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作者沒有想到，這篇“曝光”在報上登出來後，特別是電台播發後，整個亞運村幾乎“炸”了，那麼多的人感到驚愣，“是這麼回事嗎？”“有這麼嚴重嗎？”“怎麼連個招呼都不打；就向全國人民把亞運村人推上了審判台？”“作者是哪兒的，沒有見來工地采訪過呀！”“稿子是誰審查的，我們從來沒有看過呀！”……
善良而認真的村民們起初還是抱著檢查自己的心情來對待這篇報道的，可是一認真查起來就使“曝光”散光了，比如：說200米長的進口電纜被盜去熔成了銅錠，沒有此事；比如：新落成的大樓上的鋁合金門窗被全部盜走，純屬生造；比如：8個地井蓋被盜走了7個，也不是這麼回事。等等，等等。
亞運村人由吃驚變得憤怒。它給本來熱氣騰騰、奮發向上的工地潑來了無情的堅冰。
據說，張百發副市長聽了廣播後血壓升高，氣壞了。這位幾年來一直“泡”在亞運會工程工地上的、風塵仆仆的領導人，即使在幾個春節也沒有休息過呀。1985年3月，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當一些人對中國能不能承擔舉辦第十一屆亞運會表示極大疑慮時，這位副市長滿懷信心地彙報了工程進展情況。之後，他放下彙報稿，說：“諸位，如果亞運會因工程誤期，我爬上北京的最高點京廣大廈，208米高，就從那兒跳下來！”這不是百發同誌一個人的決心，參加亞運會工程的所有戰士都抱定這樣的滿腔豪情。他們從不掩飾自己工作中的失誤，善意的批評也是推動力。他們心裏十分清楚，現在全國人民、尤其是正在艱難奮戰的亞運村人，需要的是鼓勁，而不是泄氣。那種極不負責任的“曝光”者，想沒想過這一點？
據說，香港的一位曾經給亞運會工程贈捐過一筆巨款的名人，得知這篇“曝光”以後，特地從國外打電話來詢問情況，表示了極大的憂慮。有的原先打算給亞運會工程贈捐的港胞也猶豫了。
所有這些，也許那位“曝光”的作者沒有料到；也許當初他“導演”這場“戲”的目的正是為了達到這些，我隻能去猜想；不敢下結論！
“曝光”在亞運村工地掀起的波濤持續了好一段時間。後來，在人們都進入冷靜的思考以後，工地指揮部與那家報社取得了聯係，希望寫稿的那位記者來亞運村談談心，聽聽他的想法，也給他談談亞運村人的想法。發稿前沒有見麵，稿子登出來了，而且已經有了“社會效應”，見見麵也是可以的嘛！
可是，不知何故，他沒有來，一直沒有來！
我在亞運村采訪過程中，幾乎所有的我所接觸的人都要給我提起這件事，我似乎還沒有完全猜透他們的用意，是給我敲響警鍾、還是發泄心裏積淤的不滿？也許兩者兼而有之。還有一位同誌把《“罪惡的”包圍圈》搞了一份影印件，送給我。現在，當我在寫這篇報告文學的時候，影印件一直放在我的案頭。
我想到了一個問題，我們的作家、記者，尤其是報告文學作家，應該從前幾年陷得很深的“問題文學”中走出來。我們不能不承認這樣一個現實：一些作品中，對我們那些生活在中國社會最底層的勞動者“揭露”得太多了，太過了，給讀者展示出來的盡是他們的沉重的精神負擔，他們的貧窮、愚昧、無知、原始、落後，甚至還有凶殘。即使真實的再現這些東西也應該有所選擇，考慮其後果，更何況這些展示出來的東西中對我們的勞動者的形象不少是屬於扭曲。
“曝光”不也是對亞運村這塊本來聖潔的地方作了不少的扭曲麼？
我從來都不認為隻有歌頌光明的作品才值得稱頌，決沒有這個意思。相反，我認為那些揭露黑暗的作品，那些寫我們社會還遇到一些囷難的作品，隻要是站在正確的立場上，能啟迪人們的心靈，給人以強烈的震撼，能教商人，使人信心百倍地朝前走去，這樣的作品同樣是好的。
這就是我思考的結果。我知道，如果我不這樣，那麼我這趟亞運村之行是有負重托的。
我作為一個從亞運村走出來的人，希望人們，尤其是我們的作家、記者，到這裏來。隻要你真正地和村民們把心貼起來，走進他們的心裏去，你會熱愛他們的，會熱愛這個村子的！
1990年2月－3月寫於望柳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