的親生兒子在店中跟班，也要嚴格從師學藝，待遇與其他學徒一視同仁，決不偏袓。這位兒子後來成了王家第三代老板。民國年間王洪升的名譽越來越高。不幸的是，1940年，日本鬼子用刺刀和炮彈毀了江口鎮，這裏成了日寇的軍事基地。老板們含淚棄店，避難江南。將近六年苦熬，鬼子終於投降，可我們的資本也在六年中消耗光了，要重振店業，卻赤手空拳。無奈之中，我們的第三代老板，抱著試一試的心理想外出借點錢。戰亂剛停，哪一家老板的日子也不好過。重振店業談何容易！老板到了宜昌，見了雜貨行兩世老熟人何老板，把心中的願望借酒相告。這位何老板對王洪升昔日的信譽依然深信不疑，說我們過去對人對事多有解難相助的情義，如今雖逢亂世，信義尚在，慨然答應注人資金，救活王洪升。何老板說到做到，主動在資金上扛起了數千元的大頭，我們老板自籌了300塊錢，就輕車熟路重新撐起了新門麵。而且，何老板毫無吞並我們之意，王洪升招牌如舊。我店老板為了感謝何家，表示願意共同經營新店，何老板隻同意在招牌上添了義記兩個小字。很快老牌名店在第三代老板手中又逄生機，一直火到解放後。
民閏年間，百裏洲兩岸的農工商經濟狀況大致如此。算不算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狀況，不好說，理論家們可詳證之。反正工業資本、商業資本業已俱備。據解放後統計，1949年全縣糧食總產已達10萬噸；幾個鎮的商業資金在投國後期已近億元（銀元）。江口鎮上一家鄭氏家族，商鋪多達51個門麵。其中僅木材鋪，江邊集存木料數千立方，庫存壽棺達四五百具之多；民國二十五年，江口鎮的蠶絲遠銷贛、閩、粵等地年銷坫已達15萬公斤。裏洲上有著名的黃家桑林全縣年產蠶繭已達205萬公斤。然1958年大躍進時，全縣蠶繭總產不及其半，1981年也僅在9000公斤仍不過半；枝江商人轉運川鹽，每日多有鹽船往複江上，每船載鹽450包，重達12萬市斤；一船川煙200擔，達兩萬斤，紅糖200桶，近3萬斤。前章憶事的張仲甫先生家的酒坊，在1930年前後每月用糧少說在3萬斤以上，月出好酒上萬斤，這樣規模的酒廠在當地還不止一家。規模小些的酒廠在江口一鎮竟有幾家之多；同一鎮上有棉花行40餘家，季棉花貿易最高達8萬多擔；同鎮大小米行80餘家，日上市量在千石以上；一鎮手工業多至40餘種；董市大米日上市量淡季300石，旺季500石，某大戶日收米相當於12萬餘斤；雜貨商購進祭祀用的鬥方紙，一進就是數千捆；副食業購進青果生薑等貨，一船貨少則10萬斤多則20萬斤，近處耗用遠地批發……
如今趙胡二人夜宿百裏洲劉巷鎮，江濤依舊，街市卻冷。昔日馮口錢多，劉巷人多之地，竟至夜無路燈，人稀車少之境。計劃經濟已盡散落，個體市場亦屬蕭條，國有碼頭荒廢坍塌，私人舟楫夜不通航，立堤四望，野徑雲俱黑，江船火獨明，商女尋遠郎，農家灶舍冰，官吏思調遷，百裏稀歌聲。每當趙瑜情不自禁地歎問：怎麼會成了這個樣子呢？胡世全就善意地提醒道：你看這滿牆的報表數字，還有發展經濟的標語口號，不是蠻好嘛！二人遂苦笑而眠。我們住在鎮上的招待所，窗外緊臨洲堤。人夜以後，偶聞江上船笛聲，便想像船上滿載往返於重慶至武漢的遊客們，正駛過了一段近代史上曾經無比繁華喧囂的江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