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心底的紀念章
那是40多年前的事了，已經是大二學生的我們經曆了“文化大革命”時的大串聯，陸續回到學校。回校後無事可做，有的同學回家了，有的同學自發組織起來“抓革命，促生產”搞秋收去了；還有的同學組織起來，背起行李卷“長征”去了……
她去搞秋收了，他去“長征”了。在分開的這段時間裏，他們鴻雁傳書，互相鼓勵，傳遞牽掛之情。每收到他的來信，她都要仔細地看幾遍，並把信封上的圖案剪貼下來與信一起珍藏。
大約兩個月以後，他們都回到了學校。他送她一枚紀念章，圖案是遵義會議會址。她戴了幾天，不舍得戴，怕丟了，就珍藏起來了。說來也真是令人不可思議，越珍貴的東西就越想珍藏好，越想珍藏好的東西，到頭來就怎麼也找不到了。
記得過了段時間，他問她紀念章為什麼不戴了，她告訴他戴上怕丟了，放起來了。他說不就是一枚紀念章嗎，戴上吧！她想也是，應該戴上，那是他的一片心意。結果她翻遍了自己所有能存放東西的地方，就是沒有找到那枚紀念章。她責怪自己粗心，心中十分內疚。他雖然沒有說什麼，但眼神中流露出不滿和不快。她心想他一定覺得自己是一個感情粗糙、不知道珍惜他人感情的人。但他哪裏知道，從此以後，她就把那枚紀念章珍藏在心底。時過40多年，那枚紀念章仍在她的心底閃閃發光。每當想起它，她心中就泛起當時的那種內疚和自責。
那枚紀念章，直徑三厘米，紅色背景上銀色的遵義會議會址圖案，光芒四射。
哦！那枚珍藏心底閃閃發光的紀念章，永不褪色的紀念章。
鄉村女教師
那是上世紀70年代初，我在一個叫連搭鄉的村鎮戴帽中學做了四年鄉村女教師。所謂戴帽中學，就是由小學擴大到初級中學的學校。既有小學五個年級，又有初中兩個年級，當時在毛主席的“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的最高指示下，將小學六年縮短成五年，初中三年縮短成兩年。
學校是過去的山神廟改造擴建的。初中四個班小學五個班，將近500名學生，12位教員，其中50%是社請教師（即民辦教師）。
學校坐南朝北，門前無路，是條幹涸了的河床。向西走十五裏地，才能在國道上乘坐公共汽車。校門外，右邊有一個很大的池塘，那是我們的飲用水，夏天是青蛙、蝌蚪和各種喜水蚊蟲的樂園，冬天打冰塊化水用。有時甚至斷水。鄉村中學的教學條件十分簡陋，不足六平米的房間，既是教師的宿舍，又是辦公的場所。一張單人床，一張辦公桌，一條小條凳，能活動的空間隻能來回轉身。
我去學校時正是“文化大革命”的中期，學校領導讓我帶初二兩個班的語文和政治。沒有任何教材。第一堂課不知向學生講什麼好。
講什麼好呢？根據當時的形勢，第一堂課我向學生們簡單講了從中國共產黨誕生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段時間裏，中國共產黨進行的革命運動。課後較大膽的一些學生懷著欽佩的心情對我說：“老師，你知道的真多！講的真好！”我深深地感到了鄉村學生的淳樸和對知識的渴求。幾個月後，我已和鄉村學生建立了較深的師生情誼。經常有學生給我帶棵白菜、土豆和蘿卜，還有桃、杏之類的自家土產品，以示對老師的崇敬和愛戴，也表達了學生家長對老師的關心，常常令我感動得眼眶發熱潮濕。
鄉村學生雖然沒有城市學生的見多識廣，沒有城市學生的靈光，穿戴也沒有城市學生的整齊，但他們真誠、質樸、盛情，純淨的眼神中不含一點雜質，看一眼都使人心動，終生難忘。
鄉村中學的老師之間也相互關心尊重、團結，使我在經過近五年的文化大革命後，又重新體驗了人間真情，像回到了家鄉，回到了父老鄉親的身邊。剛到鄉村中學的那種落寞、不安、無助，已在不知不覺中被鄉村師生的真情所融化。我也融進鄉村中學和師生的集體中。
為了讓民辦教師多拿幾元錢，學校領導向我說明情況，讓我讓出初二一個班的語文課，給一位民辦老師；因為給中學生上課，民辦教師每月可以多發六元錢。我擔任了初二一個班的語文，小學五年級一個班的政治，還擔任了小學一年級的唱歌。
給五年級上第一堂政治課時，當我在黑板上書寫課題時，就聽到學生的小聲議論和唏噓聲，不知是不滿字寫得快、寫得潦草還是在喝彩字寫得流利，我稍稍停頓幾秒鍾後，學生們立即安靜下來。從此便開始給小學五年級上政治課。
給小學一年級的兒童上唱歌課，組織教學實在是太難了。那些七八歲的小學生，像蜜蜂一樣嗡嗡個不停，當你盯著他們時，一個個將小手背在後麵，坐得特別端正，並用亮晶晶的眼睛一閃一閃地看著你。我開始在黑板上抄歌詞，嗡嗡聲又起且越來越大，由說話聲發展到打鬧聲。在他們麵前我實在無能為力。
小學一年級的班主任老師經常配合我組織教學。我上唱歌課時他就在外麵轉轉、看看，果然有效。有一次，又該上唱歌課了，那位班主任對著學生說：“我看誰坐得端正！誰不說話！”一個個眼睛亮晶晶地坐得端端正正地盯著他們的班主任，似在等待表揚，可愛極了。以後我也學著那位老師，上課前總要說句：“我看誰不說話！誰坐得端正。”還真靈驗，一個個一本正經，挺胸端坐，眼裏含著期待。但持續不了十分鍾，嗡嗡聲又起。時間長了，這一招也不靈驗了，真是搞得我無奈。
記得那是一個周末的晚上，學校所有的教師都回家了，偌大的學校就剩下我一個人。鄉村的天黑得早，八點來鍾，天就黑透了，我從房間裏麵鎖好門，又用辦公桌頂好門，躺在床上用看小說驅趕恐懼。十點以後不知不覺就睡著了。突然被頂棚上窸窸窣窣的聲音驚醒，側耳細聽，似乎是什麼小動物在頂棚上來回跳躍，不一會，頂棚破處掉下一隻老鼠，正好掉在我的被子上，嚇得我魂飛魄散，驚出一身冷汗，老鼠也不知藏哪去了。再也無法入睡，越睡不著，就越聽到各種細微的聲響，越恐懼。終於熬到天亮，恐懼慢慢消退。後來，我就特別怕過周末。在周末時找女學生給我做伴。至今還記得那兩位女學生的名字，一個叫金翠香，一個叫胡香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