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九 十九之一
卷十九 十九之一
◎清廟之什詁訓傳第二十六
周頌譜《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正義曰：言致太平德洽，即成功之事。據天下言之為太平德洽，據王室言之為功成治定。王功既成，德流兆庶，下民歌其德澤，即是頌聲作矣。然周自文王受命，武王伐紂，雖屢有豐年，未為德洽。及成王嗣位，周公攝政，修文王之德，定武王之烈，幹戈既息，嘉瑞畢臻，然後為太平德洽也。《書敘》“既黜殷命”之後，雲“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王命唐叔，歸公於東。周公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是攝政之初，嘉禾生也。《書傳》曰：“三年踐奄。”《多方》曰：“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自此之後，無複征伐。《易》注雲：“行誅之後致太平，自三年數也。故四年之封康叔，因欲營洛，以觀民心。”《康誥》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於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是德洽及民之事也。故《書傳》曰：“周公將作禮樂，優遊之，三年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將小作，恐不能揚父祖功烈德澤。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於是四方諸侯，率其群黨，各攻位於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書》曰‘作新大邑於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如《書傳》此言，則周公以三年太平即應作禮樂，但為優遊之故，至六年乃作。其禮樂自優遊未作，頌聲乃人誌所為，製禮之前，頌已作矣，故《周禮·太師》“教六詩，六曰頌”。《樂師》“帥學士歌徹”，謂歌《雍》也。製禮之時，得取頌詩為樂，是製禮之前有頌也。製禮之後，民俗益和，明頌聲乃作可知，故總雲：“其作之時，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也。”史傳群書稱“成、康之間，四十餘年，刑措不用”，則成王終世太平。正言即位之初者，以即位之初，禮樂新定，其詠父祖之功業，述時世之和樂，宏勳盛事已盡之矣，以後無以過此，采者不為複錄。且檢《周頌》事跡，皆不過成王之初，故斷之以為限耳，不謂其後不得作頌也。故曰“成、康沒而頌聲寢”，不廢康王之時乃有其頌，但今詩所無耳。雅不言“周”，頌言“周”者，以別商、魯也。《周》蓋孔子所加也。何則？孔子以前，六詩並列，故太師教六詩，是六詩皆別題也。《書敘》列《虞》、《夏》、《商》、《周書》各為一科，當代異其第。則《詩》本亦當代為別，《商頌》不與《周頌》相雜為次第也。周詩雖六義並列，要先風、雅而後頌也。見事相因漸為，《商頌》不得在《周頌》之上，閒廁之也。《商頌》自以配樂，當如樂，貴者用前，賤者用後，不可以先伐之頌，在後代之下，必是獨行為一代之法。《國語》曰：“有正考甫者，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為首。”若在周詩之中，則天下所共，不須獨校於周之太師也，明不與周詩同處矣。商既不雜於周，不須有所分別，則知孔子以前未題周也。孔子論《詩》，雅、頌乃次魯、商於下，以示三代之法，故《魯譜》雲：“孔子錄其詩之頌，同之王者後。”《商譜》雲：“孔子錄詩，列之以備三頌。”是《商頌》者，孔子列之於《詩》末也。既有商、魯須題周以別之，故知孔子加周也。
