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識了一位在團隊工作的總工程師，41歲，北京鋼鐵學院畢業。人們說起他對青藏線的貢獻總要提及這樣一個數字：從1979年以來，他畫的圖紙有2千多張，兩輛解放牌汽車也載不完。依我看，兩車圖紙固然可觀，但他的貢獻更重要的在於：一個知識分子以風雪嚴寒壓不倒、山高缺氧拖不垮之勢在世界屋脊上屹立了10多年，這個形象對多少人是巨大的鼓舞啊！好幾個人告訴我，周圍的人對這位總工程師有三個摸不透：一是他每年在線上的時間最長，哪一年也不少於200天。特別是遇到什麼不順心的事情時，他拿起包包就到線上去了。二是他至今還是夫妻兩地生活，每年回內地休假，他幾乎都是提前10天或半月回隊。三是他經常堅持打掃公共廁所。一個年近半百的高級知識分子幹這樣的事格外惹人注目。有人曾經就這三個問題向他提問，希望他敞開心懷談談。他似乎對這樣的談話很不感興趣，搖搖頭轉身就走了。我也覺得這是個怪人，這次見麵後也提出了這個老問題。他倒沒有回絕，說：“很簡單，在團裏數我年齡大，是全團同誌的老大哥，老大哥就得幹點老大哥的事情來。”看來，一些人們認為很神秘的事情，說穿了，點明了，其實很簡單。總工不會喝酒，但是愛喝酒，而且酒杯一沾嘴唇就醉，一醉就唱歌。我們那天一起就餐時，他主動提出擺酒，我怎麼也推辭不掉，便答應小抿幾口。果然，隻喝了一杯老窖，他就離開席位手舞足蹈地唱起來了：
“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陽，多麼溫暖，多麼慈祥，把我們農奴的心兒照亮，我們邁步走在社會主義幸福的大道上……”
看來他並沒有完全醉過去。一邊唱一邊“將”我和小楊的“軍”：“今年春節，兵站部範政委上山給官兵拜年，聽了我唱的歌，一口氣連幹了8杯。你們是好樣的，就應該舉起杯子來……”
不會喝酒的我，也經不住他這麼折騰，不得不拿起杯子連灌幾下，竟然也覺頭脹脹的，眼前的總工在旋轉……
我總覺得在這位總工身上，似乎還潛藏著某種更深層的東西，我捉摸不透。這麼說來。他周圍的人對他的看法還是有道理的……
說實在的，這次回青藏線采訪，我好像每時每刻都在醉蒙蒙中生活，好些事情真費琢磨。
我無論如何沒有想到這個外表看來永遠那麼文靜、輕鬆－的張安發，也有一段傷心的事。我應該叫他小張，雖然他現在是格爾木大站的政委了。在我眼裏他永遠還是那個在青海日報發表詩歌的小張。我記得那年他加入青海作家協會時才25歲。後來，他當了兵站部宣傳科科長，詩寫得少了。再後來，他上了昆侖山當了政委，就索性擱筆了。政治委員寫詩，人家要戳脊梁的。這次來到格爾木，我才知道在他榮升到昆侖山之前，還和愛人林芳有過一段小小的“較量”。小林在西寧一所中學任教，她當時對安發說，你這“官”當到科長這個份上也差不多到了頭，我看咱求個安穩你就轉業到地方算了。安發是同意愛人這想法的。在他心裏還有個小算盤：到了地方說不定還可以重新搞創作。可是，正在這當兒，組織決定他上山工作，他便改變了主意，反過來給小林做工作了，說那麼多老同誌在山上幹了幾十年都沒有提出下來，我怎麼好意思見山而退呢！小林一想也對，就說，那好吧，我的心跟著你一起守昆侖山。這是雪山女兒的話，張安發感到了愛情的溫暖、幸福。
他進昆侖山了。留下林芳一個女人管一個家。終於有一天發生了矛盾，張安發在山上感到不得安寧了。調皮的小兒子因為不聽老師的話挨了幾句批評，便跑了，三天不回家。林芳跑遍了西寧她認為所有該找的地方，就是不見兒子的麵，急得她直哭。她一個長途電話撥到昆侖山找到張安發，不分青紅皂白便問：你盡到了做父親的責任嗎？
安發對我說：是的，我也知道我沒有盡到父親的責任。可我有什麼辦法呢？我首先是大站的政委，而不是兒子的父親。青藏線上的政委就得時時刻刻把昆侖山扛在肩上，放在心上……
我的心受到了顫動，“把昆侖山放在心上”，他這話太令我深思了。我似乎明白了點什麼：難怪那麼多的青藏線人都有那麼多的心事，原來因為這沉重的昆侖山，昆侖山……
次日，我去唐古拉山采訪。臨行前，張安發給沿途兵站打了電話，特地交待了一件事：作家不喝酒，你們不要強人所難。
果然，沒有一個兵站給我餐桌上擺酒。
我很滿意，但又好像失去了點什麼。
我發現這次青藏線之行，我似乎開始要喝酒了……
這是我蓄在心頭已久的願望：登上昆侖看看日出。
6月下旬的一天黎明，我和朋友按約定的時間攀上了昆侖山的座峰巔。令人掃興的是，東方灰蒙蒙的一片，不見一點霞光。
我感到昆侖山突熱變得那麼低：正因為它太低，我看日出的願望才未能實現。
這是我1990年重返青藏線時留下的一大憾事。
“咱們再往上攀，登上昆侖山的山脊。”朋友提議說。
“山脊？在哪兒？”我問。
“那不是嗎？到處都有，有山就有脊。站在昆侖山脊上看青藏線風光，看青藏線人，肯定‘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
於是，我們向山脊上攀去……
1990，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