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看出，巴菲特對報紙有著特別的偏愛。其實，巴菲特小時候就曾與童年時代的夥伴編輯了一份名叫《馬仔精選》的賽馬內情通報。那時，他的夢想還隻限於擁有一份重要的都市新聞報紙而已。可今天，巴菲特炫耀《布法羅新聞報》的成功就像一個驕傲的父親誇耀子女的成功一樣。他的確有理由自豪。
衡量新聞報紙成功的兩個統計指標一是滲透率二是新聞度。滲透率是指在當地居民中購買某報紙的百分比。新聞度是指報紙版麵用於新聞而非廣告的比例。如果按滲透率來評價，《布法羅新聞報》是都市新聞報紙中的第一大報。1990年，《布法羅新聞報》的新聞度達到了52.30%，這使《布法羅新聞報》成為全美最“富於新聞”的報紙。
淨收益從哪裏來？當然是從與新聞度的關係而來。一份新聞度高的報紙會吸引類型更為廣泛的讀者，從而提高市場滲透率。而滲透率高又會使報紙成為一種更有價值的商業廣告媒介。再就是《布法羅新聞報》始終堅持的低成本運作，使它能夠承受把一半的版麵用於新聞報道的非常規做法。這是其他報紙所不能做到的。
富者越富，或者也可以說，聰明的人會變得越來越富有。當投資天才沃倫·巴菲特投資早在1977年就已經深陷困境的《布法羅新聞報》時，很多人都在猜測：他確實很富有，所以才能玩得起這樣的遊戲。這位造就了福布斯400位富翁的奧馬哈商人和投資家畢竟已經足夠富有。那麼，他的愚蠢念頭到底怎麼樣呢？就在幾個月之前，他的競爭對手《信使快報》偃旗息鼓了，於是，在紐約西部這樣一個略顯落寞但又不缺少財富的地方，巴菲特的《布法羅新聞報》便成了具有壟斷性的日報和星期日周刊。
目前，《布法羅新聞報》的價值已經達到4億美元。
2.重責任的角色
如果說，巴菲特在媒體公司中的角色僅限於商業領域的話，那你就錯了。巴菲特跟他的母親一樣，都是非常負責任的報人。有一次，他就親自參與了協助奧馬哈兒童城財務醜聞的披露，並且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
事情還得從1917年說起，當時，愛爾蘭天主教神甫愛德華·弗蘭納根出資90美元，租用了一所簡陋的維多利亞式的房屋，在奧馬哈城收養了5名無家可歸的兒童。
由於奧馬哈無家可歸的兒童太多了，不久後，這個家庭的規模就迅速擴大。眾所周知，一旦一個機構擴大和領導權力強化後，就會發展成舉足輕重的金融機構。到了20世紀70年代，這個機構已經不僅僅是一家資助無家可歸的兒童的機構了，同時也開始對通過基金籌集起來的資金進行大規模的證券組合經營。
1972年，巴菲特對當時的《華爾街日報》記者喬納森·萊因說了一件事：“我聽說政府已經公布了一項規定，要求慈善性質的基金會公開披露自己的資產總額。於是，我告訴自己的編輯弄一份兒童城的財務報表。在我擔任這家基金股東的時候，就曾經聽說過很多針對兒童城的謠言，但是當我最終發現這家收養了將近700名孤兒、常常聽到他們到處哭窮的機構，竟然已經積累了超過2億美元財富的時候，不禁讓我大驚失色。”
《布法羅新聞報》的發行人斯坦·利普塞當然會支持巴菲特，開始的時候，他和巴菲特還有《太陽報》的編輯保羅·威廉姆斯經常在巴菲特的辦公室，一起討論如何為《太陽報》的企業研究版尋找新聞線索。作為一份周刊，《太陽報》很難像其他日報和電子媒體那樣隨時報道各種突發性的新聞事件，於是，《太陽報》的負責人不得不為自己的企業版提出具有特色的思路。
當巴菲特將兒童城的事情說給斯坦·利普塞聽後，斯坦·利普塞覺得這絕對是一個爆料。保羅·威廉姆斯也非常認可這個提議，就派人進行了深入的采訪和研究。
保羅還親自帶領了一個工作組，並組織這一項目的研究工作。保羅·威廉姆斯和斯坦·利普塞一同製訂了計劃，確定采訪日程安排，並對收集到的信息和資料加以分析和整理。
斯坦·利普塞後來回憶說：“我們曾經想到過一個非常好的主題，但最終所發表的文章並非如此。沃倫在這裏麵發揮了非常關鍵的作用，因為是他讓我們了解到，議會剛剛通過的國家國稅管理局的990報表規則，要求慈善性質的基金會公開披露自己的資產總額。我們從華盛頓獲得兒童城990報表的時候，通過這份長達100頁的報告了解到兒童城居然擁有著2.19億美元價值的資產。在我為這篇報道進行構思的時候，多次認真地閱讀了所有的材料，保羅·威廉姆斯最終完成了這篇報道。在我們的調查接近尾聲，並且已經確認沒有任何遺漏的時候，我們通過電話、打印機把四位記者的全部資料彙集到保羅·威廉姆斯的創作辦公室。……沒有沃倫，也就沒有這篇報道，當然也就沒有後來的普利策獎。這篇報道完全是來自於他的啟發，是他讓我們知道了990報表，也是他幫助我們了解到兒童城所擁有的價值高達2.19億美元的巨額資產。”
