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尋根問祖 第四章左手政界，右手商人
“我什麼都沒有留”
當適當的氣質與適當的智力結構相結合時，你就會得到理性的行為。
——沃倫·巴菲特
1.睿智的“保守”父親
巴菲特的父親在那個時代可謂大名鼎鼎。他是美國國會鐵杆的共和黨議員，同時還是一名股票經紀人。巴菲特的母親是一名記者，兩人相識時，巴菲特的父親正在巴菲特母親所任職的報社做編輯。
兩人在相識不久，就步入婚姻殿堂。在許多人的印象中，巴菲特的父親是一個正直可信、思想保守的議員。而巴菲特的母親在人們印象中則是一位舉止大方、說話風趣、精力充沛的婦女。這位給巴菲特生命的婦女死於1996年8月30日，這一天恰好是巴菲特66歲的生日。
在1942—1948年、1950—1952年這兩個時期，巴菲特的父親始終反對羅斯福總統的“新政”、反對戰爭，在美國國會任職的這兩個時期，他並不快樂，因為作為其他議員眼中的保守者，他始終得不到任何人的認可。
正是這種原因，使得這位議員先生將政治上敏銳的洞察力轉移到商業上來，人們關注他的股票經紀人身份要遠大於他的議員身份。可他始終忘記不了政治，在一次演講中，他對聚集而來的商人們大談特談：“在一個自由的國度，貨幣單位依賴於黃金或白銀作為它的穩固基礎，獨立於政客們的權力之外，紙幣持有人可以自由選擇兌換成一定量的黃金。隻有國會被迫這樣做時，我們的金融才能走向有序。把我們的貨幣兌換成黃金就會產生這種強迫力。”商人們不會聽他的，國會自然也不會聽他的這種理論。
這種理論隻傳給了他的兒子，巴菲特後來大量購進白銀，在一段時間內，他的這種正確做法使得他的投資事業迅速飛升。
但是，巴菲特雖然在某種程度崇拜父親，可他從小就深知自己的父親思想保守。這種思想保守的人一向活在自己的世界裏，看不到外麵的變化，有時候可能是不想看到。在巴菲特眼裏，父親是一個非常善於空想的人，在父親的周圍也是一群嚴重的空想家。巴菲特後來跟別人說：“我從小就知道父親的偉大，但更知道他的薄弱之處。所以，當我有了判斷力後就告訴自己，應該遠離這樣的思想。”
這對於後來的巴菲特在認知方麵的敏感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
巴菲特還有一個姐姐和一個妹妹，他是家中唯一的一個男孩。父親自然對他的期待很大，但當這位議員發現兒子對自己的那套思想並沒有一點興趣甚至有時候還公然違背後，就喪失掉了培養巴菲特成為一名政治家的信心。
1963年，也就是他去世的前一年的8月5日，老巴菲特在遺囑上簽字。根據遺囑，他把成立於1931年的巴菲特-福爾克公司的所有資產做了一個詳盡的分配。他將總資產高達56萬美元中的2/3投資到了巴菲特合夥公司上。剩餘的資產他都留給了自己“深愛的人”，他的妻子，並任命她為遺囑執行人，他的兒子為受托人。
老巴菲特對律師說：“我和妻子死後，我家的女性後裔，不論在世還是去世的，受托人要將信托財產按照人數平均分成若幹份，使她們的子女不會為生活所困。”
不過，如我們所知道的，巴菲特本人沒有從父親那裏繼承到任何錢財，對於此事，老巴菲特這樣說道：“我沒有為我的兒子做任何更多的準備，不是因為我不愛他，而是因為憑借他自身的頭銜他就有大量的資產。更深一步的原因，他曾建議我說，他不希望和別人得到一樣多的財產，並要求我不要為他的將來做更多的安排和打算。”
巴菲特的父親生前在當地銀行總共有7000美元的支票賬戶，大約3萬美元的財政部發售的長期國庫券，生產於1961年的一輛價值1800美元的別克汽車，相當可觀的股票有價證券，比如說，擁有鑽石公司迪比爾斯聯合礦業300股的保有股份，多姆石油公司的300股份，漢迪哈摩爾公司的200股份，柯韋尼石油公司的500股份以及災難救援公司100股份——所有這一切都反映出他對通貨膨脹的關注，這也符合他一生所遵循的保守、謹慎的態度。
1964年4月29日，巴菲特的父親霍華德·巴菲特死於癌症，終年60歲。
這位股票經紀人恐怕永遠也不會想到，他自認為非常聰明並且有能力讓自己過得非常好的兒子在將來的歲月裏，獲得的財富會讓他瞠目結舌。
等於說，國會議員巴菲特隻不過是巨額財富的累積者，而他的兒子沃倫·巴菲特才是這一願望的實現者。但是，如上所知，沃倫·巴菲特的財富沒有一分是從他父親那裏繼承來的。
