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九度中》是林徽因一篇重要的小說。在她創作力最旺盛的30年代，她還創作了四幕話劇《梅真同他們》，表現了林徽因對不同人的命運的關注，對社會不公的含蓄批判。
1936年，林徽因負責《大公報文藝叢刊·小說選》的選編工作。她認為：“文學作品最重要的是誠實。誠實比題材的新鮮、結構的完整、文字的流利更重要。”
“生活豐富不豐富，不在於生活經曆的多少，而在於作者的觀察力和感受力是否銳利敏捷；在於能多方麵體味所見、所聽、所遇的種種不同情景；能理會人在生活中互相的關係與牽連；生活的必然與偶然之中所起的戲劇性的變化；更得有自己對生活的看法及思想、信仰或哲學。所以說，一個生活豐富的人，並不在於客觀地見過若幹事物，而在於能主觀地激發很複雜、很不同的情感。能同情於人性的許多方麵。”
“所以一個作者，除運用文字的能力學問外，必須能立在任何生活方麵，能在主觀與客觀之間、感覺和了解之間，理智上進退有餘，情感上橫溢奔放，記憶和幻想交錯相輔，到了真即是假，假即是真的程度，他的筆下才現出活力真誠，他的作品才會充實偉大，不受題材或文字的影響，而能持久普遍的動人。”
30年代，林徽因從事文學創作是在從事古建築研究之餘，應該屬於業餘作家，但她堅持誠實的寫作見解更切近文學的本質。
林徽因在並不漫長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中，寫下雖不濃重卻獨具美質的一筆，這是不應該被忘卻的一筆。
在林徽因去世十年後，梁思成這樣評價林徽因：“林徽因是個很特別的人，她的才華是多方麵的。不管是文學藝術、建築乃至哲學她都有很深的修養。她能作為一個嚴謹的科學工作者，和我一同到村野僻壤去調查古建築；又能和徐誌摩一起，用英語探討英國古典文學和我國的新詩創作。她具有哲學家的思維和高度概括事物的能力。所以做她的丈夫很不容易。中國有句俗話：‘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可是對我來說，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我不否認和林徽因在一起，有時很累，因為她的思想太活躍，和她在一起必須和她同樣地反應敏捷才行，不然就跟不上她。”
林徽因和梁思成互相欣賞，互相砥礪，他們的美好人格和他們所鍾愛的事業在相互輝映中熠熠閃亮。
五
在林徽因和梁思成的朋友中，費正清和費慰梅是不能不提及的兩個人，這是他們的美國朋友。1932年他們就認識了，他們曾一同去山西消夏，一起爬山越嶺，一起考察古建築。他們考察了建於乾隆年間的龍天廟，重點考察了趙城縣的廣勝寺。在交往中，他們加深了相互間的了解。費慰梅喜歡藝術，她覺得林徽因就像一團帶電的雲，挾裹著空氣中的電流，放射著耀眼的火花。不安時，她的所思所想全是不安；悲傷時她心中充溢著悲傷；當然看到美麗的景色，發現珍貴的建築時，她的喜悅同樣強烈而富於感染力。
他們在山西考察了一個多月，在共同的行程中，費正清和費慰梅夫婦更深切地了解了思成夫婦的為人和他們工作的意義。原本熱愛藝術的費慰梅迷上了中國的古建築研究。在以後的歲月裏她對山東武梁祠重建的構想，使她在美國建築學界享有了聲譽。她據此寫出的《“武梁祠”祭壇》在哈佛大學出版，思成和徽因為之歡欣鼓舞。兩個家庭的友誼貫穿了他們的一生。
1940年秋，費正清和費慰梅給思成和徽因寄來了100美元，他們用這筆錢還清了蓋房所欠的債。
