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一階段，也有作家專注於現實的批劃。不過，這種批判在主題上是單一明確的，但形式上卻又有不同，寓言式的諷刺代替了直接的大聲疾呼，如諶容的《大公雞悲喜劇》、宗璞的《泥沼中的頭顱》、吳若增的《臉皮招領啟事》，都是現代中國的社會和政治諷刺寓言。嚴格地說，這些諷刺還欠缺巧妙，並且時有做作之感，不過它實在也具有某種史的意義。
對人性尤其是生命形式的探索，這一時期顯得更為細膩，更為集中。鄭萬隆的《老棒子酒館》描寫一位老獵人陳三腳對生死的自覺選擇，當他意識到自己做為一名獵手，已經在膽魄、力量等方麵明顯失去的時候，便孤獨地然而也是平靜和堂堂正正地走上死亡之途。最後一次以死顯示自己的生命力量，而老棒子和劉三泰也正是受此感化和促動，從中體會到生命的價值。徐曉鶴的《院長和他的瘋子們》描寫瘋人院院長長期受嘈雜、紛亂環境的影響，一旦脫離，反倒不能適應正常的秩序。從一個側麵揭示了環境對生命的消磨與侵蝕。
還有的作家，則以獨特的文學語言描述生命的感覺、意象和體味，主題幾近消解，人物也退隱、消失，不但從內容上，而且從形式上對傳統小說的定義規範挑戰。何立偉的《一夕三曲》，孫芸夫的《芸齋小說》，林斤滴的《矮凳嬌小品》，李慶西的《張三、李踞，王二寐於》，阿矽的《遍地風流》，都是如此。這些小說中氛圍、狀態、感覺、情緒的因素大大超過了人物、故事，主題等等。
1985年開始的新文學，是一個色彩紛呈、魚龍混雜的紛繁世界，但這種紛繁局麵逐漸由一般潛流的衝擊而顯示出一種一致的依歸。自1987年以來，“生命”在文學世界尤其是小說創作中的自覺意識不斷加強，一種反映和表現人類本質的傾向成為一時的熱烈景象，這種文學創作故意消融人物故事的政治、文化和曆史背景，把描寫領域延伸到純粹的人性領域。他們很快拋棄具體曆史情境對人性的製約以及人的自覺反抗，而著力於表現人類自身本能、欲望、感覺的生發、擴張和變形的過程。這種表現更多地是通過性描寫來實現的。王安憶繼小說《小鮑莊》後，寫出以表現“原性”為目的的《小城之戀》，莫言也漸漸淡化具體曆史背景的勾劃，而著力表現人的生命衝動，如《紅蝗》、《歡樂》等即是達到極致的作品。殘雪的《山上的小屋》、《阿梅在夏日陽光下的愁思》等一係列小說，都以怪誕、恐怖的夢境為主色調，以焦慮、慌恐、仇恨為情感基調，以醜陋、變形、灰暗、陰冷為圖景，對生命做自己的思考和描述。以後出現的一些青年作家也都沿著這條路走上文壇，餘華的《世事如煙》和《難逃劫數》，蘇童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都以性亂倫、性衝動、性醜惡為表現對象。餘華的小說世界裏，幾乎找不到哪怕不甚明晰的曆史背景，對人物的各種衝動、行為、心理沒有一絲確定的解釋途徑，一種純粹的現象描述，一幅單純的生命運動的景色勾勒。當年那些或由政治曆史、或由現實道德、或由傳統文化製約為挖掘工具的方式在這裏皆消融怠盡。對於這些文學現象，理解、評價的方法多種多樣，見仁見智，但有一點似乎可以認定，就是，它們是較為自覺的、純粹的生命文學，它們是順著此前諸種文學現象愈演愈烈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