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於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於是和樂興焉，頌聲乃作。○正義曰：此解名之為頌之意。頌之言容，歌成功之容狀也。“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堯典》文也。《左傳》：“季劄見舞《韶簫》，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燾，如地之無不載。’”是所據之文也。《尚書》說堯之德也，《左傳》說舜之德也。帝王之德，當為優劣，此引堯、舜之事以言周者，聖人示跡不同，所遇異時，故號有帝王，為優劣之稱。若乃至誠盡物，前聖後聖，其歸一也。故《中庸》說孔子之德，亦雲“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明聖人之道同也。“噫嘻成王，既昭假爾”。《書傳》說越常之譯曰：“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中候·擿雒戒》雲：“曰若稽古，周公旦，欽惟皇天，順踐祚即攝七年，鸞鳳見，蓂莢生，青龍禦甲，玄龜背書。”是周德光被四表，格於上下之事也。言頌聲者，詩各有聲，故《公羊傳》曰“什一而稅，頌聲作”是也。此頌聲由其時之君德洽於民而作，則頌聲係於所興之君，不係於所歌之主，故《周頌》三十一篇，左方中皆以為周公、成王之頌也。以其雖詠往事，顯祖業，昭文德，述武功，皆令歌頌述之，以美今時，不為祖父之頌矣。但祖父之功，由此以顯，顯其父祖之功，所以頌子孫也。故《時邁》之等，盡為武王之事，要歸頌聲於周公、成王也。若然，《清廟》祀文王，《執競》祀武王，非文、武之頌。而《那》祀成湯，《烈祖》祀中宗，《玄鳥》祀高宗，即為所祀之王頌者，頌既治平而興，文、武雖有盛德，時未太平，不可為頌。成王致太平，乃有頌，雖祀文王、武王，皆歌當時成功，告其父祖之神明，故《周頌》祀文王、武王者，皆非文、武之頌也。若殷之三王，既中興受命，本皆太平，明生時自有頌聲，但《商書》殘缺，無以言焉。今死而作頌，故係於所歌之王。因此而談，不廢成王崩後，亦有追頌，或本不錄，今《詩》無耳。祖父未太平，而子孫太平，頌聲之興，係於子孫，《周頌》是也。祖父未太平，而子孫未太平，則所頌之詩，係其父祖，《商頌》是也。若父祖子孫俱太平，作頌於子孫之時，論父祖之事者，則所係之主，由作者本意，無定準也。頌者，述盛德之容，至美之名，因此複有借其美名，因以指所頌者，《駉》頌僖公是也。止頌德政之容，無複告神之事，以位在諸侯，不敢輒作，雖非告神，又非風體，故曰“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也。然《魯頌》之文，尤類小雅，比於《商頌》，體製又異，明三頌之名雖同，其體各別也。此《周頌》所頌之事，多在成王即位之前，今檢其作之早晚前後，亦參差不同。案《賚》序雲：“大封於廟也。”箋雲：“大封，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宣十二年《左傳》：“昔武王克商而作頌：‘載戢幹戈，載櫜弓矢。’又作《武》，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其文在《時邁》與《般》敘、《武》、《賚》、《桓》也。而《桓》說武王伐紂之事，《時邁》與《般》序言巡守。案《康王之詰》雲：“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注雲：“獨舉侯、甸、男、衛四服者，周公居攝六年，製禮，班度量，至此積三十年，再巡守，餘六年，侯、甸、男、要服正朝。要服國遠，既事遣之。衛服前冬來，以王有疾，留之。”如鄭此言，以攝政六年，而六服鹹在，以為年端，則成王即位後十年乃巡守，是為攝政至成王之初無巡守也，明《時邁》與《般》，武王時也。此四篇皆武王時事也。《閔予小子》、《訪落》、《敬之》三篇序雲“嗣王”，經稱“小子”，是成王除喪嗣位，未改喪中之稱，攝政之前事也。《有客》“微子來見祖廟”，箋雲：“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代殷。後既受命，來朝而見也。”《尚書敘》微子之命在誅、管蔡之前，則微子來見，攝政二年之事也。凡此八篇，事皆在太平之前也。《雍》禘太祖，以魯禮言之，武王以成王年十歲十二月崩，則成王年十三祫於武王之廟，年十四禘於群廟，乃年十七攝政，三年而祫，至五年而禘。《雍》於《周禮》徹而歌之，則事在攝政六年之前。而攝政五年及成王十四時俱有禘，檢其篇中，二者無以可明，而《雍》箋雲“得天下之歡心”，似五年之事也。《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箋雲“告太平者，居攝五年之末”，則亦五年之事也。