1943年，費正清以美國駐中國大使館特別助理的身份，到重慶的美國大使館任職，並在中央研究院招待所見到了梁思成。這是分別七八年後的相見。還到李莊看望林徽因和中央研究院的一些老朋友。他看到林徽因帶病堅持學術研究，費正清被深深地打動。此時的費正清已經是美國華盛頓政府裏具有一定影響力的中國問題專家。他看到中國最優秀的知識分子在抗戰期間的處境都十分困頓，回到重慶後，他立即著手進行美國政府援助中國學者的三年計劃。給美國政府的報告中，他指出：清華的教授及曾經留學美國的中國學術界各領域的人才，是中國學術界的精華，是美國在中國的有形投資。但是他們正經受著貧困和營養不良的折磨，國民黨政府腐蝕一切的道德低下和使社會喪失活力的通貨膨脹置他們於令人絕望的境地。所以他籲請美國政府進行幹預幫助他們。他認為這種幹預是合乎政治和道德的雙重需要的。
此時，梁思成和林徽因迫切需要費正清幫助的隻有一件事，那就是把他們繪製的關於中國古代建築的80幅圖紙做成微縮膠片。這樣，首先保證了出版之前這些正規的，耗費了他們大量心血的繪圖至少有一套複製品；其次在戰亂頻仍的年頭，微縮膠片便於攜帶和保管。他們可以隨身帶著它，期待著戰爭後出版他們的著作。還有梁思成在半饑餓狀態中完成的《中國建築史》、用英語寫成的《圖像中國建築史》。
思成所作的這一切，都融入了徽因的心血。她在融會材料、描述史實的過程中，能融入深邃的哲思和審美的啟示，思成所有的文字，大多經過她的加工潤色，這些文字集科學家的理性，史學家的清明，藝術家的激情於一體，常能見人所未見，發人所未發。
梁思成在《圖像中國建築史》的前言中，表達了對徽因的熱愛和敬重：“最後，我要感謝我的妻子，同事和舊日的同窗林徽因。二十多年來，她在我們共同的事業中不懈地貢獻著力量。……在大部分的實地調查中，有過許多重要的發現，並對眾多建築物進行過實測和草繪。近年來，她雖罹重病，卻仍葆其天賦的機敏與堅毅；在戰爭時期的艱難日子裏，營造學社的學術精神和士氣得以維持，主要應歸功於她。沒有她的合作與啟迪，無論是本書的撰寫，還是我對中國建築的任何一項研究工作，都是不能成功的。”
費正清幫助他們從美國雇請了一個技術助手來完成微縮膠片。在費正清的幫助下，中國建築史繪圖的微縮膠片完成了，看上去效果極好。
1945年夏天，費正清的妻子費慰梅作為美國大使館的文化專員來到了重慶，也到李莊看望了林徽因，她們相擁而泣，相互訴說著離別十年後各自的生活。費慰梅還給林徽因帶來了治肺病的藥品。
六
1937年7月29日，北京淪陷，林徽因和梁思成準備離開北京。
在社會政治生活發生重大突變的時代，曆史就像一條水流渾濁、漩渦密布的河流，它裹挾著一切橫衝直撞、左衝右突，一個人在這時代裏猶如急流中的一片樹葉，不知是否會徹底撕成碎片還是被卷到什麼不能預知的地方。
林徽因和梁思成來到了長沙，他們的老朋友金嶽霖、張奚若、陳岱孫也先後到了這裏。教育部將清華、北大逃亡出來的師生在長沙組成了臨時大學。
林徽因和梁思成在朋友們的幫助下租到了三間小屋，房子緊靠火車站，進站出站的火車就像即將穿牆破壁而來。
空襲的警報經常在人猝不及防時響起。在一次日軍的空襲轟炸中，他們還沒有跑出院子，離他們很近的一顆炸彈就爆炸了，林徽因被氣浪拋了起來，幸好孩子和她都沒有什麼事。回望他們離開的住所，已成一堆廢墟。他們從廢墟中扒出所剩無幾的家當，當晚在好朋友的家裏借宿。
長沙絕非久留之地，他們下決心離開長沙到昆明去。昆明不通火車，汽車票又難買，戰亂中的交通又無序。長途跋涉使徽因病倒了，她感冒多日得不到及時治療，並發了肺炎，高燒到40度。直到1938年1月，經過39天的跋涉，受盡磨難的徽因一家才到了昆明。
1940年12月，徽因他們的營造社隨其他部門遷到了四川省南溪縣李莊。由於四川氣候潮濕，秋冬時間陰雨連綿，加上路途的顛簸勞累，誘發了徽因的肺病，連續高燒40度，這一時期由於病痛，徽因放棄了她非常熱愛而且表現卓越才華的文學創作，也與文學界失去了聯係，失去了交流與共鳴，也就失去了創作的興趣和動力。整日躺在床上的狀態損傷了她的驕傲。
徽因在李莊呆了五年，才在思成的陪同下去了重慶，才回到有現代氣息的生活中。在這裏，她見到了由周恩來特派來看望她和思成的共產黨員龔澎，這是他們第一次近距離和共產黨人交談；和費慰梅一起參加了喬治·馬歇爾將軍訪華期間的晚宴，在那裏還見到了鄰座的馮玉祥將軍。
