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堤畔碎屍(2 / 3)

朱楊二人當然住在這高台院中。暮色蒼茫,正是殺豬宰羊急切時候,災民們旋風一般撲將上來。這一朱一楊斯時恰不在家,二人陪著前任堤董現管民團的蘇團總,聚在某情婦那裏打牌搓麻。遠處災民吶喊聲聲,當下驚動了這夥兒貪人。不一會兒,遙見兩處高台火光衝天,分明是災民們登台撲空未見豬羊,憤而縱火燒宅之舉。朱楊頓時慌亂無措。

火映江天,情急民亂,朱楊二人如坐針氈,情婦家也絕非久留之地。朱楊二人各自做出了不同的決定。朱翼芝判斷,此次動亂不同以往,大屋既廢,勢必險惡,萬不可飛娥撲火送命刀下,隻能以退為進。最保險的藏身處是哪裏呢?豬肥腦不笨,他連夜渡江逃往縣府,疾呼守堤不力潰口成災,大罪無饒前來自首,縣長果然遷怒於他,命打入牢獄關押候審。朱翼芝就這樣用非常之法躲過了凶災,貓在班房裏留下了性命。

楊亞洲的決定與朱截然不同。這頭肥羊給自己壯膽兒提氣,心存僥幸,昏然不覺死期就在今晚。他先是奔回家園附近,潛伏觀望高台上熊熊火勢,並不敢近前救火露麵。待火勢將盡時,又見大隊災民撤走離去,他這才一躍而起,急趨高台,直奔焦土院中。單找靠牆一處屋角,急匆匆於硝煙中刨挖下去。突然,四周連聲發喊,一彪災民早在暗中等待多時,楊某猛抬頭相看,大刀已經架上了他的脖頸,眾人怒目圓睜,楊亞洲無路可逃。災民們倒要看看這肥羊究竟想挖掘何等寶物,遂七手八腳挖出一隻舊箱,高舉火把打開辨認,並不是金銀財寶,卻是滿當當一箱田約地契!眾人大怒,當即投入火中,燒掉地契,也燒掉了楊鄉紳今晚的幻想。他顯然是太看中鄉間的土地了,他不惜冒最大風險去火中救契,為奪取祖上留給他包括他自己搞來的楊家田畝,他付出了最大代價。

不由楊亞洲多想,災民們發一聲怒吼,拖起他直奔灘頭堤畔,要用他的血,攪人堤土壩泥,好讓這脆弱的大堤因而變得強硬些。刀頭砍處,血光飛濺,再砍,再飛濺,災民們把萬千悲憤集於亂刀下,直至把這軀體劈裂劈散劈開劈斷……

故事前頭大卸八塊碎屍一幕,即由此來。

兩年之後,死者楊亞洲的同黨諸鄉紳們,還有藏牢留命的朱翼芝等曆任堤董,深刻地懷念著這位慘死的同仁,腳下永恒的田地和堤上無盡的銀元,使他們生生死死捆在一起,為楊喊冤就是為己喊冤,為楊耿德即是為己歌德。於是,他們聯合懇請縣府,獲準為楊亞洲建塔立碑紀念。他們自己不留立碑人之名,以躲開洲民之怒,繞了一個彎兒,刻上了前任枝江縣現任黃陂縣長饒光亞立字樣。碑文淒婉含蓄簡約:勞之所在,怨亦隨之;功之所在,罪亦歸之!楊君之死,為何如也?感念伯仁,餘有無窮之戚也!一這位無名撰稿人必是個極會作文的高手,他會打圓場,會找理據;辛勞幹事兒的人,就免不了有積怨,立功建業的人,就免不了有過錯!老楊啊老楊,你的暴死究竟為了誰啊,你給我們心頭留下了無窮的悲癰啊!一一準確而又深切地表達了同路鄉紳的心聲呢。碑末日期是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吉日建。

這座塔碑不知在哪一年被洲民們打碎了碑身。直到1959年夏季,塔碑的底座還留在百裏洲上,有記載,再往後,就不可尋覓了。

這段百裏洲上殺豬宰羊的故事,純係災民們出自義憤的自發行動。自然災富疊加在貧富衝突基礎上,引發對抗愈顯激烈。如果說這裏有階級鬥爭,至多是一種原始意義上的反抗罷。災民們的暴烈行動無非是在絕望情景下,對本村中天然首長的宣戰,與外鄉階級兄弟們並沒有相互響應的革命性聯係。殺豬宰羊行動實為局部自然經濟鏈條斷裂所促發。既非大規模的土地兼並升級,亦非兩極分化所致一洲民們隻要如願收起這季糧,便不會去殺人,也就沒有這段掌故。

