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從生命意識的角度來考察新時期文學，依據不能說是十分充足的。從生命角度來觀察人，並在實踐中擴充“文學是人學”的當代意義，事實上隻是近些年來的事，一批新起的先鋒作家正以其怪異的角度、方式和表現方法，力圖把文學送回到生命的軌道上來。本書的題目也許更適宜做一篇盡可能象樣的論文。不過我以為，既然我們的文學現狀諸如批評家所描繪的，是沿著一條既紛繁又明晰的線索走過來的，既然時下的“生命”文學不是空穀來風，那麼把它們同此前的定學曆史及諸種現象聯係起來考察，從昨天的回顧中尋找今天的起點，從今天的角度反視昨天的路程，都會找到許多饒有興味的東西。由此，我就有理由開始這次對新時期文學十餘年曆史的專題“旅行”。並相信將在每一個環節上得到些新的收獲。
當我初步重溫和涉獵了十年來的主要文學作品後，感到有一個變化軌跡是非常突出和有趣的。十年新時期文學，有如一個剛剛成形的玉米棒，每一代作家都試圖打開包裹它的層層外衣，進入最為實質的內核，而每一階段的作家又幾乎無例外地完成了自己所麵對的那一層。如果我們把今天業已初露端倪的內核視為生命的話，那麼包裹它的外衣從原初開始，依次是：現代政治曆史造成的人的肉體、心靈創傷，現實社會的價值觀和秩序給人帶來的煩惱、困惑和憂慮，傳統的或者說集體的無意識的文化背景給現代人行為、思想帶來的製約以及掙紮中的痛苦。再者，當把人當做一個超越曆史的生命或把生命視為一種力量的時候，對遠古時代的風俗民情、行規禮節所產生的依戀和不置可否的描述。當代文學正步步逼近，逐漸接近生命本體。
當我們以這樣的眼光看取新時期文學時，就會發現，新時期文學在不斷深化的過程中，留下了許多值得深思的變化軌跡。就拿表現性愛主題的小說來看，先後經曆了兩個階段，就是表現愛情，婚姻的曲折痛苦的階段和表現性的鬱悶，發泄、張揚的階段。兩個階段聯係起來，顯示出了當代作家對人、對生命的探求欲望的不斷加強。如果按不少批評者所認為的，1985年是新時期小說的主要界線，我們即可見出這一特點。1985年以前的文學（主要是小說），按照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所編的《爭鳴作品集》全四冊來看，全部22部作品中，至少有12部小說是以愛情、婚姻為題材和主題的。如果我們從每一冊中選擇一篇小說為代表，又會見出從1980年到1985年前，當代作家在對待愛情、婚姻主題在題材選擇、處理、思想開掘等方麵的饒有趣味的變化軌跡。第一冊中的《愛是不能忘記的》（張潔）是通過兩代人的命運對比，來“大聲疾呼”對真正愛情的渴望和欲求，小說主題很集中或者說很單一，就是希望社會承認、理解青年人對愛情的追求以及建立於愛情之上的婚姻選擇。第二冊中的《晚霞消失的時候》（禮平），描寫對少男少女如何從“文革”前的純情相戀，到十年動亂中因“紅色革命”造成的行為敵對與內心傷痛，一直到上山下鄉期間的坎坷經曆和新時期久別重逢之後的傷感，作品的基調是控訴和批判，這種批判又是通過對愛情的曲折經曆的線性描述來實現的。第三冊中的《我們這個年紀的夢》（張辛欣），則表現了當代人對理想之夢的追求，對現實處境煩瑣、庸俗的不滿以及理想破滅後對生活和現實的無可奈何的正視。主題是一位已婚的青年女子對少年時代純潔愛情的懷戀、尋找，並時時與現實處境比照，曆史影子依然存在，但已退到幕後，而主要以買菜、燒飯的平庸生活和孤獨而又強烈的夢幻相交織而成。第四冊中的《一個女人和一個半男人的故事》（劉亞洲），則表現了在戰爭的硝煙中一個女人是如何從“半個男人”的身旁回到“一個男人”即真正的男人的懷抱。這裏，愛情背後的信念是人性，作者如此設置特殊環境，正是要顯示人性對曆史的超越。
還有一點需要指出，在所有22部作品中，沒有突出的“性”主題。這也是一種值得剖析的現象。對於這一點，僅僅從政治環境、社會氣氛來解釋是不夠的。當時的作家，恐怕還很難廓清現實的、曆史的籠罩，進入性描寫的層次。
對1985年以後的文學（仍以小說為主），情形似乎確實有些變化，這種變化在於，流派的分化使人很難從一個確定點來歸納所有的現象。這種流變突出地表現為尋根文學和現代派文學對當代文壇的確力衝擊。前一階段的愛情主題似乎突然斷線，作家所著力表現的內容迅速轉移。總體上看，文化、人性觀念的探究和描述代替了前一階段曆史的現實的批判，中國作家突然間變得深邃起來。就1985年前後看，以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探索小說集》為分析對象，分化即很明顯，有的從文化的人性的角度表現生命的律動和悲喜劇，韓少功的《爸爸爸》、莫言的《透明的紅蘿卜》、王安憶的《小鮑莊》，這三篇小說中，有一個共同的視角或稱基本點，即是一個在懵懵懂懂中生活的鄉村兒童，韓少功筆下的丙崽，莫言筆下的黑孩兒，王安憶筆下的撈渣。作家們這種不約而同的視角選擇是很值得探討的，把地域推到荒蠻、古遠的鄉村世界，又選擇那些基本處於曆史和社會之外的兒童來做觀察視角，都是基於他們力圖消融和淡化政治曆史的環境製約，而著力於文化、人性探討的根本動機，表麵上是丙崽不能解釋自己的遭遇，事實上是韓少功不想確定每一情節事件的具體內涵，是為了拓展描寫空間，塞進更為龐雜的、朦朧不定的文化內涵。丙崽隻會說“爸爸爸”和“×媽媽”兩個詞，而韓少功卻無疑要賦予這兩個簡單、粗鄙的詞以更多的內涵。黑孩通篇沒有一句話，哪怕獨白都沒有，也正是莫言不想把“紅籮卜”僅僅附貼於“文革”動亂上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