巴菲特雖然沒有從父親那裏繼承到財產，但卻從父親那裏繼承到了政治基因。巴菲特家族一貫都是堅定的共和黨支持者，但是，每個人又都具有非常獨立的性格。後來，沃倫·巴菲特和妻子蘇珊成為民主黨支持者後，全家人非常震驚。大家都希望巴菲特給出一個解釋，巴菲特說，在公民權問題上，民主黨人的處理方法比共和黨人的處理方法要好得多。可是，這仍舊不是理由，巴菲特的父親雖然同意兒女們有選擇政治立場的權利，可出現了這種情況還是讓他非常惱火。
在一次家庭聚會上，巴菲特與父親還有姐妹們開始了激烈的辯論。“他的姐妹同他一樣都是高智商的人，”來自俄亥俄州阿克倫城的凱瑟林·格林說，“在他們用餐時，如果某個人表示要放棄某種政治觀點，馬上就會有人說‘堅持你的立場’。”
巴菲特當然沒有放棄自己立場的意思，他再次重申：“我之所以成為民主黨人主要是因為，我覺得他們在公民權問題上的觀點很大程度上非常接近我20世紀60年代的想法。我不會參加政黨路線的投票選舉。但是，和共和黨人比起來，可能我會投票給更多的民主黨人。就是這樣！”
2.投資家的政治觀
但是，許多年後，巴菲特抽了自己一嘴巴。那就是他支持共和黨人阿諾德·施瓦辛格競選州長。
2003年8月，一直想要成為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州長的阿諾德·施瓦辛格宣布，“股神”沃倫·巴菲特已經同意加入他的競選班子，並且擔任競選的高級經濟顧問。能請到巴菲特，施瓦辛格心情相當暢快。他說：“沃倫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投資者，他是我的良師益友，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沃倫正在幫我召集世界級商業精英，為加州經濟領域（企業和投資者等）存在的問題出謀劃策。在商業問題上，沃倫不但極其敏感，而且行為正直。這也將成為我的從政風格。”
巴菲特對支持施瓦辛格競選曾這樣說道：“現在是他大顯身手的時候了。如果他希望能得到我的建議的話，我會毫不吝惜地盡我所能。”但同時，他也承認，要解決加州的預算危機，恐怕在現在的情況下還找不到什麼靈丹妙藥。“他們的競選班子並不需要我的建議。他們所需要的隻是解決問題的辦法，隻要他們能團結一致，辦法總會有的。”
巴菲特與施瓦辛格是多年的好朋友，在巴菲特看來，這個肌肉朋友並非隻懂得演戲，“我相信他有能力成為一個偉大的領導者。”
不過，兩人也有一定的分歧。巴菲特曾在一次采訪中強烈地表示加州需要提高稅收。他拿自己在加州和家鄉內布拉斯加州的兩處房產稅額的差別作比較。“我在家鄉有一座價值50萬美元的房子，目前每年上稅1.44萬美元。可在加州，我擁有一處價值至少400萬美元的海灘別墅，每年僅僅上稅2264美元，隻是我在老家的那所房子上稅的零頭。還有就是，我家鄉的房子今年稅收上漲1920美元，而我在加州的房子稅收僅僅漲了23美元。”
巴菲特認為這種差別歸結為加州法規中第13款的限製，即每年的稅額隻能上浮2%。他認為，這則生效於1978年的規定已經過時了。
事實上，巴菲特之所以支持施瓦辛格，很大一部分原因可能就在這裏。
巴菲特始終否認自己是站在黨派的立場上的，他對加州的財政狀況相當不看好：“真相是加州的財政狀況遭透了。”該州在2003年時的財政赤字是380億美元。標準普爾公司已經把加州的債務評級降到全國倒數第一。巴菲特甚至談到，幾個月前曾有加州的官員代表來找他，討論如何吸引人們購買該州的債券，比如他的投資公司可以帶頭購入。按照雙方的約定，巴菲特購買100億美元的債券就可獲得8000萬美元的返利。他說：“這是一大筆錢，相當於每個加州公民承擔2美元。”
可是巴菲特並沒有認可加州官員的建議，因為他不想誤導投資者。
施瓦辛格在聽到巴菲特增加稅收的言論後，很嚴肅地開玩笑道：“如果巴菲特說的話，有違背《加利福尼亞州第13號提案》之處，就必須做500個仰臥起坐。”
作為競選班子的高級經濟顧問，巴菲特對施瓦辛格到底有多大作用？巴菲特自己說：“自從我接受了這份工作，我給出的建議就將成為他的政策。”
在那個時候，巴菲特的作用恐怕不僅限於此。也就是說，隻有巴菲特才有能力把眾多領導者和經濟學家聯合起來，建立一個強大的團隊，為解決加州所麵臨的問題出謀劃策。
但這種作用是否被施瓦辛格拿來用，還要看巴菲特的政治主張。身為民主黨支持者的巴菲特與共和黨支持者的施瓦辛格肯定會有分歧。
