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慰梅曾經這樣談到過林徽因：“她的談話同她的著作一樣充滿了創造性。話題從詼諧的逸事到敏銳的分析；從明智的忠告到突發的憤怒；從發狂的熱情到深刻的蔑視，幾乎無所不包。”
1948年12月的一個夜晚，張若奚領著兩個軍人到梁家，遞給他們一張地圖，讓他們在地圖上標出要保護的文物建築，以便我軍攻城時讓炮火避開，他們不用查資料便一一地標出。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
1949年3月，林徽因被清華大學聘為建築係一級教授。
1949年9月，林徽因和清華大學的十位教師接受了設計國徽的任務。
八
自從接受了國徽設計任務，林徽因的生活就像上滿了弦的鍾表，每天的安排都以小時、分鍾計算。第一稿的國徽設計方案卻未通過。雖然強調了“中國特征”，突出了“莊嚴富麗”的審美要求。但審查委員會認為這個方案體現“政權特征”不足。
為第一稿，林徽因查閱了大量古代典籍資料，她借鑒漢鏡的形式，以玉性溫和象征和平，以圓環象征國家的統一，以齒輪和稻穗象征工農聯盟的國體。
該怎樣在國徽裏彰顯“政權特征”呢？
另一個國徽設計圖案是中央美院小組的，他們的國徽設計圖案增加了天安門，他們的理由是天安門是五四運動的策源地，標誌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始；天安門又是舉行開國大典的地方，標誌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
周恩來明確表示：“國徽裏一定要有天安門。”
要求明確了，林徽因小組的人員開始高速運轉。
林徽因建議，國徽中天安門應該采用立麵圖，將它程式化、圖案化而不能像風景畫。她還建議把天安門的兩個華表向左右方向拉開距離，這樣既增加了整體的開闊感，又使構圖比較穩定。經過無數次的討論，他們在顏色上采用金紅兩色，這是我國千百年來象征吉祥喜慶的顏色，采用這兩種顏色不僅富麗堂皇、莊嚴美觀，而且醒目大方，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
思路越來越明確，方案越來越完善，每一個局部都是推敲了再推敲，每一處細節都是修改了再修改。
小組的每一個人，在這一刻，他們的國徽就是他們的信仰和生命。
國徽製作好了，林徽因和梁思成卻病倒了。
周恩來總理和政協國徽審查委員會的麵前，擺放著清華大學和中央美術學院設計的兩種國徽圖案。清華的國徽圖案中央是金色浮雕的天安門立麵圖，天安門上方是五顆金色浮雕的五角星，金色的五星襯在大紅的底色上，像是一麵鋪天蓋地的五星紅旗；圖案的外圍環繞著金色的稻穗和齒輪浮雕，稻穗和齒輪由大紅色的綬帶聯結在一起，整個圖案左右對稱，由金紅兩種顏色組成。
中央美院的國徽圖案上，天安門的圖像有強烈的透視感，由近到遠地呈現出由小到大、由高到低的景象。遠處有藍色的天空，黃色的琉璃瓦和紅牆；近處有白色的華表和白色的金水橋。
麵對兩組不同的國徽圖案，參加評審的委員們細細地比較，小聲地評論著。周恩來讓大家發表意見，有的委員認為中央美院的方案好，透視感強，色彩比較明朗；有的委員認為清華的方案有民族特色，美觀大方。
周恩來注意到坐在沙發上一直沉默不語的李四光，他走到李四光身邊，手扶著沙發問道：“李先生，你看怎麼樣？”李四光看了看兩個方案，他指著清華的方案說：“我看這個氣魄大，有民族特色。”
周恩來又認真地比較打量後說：“那麼好吧，就這樣定了吧，大家看怎麼樣？”
這時，多數委員表示讚稱清華的方案，認為清華的方案完全符合政協征求國徽圖案所提出的三項要求：既有“中國特征”地又體現“政權特征”，形式還“莊嚴富麗。”
