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逢個紅白大事，狗肉、驢肉沒資格上席麵，而紅薯是可以的。四盤子八碗裏，有那麼一碗鼓起的塗抹了紅糖的過油條子肉，逸著白汽，看著挺富態。那肉正好是一人一片，同時伸起的八雙筷子夾著顫顫的肉片之後，碗下亮出的就全是油炸紅薯塊，與那肉片是一個顏色——熱騰騰的深紅色。沒經驗的外來人乍然看去，還認為是紅燒肘子哩……刀杖丁丁，笑語嘩嘩，家家如此，年年如此，誰也不嫌棄誰，誰也不說這是吝嗇。
紅薯生長期短，貯藏期卻長遠，而且是擱置越久越甜脆。熟之於秋冬之交，貯存也怯熱怯寒，九裏天，是特意貯之於水井半中腰拐進去的地窨子裏，窨子位於封凍層與地下水水平之間，永是恒溫，主人家坐在“吱忸忸”作響的轆轤木桶裏秉燭上下，隨吃隨取，十分便當。可也得留神，千萬別讓那醺醺酒鬼坐木桶進入地窨，紅薯染著酒氣極容易潰爛，潰爛中會散發出酒鬼作嘔的難聞氣味兒。若是存放得法，紅薯直可與翌年結下的新薯接住茬口哩，仔細些的人家，長年四季都會有鮮豔碩大的紅薯待賓客，贈親朋。
國家困難時期，糧食太緊，關中許多糧站有一度索性用四斤紅薯頂替過一斤糧食。個兒大的紅薯一個就有四斤重，一天內粒米不進，隻切食這個紅薯，將就上一天兩天可以，延續上四天五天，腸胃裏就很不妙了。紅薯屬於菜、糧食間的中介品，倘是硬要晉升到主食地位，難免有煩人之時。天地造物，最講究搭配合理，動用得宜。不論豐年還是歉歲，將紅薯置於主食的輔助地位，它便注定是尤物，是上品。
我自己是土生土長的關中子弟，在我的半生閱曆中，紅薯確是烙下過一些很難抹煞的印記。後來投筆從戎，遠走他鄉，輾轉到千裏外的蘭州工作，而我的妻子仍留居故鄉。記得有一個深秋，我回家探親，一夜醒來，旭日紅窗，小女兒尚在酣睡，身邊的妻子卻不見了影蹤。我正在納悶，虛掩的門輕輕開了：妻子捏著短钁，挎著竹籃，籃底盡是拳頭、核桃大小的紅薯殘片，在小渠清水裏漱洗過了，紅豔豔的水嫩嫩的。她嫣然一笑：“霜降剛過咱隊裏的紅薯還沒出土，鄰村生產隊昨晌午出過了。我到人家地裏拾了些回來，別嫌散碎，你先嚐嚐鮮。”她知道隴上不出產紅薯，更知道我小時候就愛吃紅薯。曉起下地，野徑上的瑩瑩露珠濕透了布鞋布襪，下半截褲管也水淋淋的，小钁上沾有泥水，鬢角上沁一層細汗……
人生猶如流水，這都是漸漸遙遠的往事了。往後，妻子兒女也隨軍遷徙到蘭州，在蘭州一眨眼又是十年！
紅薯耐旱耐堿，貪暖喜光，離開關中再往北、往西，因為無霜期短，似乎就不再種植。一斤紅薯在關中三五分錢，在蘭州街上泥住一個盛過柴油的大鐵桶烤燒個半焦半黃，香味洋溢，一斤要七角八角哩。價錢夠貴了，可我那妻子隻要看見，就非買不可。買一堆兒用手帕兒拎回去全家受用。每當此時，我便深深感到土地在人的精神上打下的印記是有形無形的，同時也是雋永而強烈的。西北偏僻地方從未見過紅薯的人家，還有城市高級賓館裏動不動和珍饈佳肴打交道的人兒，遇見紅薯，恐怕就不會有這樣一種興趣、感情。隻是用口腹嗜好來解釋，是不成立的。
有一天，家裏來了位書法家，我們請他留下一帖橫幅。他問：“寫什麼話好呢？”
我未想妥，妻先答道：“就寫‘當官不為民作主，不如回家賣紅薯’吧。”
“這不合適。我不是什麼官嘛。”我駁她。
她笑了，堅持己見：“人家古代的縣太爺還念叨紅薯哩，我們這條幅你選擇別的詩詞也行，隻要有紅薯這兩個字。”
土裏土氣的紅薯太平庸了。別的文雅的詩詞裏哪會有這兩個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