《明堂位》曰：“昔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謂在洛邑也。《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後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然則朝諸侯、郊祀皆攝政六年所為。而《清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思文》“後稷配天”，皆六年時事也。《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不指年月，而郊祀，周公所定，《思文》頌所配之人，《昊天有成命》言感生之帝祐及後世，以事相況，蓋與《思文》同時也。《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箋雲：“二王，夏、殷也。其後，杞也，宋也。”微子攝政二年始為殷後，獨來見於祖廟。杞本先封，不當與宋俱至。今二王之後並來助祭，則在《有客》之後也。杞、宋異服，不應並朝，蓋亦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時，與天下俱至，則《振鷺》亦六年也。或者杞、宋一國，亦得雲二王之後，如是，則其時不可知也。《酌》“告成《大武》”，亦六年之事，故箋雲“其始成，告之而已”是也。既告，當作之以觀其和否。《有瞽》始作樂而合於太祖，雲始作，明既告之後，合而觀之即告也。即告合，各有禮於廟，以樂初成，所以合而作之，故曰“既備乃奏，肅雍和鳴”，亦為六年時事也。朝明堂之時，諸侯及二王之後皆未去，故雲“我客戾止，永觀厥成”。以此考之，事相符合也。周公攝政六年，製禮作樂，則《大武》之樂當奏之矣。而《酌》箋雲“歸政成王，乃後祭於宋廟而奏之”者，以周公之作禮樂，主為成王，故據成王而言之，不言攝政之時已奏《大武》，則《武》詩之作，其時未可明也。《載見》箋雲“諸侯始見君王”，謂見成王也。《小毖》曰：“予其懲而。”箋雲：“我其創艾於往時矣。”皆成王即位之初也。《烈文》“成王即政”，檢成王除武王之喪，周公未攝之時，與周公致政之後，二者皆為即政。若除喪之時，事宜與《閔予》同時，而《閔予》三篇，與群臣謀事，稱“未堪家多難”，有求賢自退之誌。今《烈文》之篇，申敕諸侯卿士，以賞罰為己任，亦宜為歸政之後，成王即位之初也，故服虔注《左傳》亦雲“《烈文》，成王初即洛邑，諸侯助祭之樂歌”是也。其《維清》敘皆得為武王之事，俱敘雲“奏”者，容周公、成王時，所奏述其事而為頌，故不可必定也。《噫嘻》曰“既昭假爾”，《臣工》曰“迄用康年”，《豐年》曰“多黍多稌”，《載芟》曰“萬億及秭”，《良耜》曰“其崇如墉”，《潛》曰“潛有多魚”，言豐年物多，以告神明，是論太平後事，但不知攝政三年之後定指何年耳。《天作》“祀先王先公”，事與《天保》“於公先王”文同，以禴祠烝嚐類之，是為時祭。《執競》“祀武王”，說武王生時之功。《絲衣》“繹賓屍”，說繹祭得禮之宜，推檢無以知其早晚，以祭乃繹是告神之作，亦宜其太平之年事也。所檢止知其事之早晚，而作者當時不必皆為。有事先而後作，有事後而先作者，不可以事定其作之時也。此雲“頌聲乃作”，則頌自民之歌謠，而《外傳》引《思文》、《時邁》，皆言周文公之頌，所以周公之時，還得自頌者，以周公攝政，歸功成王，歌其先人之功，事由不涉於己，故得自為。風、雅比篇，既有義理，頌亦當有也。《武》，武王之事，不為頌首，不以事之先後必為次矣。《雍》作於製禮之前，而在《烈文》、《清廟》之後，又不以作之先後為次矣。《禮記》每雲“升歌《清廟》”，然則祭宗廟之盛，歌文王之德，莫重於《清廟》，故為《周頌》之首。文王受命，為王者之端，武王即因其業，且俱為聖人，令父先於子，故頌以文王為首。其事盛者在先，所以先《清廟》也。次以《維天之命》者，言文王德與天同，溢於後世，周公收其道以製法，告其廟以太平，盛之次也。文王既道可為法，政致清明，故武王象其伐事，以製歌樂，故又次《維清》也。道既可法，諸侯當法而行之，故次《烈文》也。道為諸侯所法，可以祭祀先祖，故次《天作》也。人本於祖，推以配天，既祀於廟，又當郊天柴望，故次《昊天有成命》、《我將》、《時邁》也。雖告祭之歌，說武王能持強道，為神降福，故次《執競》也。武王之持強道，致牟麥之瑞，由後稷之功，故次《思文》也。由稷以致牟麥，牟麥為豐年之祥，故次《臣工》也。