1950年6月23日，中南海懷仁堂。全國政協第一屆第二次會議在這裏召開，林徽因被特邀出席會議。在毛澤東的提議下，全體與會代表起立，以鼓掌的方式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
作為一個以藝術為生命的人，還有什麼比凝聚著自己全部心血的作品成為國家形象的代表而更令人激動呢？
九
林徽因前一段忙著國徽設計，係裏的課落下許多，她的身體已不能較長時間支撐在講台上，隻好讓學生們到家裏來上課。林徽因給一年級講建築史，總共十來個學生，來家裏上課，擠一擠還坐得下。
林徽因上課，從不局限於教科書，她往往將一個問題生發開來，古今中外，旁征博引，仿佛帶領學生曲折穿行於建築藝術的曆史長廊。
這一天，她給學生講起了北京城的建築史。
“北京是中國，也是世界文物建築最多的城市，元、明、清曆代的宮苑，壇廟，塔寺分布在全城。北京特有的優點就在它有計劃的城市的整體，北京建築的整個體係是全世界保存得最完好，而且最有傳統活力，最特殊、最珍貴的藝術傑作。”
“北京的建築都不是單座的建築，而往往是若幹建築組合而成的整體，是極可寶貴的藝術創造；小到一個四合院，一片胡同結構的街區；大到金碧輝煌巍巍大觀的故宮，都是顯著的實例。其他的壇廟，園苑，府第，無一不是整體的文物建築。”
學生們都被老師的講述深深地打動。
林徽因和梁思成深愛北京，他們不是愛北京的某一個殿，一樓一塔，而是愛北京的全部，他們愛北京金碧輝煌的宮殿，也愛北京氣勢巍峨的城牆城門；他們愛北京和平寧靜的四合院，也愛北京建築群上開闊醇和的天際線。怎樣使北京固有的風貌不受損失，又承擔起新中國首都的使命？這是林徽因和梁思成被任命為北京都市計劃委員會委員和副主任後，他們為此殫精竭慮的事。梁思成認為，北京是曆史名城，許多古老的建築已成為具有紀念性的文物，它們不僅形體美麗，而且有秩序的布局和整個文物環境，形成這個城市壯美的特色。對北京的建築群落，不應隨意拆除或摻雜不協調的建築形體加以破壞。
但他的想法和方案都被否決了。
梁思成痛心疾首地說：“五十年後，有人會後悔的！”
1952年1—6月，林徽因以《我們的首都》為總題目，寫了十一篇文章，向人們介紹中山堂、北京市勞動人民文化宮、天壇、頤和園、天寧寺塔、北京近郊的三座金剛寶塔、鼓樓、鍾樓和什刹海、雍和宮、故宮、這些關於古代建築的“科普”性的文章，連載於《新觀察》1—11期。
梁思成和林徽因意識到，北京城作為一個整體，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完整地保存下來。他們希望退而求其次，保住北京的城牆和城樓。
他們懇請決策者從長計議，為國家和後代留下這珍貴的曆史遺存。
梁思成和林徽因希望將城牆搞成一個全長39.75公裏的環城公園。讓居住於城市的人民可以接近大自然，壯闊胸襟……以民族文物及自然景色來豐富他們的生活。
然而毀牆論者卻說，城牆是封建帝王為鎮壓農民起義修建的，是封建帝王統治人民的遺跡，是套在社會主義首都脖子上的“鎖鏈”，應該拆除。還說城牆阻礙交通。
無論梁思成和林徽因如何竭盡全力，毀城運動勢不可擋地進行著。
並且在一次會議上，一位北京市負責人說：“誰要是再反對拆城牆，是黨員的就要開除他的黨籍！”梁思成和林徽因二人都感到一種無形的壓力，心裏十分沉重。
在這樣的背景下，梁思成和林徽因因為保護古老的北京和北京的古建築所做的一切努力，更顯得具有宿命般的悲劇色彩。
回望曆史，梁思成，林徽因的聲音，至今仍仿佛在警醒著人們。
十