共和黨和布什政府堅定地認為減稅是振興經濟的最好辦法，就在2003年，布什政府大造聲勢通過了十年減稅3500億美元的龐大方案。可民主黨則立場相反，主張削減政府支出，還要對高收入階層增加稅收。巴菲特的建議剛好站在了反對共和黨支持民主黨的立場上。
所以，施瓦辛格的共和黨幕僚一直把心提著，他們不知道巴菲特到底打的什麼算盤。
雖然外人吵鬧得很厲害，但巴菲特並不理會這一切：“我並不介意這個，我支持了很多民主黨候選人，但是我也支持了不少共和黨人。”
由上可知，巴菲特在政治立場上並非是一個絕對者，他不像他的父親是永遠的共和黨人，他在兩黨之間也談不上左右徘徊。因為歸根結底，巴菲特的主要身份是商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他的利潤服務。
比如，他經常和其他一些商界和政界名流一起活動，可這並非就能證明他是一個政治家，事實上，巴菲特家族的政治基因並沒有被完整地體現，也沒有很好地被巴菲特繼承。
但這並不能影響巴菲特作為美國人的代表，和比爾·蓋茨一樣，他總是能出現在一些政治宴會上。有一次，美國政府設宴款待英國首相托尼·布萊爾。巴菲特就出席了這次宴會，他緊挨著克林頓就座，旁邊是布萊爾夫人。
1993年3月份，巴菲特在紐約名人雲集的“21俱樂部”出現，參加根據美國納比斯科控股集團的接管故事而編寫的電視劇《門口的野蠻人》的首映式。在2000年的時候，巴菲特與森·鮑勃·凱瑞和美國光學纖維綜合網絡的創始人韋納德·格普塔出席了奧馬哈為希拉裏·克林頓競選參議院舉行的募捐活動。巴菲特還帶著希拉裏到博希姆公司為她在紐約的新家購買瓷器和銀器。
巴菲特會經常出席各種豪華場所，他隻有一個目的：一切都為了他的投資事業。
每年夏天，他都會出現在愛達荷州的太陽穀，因為投資銀行家赫伯特·艾倫要在這裏主持一個媒體會議。許多年來，參加這次會議的人包括提姆華納兄弟娛樂公司的聯合主席格雷爾德·列文，韋厄柯姆國際公司的薩姆納·瑞德斯通，布洛克巴斯特娛樂公司的韋恩，環球電影公司的湯姆·波洛克，夢幻工廠的傑弗裏·卡讚伯格，國家廣播公司的羅伯特·賴特，自由媒體的約翰·馬隆，QVC公司的巴裏·迪勒，以及可口可樂公司、麥當勞公司、高寶真投資公司和摩根公司的一些高管。甚至還包括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的邁克爾·阿姆斯特朗，亞馬孫公司的傑夫·伯澤斯，美國在線服務公司提姆華納兄弟娛樂公司的史蒂夫·科斯，花花公子公司的克莉斯蒂·海伏特，雅虎公司的傑爾·揚，奧普·溫弗雷德等。在這樣的場合中，巴菲特經常會與人談起合作事宜，他的許多生意都是在這種一麵度假一麵休息中談成的。
迪斯尼公司的邁克爾·伊斯納曾描述過1994年在愛達荷州太陽穀的情景：“晚餐時，我大部分的時間都在和巴菲特交談……從沃倫身上幾乎看不出一點他是世界巨富。他穿著很隨意，言談舉止也很節製、有分寸，他看起來非常自信，對刻意引起別人對他的注意的做法一點也不感興趣。有一次，把唱片公司賣給美國環球電影製片公司，從而大大地賺了一筆的大衛·格福恩，一走進房間就發現並認出了巴菲特。他大踏步走了過來，並立即跪倒在地，向巴菲特屈膝跪拜。‘哦，我的上帝，’他說，‘我正匍匐在上帝的腳下。’巴菲特對此好像感到很有趣，但一句話也沒說。”
無論怎樣，巴菲特雖然沒有繼承父親的政治基因，但任何人都能看得出來，他比他父親更具有政治地位。他的商業領袖地位奠定了他的政治地位。但巴菲特並非是一個喜歡政治的人，他是“股神”，是“投資皇帝”，僅此而已。
股票經紀人
我們在國內並不需要過多的人利用與股市密切相關的那些非必需的工具進行賭博，也不需要過多鼓勵那些這麼做的經紀人。我們需要的是投資者與建議者，他們能夠根據一家企業的遠景展望而進行相應的投資。我們需要的是有才智的投資資金委托人，而非利用杠杆收購謀利的股市賭徒。
——沃倫·巴菲特
1.不和諧的父子價值觀
1931年，沃倫·巴菲特的父親霍華德·巴菲特成立了巴菲特-福爾克公司，他把鑽石出售給那些想從事套期保值的客戶。當時，個人擁有黃金屬於非法行為，作為政治家的霍華德·巴菲特在《商業和金融紀事》一文中這樣寫道：“我要告訴你們，雖然兩黨政客們表麵上好像喜歡黃金，但是，他們將反對恢複使用黃金。那些在美國持續通貨膨脹中受益的本國人和外國人也將反對退回到貨幣。你們必須依靠你們的智慧和力量去迎擊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