年之所康者，因祈穀而致福，故次《噫嘻》也。以祈穀大事，必有助祭，故次《振鷺》也。助祭得禮，以致年豐，當以報祭，故次《豐年》也。既獲年豐，天下和樂，故合諸樂，奏而聽之，故次《有瞽》也。既和樂年豐，萬物得所，信及潛逃，故次《潛》也。既樂作魚多，可以告神祭祖，故次《雍》也。說諸侯助祭之事，而諸侯之來朝有禮，故剌《載見》也。既朝祭得禮，則主所愛敬，故次《有客》也。以諸侯之來見，奏樂以示之，使知一代之功德，故次《武》也。《武》，武王之大事，周之最盛者也，但周推文德，以先文王，則武王為子道，故《武》詩不在《周頌》之初，故《禮記》每雲“升歌《清廟》，下管《象》”，《象》謂《武》也。子道而在堂下，示上下之義。《武》詩主歌武王之功，而未致太平，王崩子幼，朝廟謀事，群臣進戒，故次《閔予小子》、《訪落》、《敬之》也。先朝廟而後諮謀，君訪問而臣進戒，事之次也。臣既進謀，君又求助，故次《小毖》也。既謀事求助，致敬民神，春祈秋報，故次《載芟》、《良耜》也。社稷雖國之貴神，卑於郊宗告祭，故次《時邁》之後，以所歌皆民事，非先王之盛德故也。既年豐民安，所以祭祀。祭則有明日之繹，以致胡考，故次《絲衣》也。天下所以年豐壽考，本以文王得用師之道，武王克定厥家，封功臣，陟四嶽，祀河海，故次《酌》、《桓》、《賚》、《般》，以為和樂之終焉。《周頌》皆太平之歌，所論多告神之事，篇多而事相類，所次意不似風、雅。觀其大歸，《清廟之什》陳文、武盛德，郊宗柴望配禮之大者。《臣工之什》言助祭祈報合樂，朝見事劣於《清廟》。《閔予之什》傷家道之未成，創往時之禍難，又陳繹告之末祭，類禡之小禮，比《臣工》又差劣焉。大率《周頌》之次，雖其中有曲而變，要以盛者為先。《般》與《時邁》同為巡守，《般》非告祭之文，無明昭震疊之威，故同時而不次也。且社稷以祈報比篇，嗣王緣事義相類，郊宗由大禮類聚，繹禡為末祭群分，觀此則次有義矣，可以粗論難以精悉也。
《禮運》曰：“政也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正義曰：以頌者，告神之歌，由於政平神悅所致，故說政從神，下歌以報神，所以為頌之意，引《禮記》以證之。言藏身者，鄭雲：“藏謂輝光於外而形體不見，若日月星辰之神。”言日月星神有光輝，形藏於中而不可見，猶人君施政教，身藏於中而不可害，猶日月星辰然。○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正義曰：既言藏身由政，又本政所由出，言“是故”，乘上文為勢也。以天為神之尊者，故先之本之者，即殽以降命也。殽之言效。鄭雲：“效天之氣，以下教令。天有運移之期，陰陽之節也”，若賞以春夏，刑以秋冬，皆效天也。○命降於社之謂殽地，○正義曰：鄭雲：“謂教令由禮下者也，社者，土地之主。土會之法，有五地之物生。”此則教令本下於社，是謂效地之宜以下者也。教令由社，而雲效地者，以社，五土之總神，為土地主也。《大司徒職》曰：“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宜皂物，二曰川澤宜膏物，三曰丘陵宜核物，四曰墳衍宜莢物，五曰原隰宜叢物。”是地有山川高下，物生各有所宜，人君當效之，亦順合所宜而任之。山者不使居川，渚者不使居中原之類，所效亦多矣。以上文因“政者，君之所以藏身”，即雲“政必本於天”，既雲本天，遂從天向下而言，故雲“殽以降命”，則雲降命者，自人君降之於民也。故鄭雲“效天之氣，以下教令”，是君下之於民也。社廟以下，因前文亦政之所本，據今教令本之由於社廟，則所雲降者，皆從社廟降於人君也，故鄭雲：“教令由社下者，由社廟下於人君也。”隨文勢而互言之，皆神降於人君，君又降之於民也。降於祖廟之謂仁義，○正義曰：鄭雲：“謂教令由祖下者。《大傳》曰：“自禰率而上之至於祖遠者，輕仁也；自祖率而下之至於禰高者，重義也。”是祖廟有仁義降於人君，人君法之下於民。○降於山川之謂興作。○正義曰：鄭雲：“謂教令由山川下者。山川有草木禽獸，可作器物，供國事也。”言山川有材用，可以興作器物，有此法以降人君，人君所效，降興作之教令於民也。○降於五祀之謂製度。○正義曰：鄭雲：“謂教令由五祀下者。五祀有中霤、門、戶、灶、行之神。”中霤謂室也。室及門，戶、灶、行，人之動作所由為，皆有製度。是五祀有製度以降人君，人君所以下於民為之製度也。上棟下宇，起自黃帝；有室則有門、戶矣；行是道塗所由；灶有爨烹之用。則五祀乃大之所為，而雲降製度於人君者，以五祀雖人所為，要理自當有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創為之。既為其器，即立其神，神有製度，故可法象，猶社祀勾龍，廟祭先祖，亦人立之而效之。降命與此同。