巴菲特後來說，作為一個投資人，並不是把錢扔進裏麵不管了，有時候還得做點技術性的事情。這恐怕和他“永遠要做最簡單”的理論相違背，不過有人認為，巴菲特投資報紙，完全是出於自己的興趣和對母親職業的回敬。巴菲特曾經告訴《華爾街日報》的萊因，他之所以認為新聞報紙業比其他行業更讓他著迷的原因在於：“新聞報紙業要遠遠比為有軌電車安裝耦合器這樣的行業有趣得多。盡管我沒有親身參與這些報刊的編輯工作，但是我為能夠成為這個有助於強化社會意識的機構中的一員而感到高興。”
大概正是為了驗證自己的話，巴菲特投資《太陽報》並在1981年開始發行自己的《太陽報》，兩年後，他的投資事業太多，隻好抽身出來。
《太陽報》的發行量到底有多好，恐怕並非是巴菲特說了算。《太陽報》的報童阿蘭·馬克斯威爾這樣說道：“我在這家報社從事送報工作大約有五年的時間，對於以每份價格隻有15美分的報紙來說，我的收入已經很可觀了。我記得，每出售一份報紙我可以得到5美分的報酬。……我真的希望當時能把自己掙到的這筆錢全部投資到伯克希爾公司中。”
正是那篇報道，才使得兒童城被越來越多的人關注。
電影明星阿諾德·施瓦辛格就是其中之一。2000年8月的一天，這位電影明星來到了兒童城，由於在慈善活動中所作出的貢獻，施瓦辛格獲得了當年“弗蘭納教父”獎。他來的時候，1000多人聚集在兒童城的音樂廳，親眼目睹了這位“終結者”接受學校的最高榮譽。
3.職業投資者的同情心
其實，巴菲特對兒童城醜聞的披露，並沒有發表在他自己的報紙上，而是交給自己的一位朋友，《華盛頓周刊》的發行人查爾斯·皮特斯。巴菲特並沒有控股這家報紙，在他把這篇稿件交給皮特斯的新聞采編人之後，開始他們並不打算接受，原因很可能是因為他們認為來自投資者的文章很值得懷疑。後來，巴菲特把這篇報道交給奧馬哈當地的一家新聞報紙，這家報社正是因為這篇報道而贏得了當年的普利策新聞獎。
事情還得從1969年10月說起，那年，巴菲特和他的兩個朋友，來自德斯莫尼斯的約瑟夫·羅森菲爾德，和來自北卡羅來納州的弗萊德·斯坦貝克來到了華盛頓。他們同意共同出資，為《華盛頓周刊》籌集到其餘的5萬美元。由此，開始了他們的報紙事業的騰飛。
《華盛頓周刊》是以文學內涵而著稱的雜誌，要知道，在凡事都向錢看的美國，這種類型的雜誌總會因為財務問題而捉襟見肘。傑·洛克菲勒和沃倫·巴菲特為此專門趕到了紐約，向著名的雜誌顧問詹姆斯·科巴克請教《華盛頓周刊》是否還有希望。
詹姆斯·科巴克回憶說：“但是，我和巴菲特在9月初進行的一次長達50分鍾的電話交談中，我明顯地感覺到，他正處於兩麵受敵的狀況。我對巴菲特為《華盛頓周刊》所作出的貢獻表示了敬意，同時我也完全可以理解他對這份雜誌擺脫財政困境而感受到的疑慮。因此，在我們的通話中，他多次試圖提出不準備進一步參與的想法，對此，我並不感到怨恨。但是，如果說我不是發怒的話，那麼我感到的是一種絕望，因為我知道，要讓這份雜誌生存下去，我就必須留住巴菲特。談話在來來回回的拉鋸戰中進行。在巴菲特每一次決定退出投資的那一刻之前，我都會想方設法、耐心地把他拉回來。我們的談話一次又一次地重複著這樣的情節。對於像沃倫這樣永遠也不會糊塗的百萬富翁，他在談話中，總是不斷地為自己找到新的借口，每一個借口都足以讓我陷入極度的恐慌之中。我的大腦也在高速地運轉著，一次次地堵住他的每一個出口。最終，他終於同意繼續留下來。在那一刻，我體會到一種從來沒有體會到的緊張和不安。最終，還是沃倫的同情心戰勝了一個職業投資家所固有的冷酷無情。”
一位巴菲特的好朋友說，巴菲特的投資者很少從他這裏要求什麼回報，如果他們這樣做的話，連他們自己都會感到自己別有用心。
可事實上呢，巴菲特在一些外行人眼中就仿佛是一個酒鬼，四處亂撞，可讓人不解的是，他總能撞上好運。尤其是在報紙行業，大概是他母親經常為兒子祈禱的緣故，他總能把一個看上去已經陷入絕境的報紙拉到天空中來。
據說，巴菲特的母親是一位非常和善正直的婦女，在她的一生中，始終對兒子巴菲特關心和支持。兒子無論做什麼事，她都沒有提出過反對意見，無論是對還是錯。大概她知道自己的兒子是聰明的，因為從小，她就把自己對數字的敏感傳給了兒子。她對自己的兒子有信心。所以，她隻是看著，就那麼很安靜地看著，兒子在貨幣上的數字直線上升。
巴菲特之所以比較青睞新聞報紙業，是覺得新聞報紙業比較有趣，而且新聞報紙業能夠有助於強化社會意識，對社會大眾有所幫助，當然，其中母親的力量也是不可忽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