1952年夏天，亞太地區和平會議即將在北京召開，籌備會決定為會議製作四類禮品：一是絲織品，真絲彩印或刺繡；二是景泰藍及象牙雕刻……會議將一、二類禮品的設計交給林徽因，在這期間，她發現製作景泰藍的幾家作坊破敗零落，處於倒閉邊緣。她和梁思成商量，想借這次製作和平禮物的機會搶救這一滅絕中國獨有的手工藝術品。她和小組成員一起到作坊了解景泰藍的生產工藝，觀看工人的操作過程，還和美術小組一起設計繪製了一批新的圖案，其中祥雲火珠的圖案簡潔明快，敦煌飛天的形象浪漫動人。當和平禮物送到亞太各國代表手中時，他們喜歡極了，說這是代表新中國的新禮物，真是太美了。
之前，林徽因還為人民英雄紀念碑的碑座設計花圈、花環等圖案。她對世界各地的花草圖案進行反複對照、研究，描繪出成百上千種花卉圖案，那些圖案或細膩凝重，或精致華美，或像樂句音符，猶如她筆下那些靈動的詞句一樣。
在成千上百種圖案中，林徽因和梁思成最後選定以象征和平的橄欖枝作為主體的花環圖案，還有牡丹、荷花、菊花組成的花卉圖案，以象征革命烈士的高貴，純潔和堅韌的品格精神。這些圖案後來雕刻在人民英雄紀念碑的碑座上。那是一組華美而渾厚，輕盈而奔放的藝術音符，鐫刻在碑座的四側，譜成了英雄的雄渾樂章。
1953年9月，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林徽因被邀請參加了大會。
林徽因帶領清華美術小組為搶救傳統的景泰藍藝術所進行的努力被全國美術家協會寫進了工作報告。
一個生命究竟蘊涵著多少可能？一個人究竟能創造什麼奇跡？如果有醫學專家研究林徽因的病曆，一定會驚歎不已。
1945年，美國著名胸外科專家就曾斷言，林徽因最多還能活五年。
每當她倒在床上，都有可能永遠不能起來；可當她起來後，就又重新煥發出生機勃勃的創造活力。
1954年秋冬季節，林徽因病倒了，梁思成也病了，他們都住在了同仁醫院。1955年的春節，他們倆是在醫院度過的。
3月的北京，乍暖還寒，林徽因一連數日處於半昏迷狀態，醫護人員用一切辦法搶救。
3月的最後一天，1955年3月31日，林徽因用極其微弱的聲音說：“我想見思成，我有話要對他說。”“夜深了，又什麼話明天再說吧。”護士說。
林徽因沒有等到“明天”。
這是1955年4月1日的清晨6點，這一年林徽因51歲。
她在自己的生命過程中釋放了全部的愛與熱情，她的生命定格於美麗的人間四月天。
1955年4月2日，《北京日報》刊發了林徽因逝世的訃告。
4月3日，林徽因追悼會在北京金魚胡同賢良寺舉行，北京市長彭真送了花圈。金嶽霖、鄧以蟄教授題寫了挽聯：
一身詩意千尋瀑，
萬古人間四月天。
北京市政府決定：林徽因生前設計國徽和人民英雄紀念碑的特殊貢獻，遺體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
墓體由梁思成設計，簡潔、樸實、莊重。
人民英雄紀念碑委員會決定：把林徽因親手設計的一方漢白玉花圈刻樣移做她的墓碑。墓碑上鐫刻著：
建築師林徽因之墓
這就是張清平呈現在世人麵前的林徽因。
林徽因的一生，是我們難以忘記的。林徽因的美麗，她的才情詩意，她的生活經曆，她的生命曆程，她對國家的貢獻是我們應該永遠銘記的。她是中國婦女中的佼佼者，是中國婦女的驕傲。
林徽因的生命，定格於人間四月天，但她作為中國的建築師，她和梁思成的婚姻也如中國的古建築，正如作家張清平在《林徽因》中寫的：“如果用梁思成和林徽因終生癡迷中國的古建築比喻他們倆的組合，那麼，梁思成是堅實的基礎和梁柱，是宏大的結構和支撐；而林徽因則是那靈動的飛簷，精致的雕刻，鏤空的門窗和美麗的闌額。他們一個厚重堅實，一個輕盈靈動。厚重給人以負荷使命的承擔，輕盈給人以飄逸變化的美感；厚重的意蘊展示了深沉恢弘、高貴純真的境界；輕靈的律動表達了超脫束縛、飛升向上的願望。僅靠輕靈不能承載永恒的價值，惟有厚重，同樣不能展示藝術的風姿。他們的組合無可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