這時林徽因的肺病已十分嚴重，她的朋友費正清和費慰梅的朋友裏奧·埃婁塞爾博士是美國著名的胸外科專家，當時正在戰後重慶的中國善後救濟總署工作，他為林徽因做了檢查。他告訴費慰梅：林徽因的雙側肺部和一側腎均已被結核菌嚴重感染，根據他的診斷，徽因的生命最多還能維持五年。
1946年2月，徽因和思成啟程飛往昆明，和在那裏的老朋友金嶽霖、張奚若夫婦等見麵，彼此都有劫後重逢、死而複生的感覺。“這次相聚都有過貧病交加的經曆，忍受漫長的戰爭和音信隔絕，現在又麵對偉大民族奮起和艱難的未來。”這是林徽因給費慰梅寫信時寫見到朋友的快樂和興奮。
終於盼到了北歸的消息，林徽因回到學校和全家一起住在中央研究院招待所裏等待回北京。八年過去了，他們都蒼老了許多，也堅韌了許多。因為還要等一段時間，他們逐漸失去了耐心。
這期間，在昆明、重慶、內地的許多城市的知識分子中彌漫著濃烈的幻滅和失意的情緒，到處都是絕望、窮困和落後，無處不在的腐敗、無能和混亂使得一貫堅持自由主義立場的知識分子們開始了對國民黨政權的否定和背棄。
林徽因在給費正清的信中表達了對現實的不滿：“……中國是我的祖國，長期以來，我看到她遭受這樣那樣的罹難，心如刀割……我作為一個‘戰爭中受傷的人’，行動不能自如，心情很煩躁。我臥床四年，一心盼望著這個‘勝利日’……如今勝利果然到來，卻又要打內戰，一場曠日持久的消耗戰……可能我活不到和平的那一天了，我在疾病的折磨中就這樣焦躁煩躁地死去，真是太慘了。”
七
1946年7月，林徽因和梁思成乘飛機北歸。他們回到離別十年魂牽夢縈的北平。
回到北平，梁思成被聘為清華大學建築係主任。他是建築係的第一任主任。
1946年夏天，林徽因全家搬進了清華園新林院8號。
一切尚未就緒，梁思成接到教育部和清華大學委派他赴美考察戰後的美國建築教育。同時他又收到耶魯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的邀請函。此間他又被外交部推薦，出任聯合國大廈設計顧問團的中國代表。
出發前，他交代係裏的年輕教師，有事可與林徽因商量。
這期間，林徽因一直帶病工作。
1947年夏天，醫生建議林徽因手術，摘除被結核菌感染的一側腎。但當時，思成不在她身邊，她又一直發著低燒，醫生建議手術時間延後。思成得知徽因的病情加重，準備回國，他謝絕了許多朋友勸他留在美國的好意。
在長時間臥病的日子裏，林徽因對人生，對生死已想過無數遍了。《人生》是她寫於這時期的詩，在這首詩中，她抒寫了自己對人生的眷戀和熱愛，以及平靜麵對人生終點的坦然。
1947年12月24日，林徽因做了一側腎切除手術。手術很成功。林徽因的身體一天天有了起色。這一時期，她寫了六首詩：《昆明即景》、《六點鍾在下午》、《年輕的歌》和《病中雜記九首》。
從老家來清華學習的女孩林洙這樣描寫她第一次見到的林徽因：“……她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語都充滿了美感、充滿了生命、充滿了熱情。她是語言藝術的大師，我不能想象像她那瘦小的身軀怎麼可能迸發出這麼強烈的光和熱。她的眼睛裏又怎麼同時蘊藏著智慧、詼諧、關心、機智、熱情的光澤。真的，怎麼能包含這麼多內容。當你和她接觸時，實體的林徽因便消失了，而感受到的則是她帶給你的美和強大的生命力……”
林洙常到林徽因家參加他們的茶會。林洙注意到，茶會的話題十分廣泛、各種有趣的人和事、政治風雲、學術前沿、科學發現、藝術見解——這是一個溫暖的、寄托心靈的場所，每個人都敞開了自己，他們熱愛這種純精神的交流。
林徽因是茶會的中心，她對藝術的清澈見解，對醜惡的徹底輕蔑，她自由寧靜的儀態、無一不具有強烈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