村莊是一個獨立整體,張村與王村從來是相互隔離的單位。一個村莊整體垂直,與其他村莊形不成整合後的階級。後來的生產大隊,最終穩定在行政村的基礎上,大躍進推動大型公社化,最終也行不通。

農民隻能是革命的潛在支持者,且必須推行符合他們自身利益的現實政策。好的政策長遠時,長支持,短暫時,短支持,不好時,不支持。農民開始的行動並不是以整個國家政治與經濟的變革為目標的。因而,早期中國共產黨的主動參加者,大都是富有救國理想的知識分子,參軍打仗的才是貧苦農民。百裏洲上最早的兩位共產黨人正是宜昌的青年學生。隻是到土改時,村莊中毫無牽掛的赤貧根子戶才帶頭加入運動中。在美國作家韓丁所關注的山西長治張莊,農民中最早入黨的張天明是個孤兒,到20多歲還沒有娶到媳婦。中共領導的早期農村互助組,我們所熟悉的山西省平頗縣西溝村,領頭人李順達則是一位從河南逃荒而來的窮困移民。所謂窮則思變,隻能在特別有利於農民利益時,窮哥們兒才會踴躍參加。農村革命,在正常的豐收或平收的年景裏,實難做到一呼百應。而嚴重的災荒,可視為革命運動的導火索。

前頭提到,自然災害說到底,總是與政治腐敗緊密相連,殊非空議。殺豬宰羊故事發生在民國時期湖北百裏洲,亦非偶然。當地民謠謂:三成歸土,七成歸腰,是指築堤經費隻有三成挖了土方,剩下的白銀肥了少數貪吏的腰包。水利黑暗,自古而今實不新鮮,反過來促進了災民參與革命的激情,在這本書而言,是個大基礎。1998年長江抗洪時,我們接觸到前民國時期湖北省水利局局長胡忠民先生晚年時的一份回憶,印象特別深。胡忠民講他年輕時的人生故事,史海鉤沉,重點還是治水。其中講到關於100多萬大洋八次被掠奪劫持的腐敗事,餘痛難消。這款大洋巨資,是長江百姓保命築堤的血汗經費,由胡忠民等湖北水利官員存放在武漢中央銀行,管理使用,卻成了各派勢力窺測爭奪的大金砣子。

頭一次掠奪發生在1927年年底,正是一個有槍便稱王的年代。駐武漢有個小軍閥,叫賀國光,名氣不大,胃口不小。是夜,賀部突然襲擊中央銀行,先包圍庫區,後打押職員,威逼眾人交出金庫鑰匙。逼了半夜,掌管庫門的夥計真的不在現場。賀司令即命手下兵丁開挖,到天亮時,金庫被連炸帶挖突破一大洞,賀部即將此100多萬白花花大洋裝車,又席卷了庫屮其它財寶紙幣,收槍撤崗,呼嘯而去。次日,胡局長聞訊前往勘察,隻看見該行辦事場所被抄得稀爛,金庫被挖毀像一個大窯洞!胡局長為湖北百姓大歎不公,痛不欲生。

賀國光卷款而逃。胡局等人為防水患,不得不從中央到地方重新集資籌款。剛有眉目時候,桂係軍閥西征軍占領了武漢,狼走虎來!西征軍掌管軍餉的將領叫白誌鷗,出任湖北財政委員會主任委員,毫不客氣地把堤工經費挪作其軍政開支了。胡局痛心地說:根據以往報告,提工經費每月平均征收約30萬元,桂係白誌鵑執鞏財政三個月,鯨吞湖北堤款90萬元!致使當年堤防工程無款進行。這是兩次了,前後銜接年尾年頭。

第三次,也是第三年,即1929年夏,桂係軍閥反蔣失敗,要從武漢撤退,又盯上了新籌集的堤工經費180萬元。省建設廳廳長石瑛聞訊堅決抵製,挺身而出死保堤款。桂係胡宗鐸、白誌鵑轉而向湖北政府主席張知本要挾,竟至成功。堤款專款專用,省政府沒給,桂係卻從省財政收入項下如數掠走180萬!羊毛出在羊身上,轉了一圏,還是湖北百姓的血汗。當然也包括枝江百裏洲民眾的血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