又曰：“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祖廟，所以本仁；山川，所以儐鬼神；五祀，所以本事。”○正義曰：以上教令，皆降於郊社祖廟山川五祀，而此又祭之，見其為取法象焉，故雲“所以本仁”，“所以本事”也。祭帝於郊，謂祭感生之帝，容五帝之兆也。天之法象，多不可指其所本，因其天象在上，而祭有處所，故雲“定天位”也。祀社，土地之主，土地生物，人所利用，祭之而見有此利於民，故雲“列地利”也。物雖資天所生，其見在地，所以將地言之。地之為利也博，故言其利，不言所本也。自祖廟以下不言祭，蒙上祭文，祖廟有仁有義，其仁可以總之。五祀本為製度，而製度興舉，即是事也，故雲“本事”。山川亦有所本，因山川為神不明，故雲“儐鬼神”。言賓敬山川鬼神而祭之，與本仁本事互見，敬鬼神而本之。
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正義曰：上既言祭群神，此言祭得所之驗也，故鄭雲：“信得其禮，則神物與人皆應之。”百神，列宿也。百貨，金玉之屬。如此為聖王既法象群神，人君誠心事之，禮行於神，則百神應而受職，百貨出而可盡，人服於孝慈，俗正其法則矣。知百神為列宿者，以係天言之，為天之諸神，分宿所主，各守所職，使不僣濫，寒暑節，風雨時，令萬物茂，百穀成也。“百貨，金玉”者，舉金玉言之。祭地得所，地不愛寶，山出器車，地生醴泉，銀甕丹甑金玉，百貨可盡為人用焉。又祖廟得所，則民化上，知孝於祖禰，慈愛子孫，而服於君之政教矣。五祀得所，則製度可法，是正法則矣。不言山川者，上既言儐鬼神，則已為禮行矣，故略之。
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修，禮之藏也。○正義曰：以此五者，聖王教令所法象，祭而事之，則神得而事治，義理由此以修飾，禮法從之而出見，是義興於此，禮藏其中，故鄭雲：“修猶飾也，藏若其城郭然。”此言聖王之政，法象天地群神之為而為之政，政成而神得其所，神得其所，則事順人和而德洽於神舉矣。功大如此，可不美報乎？故人君必絜其牛羊，馨其黍稷，齊明而薦之，歌之舞之，所以顯神明，昭至德也。○正義曰：案今《周頌》郊社祖廟山川之祭，自以歲時之常，非為太平而報，而鄭雲“功大如此，可不美報”者，人君是群神之主，故曰有天下者祭百神，其祭不待於太平也。但太平之時，人民和樂謳歌吟詠而作頌者，皆人君德政之所致也。以人君法神以行政，歸功於群神，明太平有所由，是故因人君祭其群神，則詩人頌其功德，故謂太平之祭為報功也。《時邁》、《般》、《桓》之祭，於時雖未太平，以其太平乃歌，亦為報也。歌之舞之，謂祭神之後，詩人歌之，非謂當祭之時即歌舞也，故《清廟》經曰“肅雍顯相”，“濟濟多士”，“駿奔在廟”，皆是既祭之後，述祭時之事，明非祭時即歌也。但既作之後常用之，故《書傳》說《清廟》雲：“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尊在廟中，嚐見文王者，愀然如複見文王。”是作後每祭嚐歌之也。頌之作也，主為顯神，明多由祭祀而為，故頌敘稱祀、告、澤及朝廟於廟之事亦多矣，唯《敬之》、《小毖》不言廟祀，而承謀廟之下，亦當於廟進戒、廟中求助者。然頌雖告神為主，但天下太平，歌頌君德，亦有非祭祀者。《臣工》、《有客》、《烈文》、《振鷺》及《閔予小子》、《小毖》之等，皆不論神明之事，是頌體不一，要是和樂之歌而已，不必皆是顯神明也。今頌，《昊天有成命》、《我將》、《思文》、《噫嘻》、《載芟》、《良耜》及《桓》，是郊社之歌也，其《清廟》、《維天之命》、《維清》、《天作》、《執競》、《雍》、《武》、《酌》、《賚》之等，為祖廟之祭也，其《烈文》、《臣工》、《振鷺》、《豐年》、《潛》、《有瞽》、《載見》、《有客》、《閔予小子》、《訪落》、《絲衣》之等，雖有祖廟之事，其頌德又與上異也。《時邁》與《般》有望祭河嶽之事，是山川之祭也。唯五祀之祭，頌無其歌耳。頌為四始之主，歌其盛德者也。五祀為製度常事，非其盛，故無之。群神之中，亦有圓丘之天神，方澤之地祇，五方之帝，六宗之祀，今頌皆無者，以其頌者，感今德澤，上述祖父，郊以祖配，故其言及之。至於圓丘、方澤所配，非周之祖，不可歌之以美周德。五方之帝與六宗，同於天神所配之人，不異於《思文》與《我將》，詩人不為之頌，所以今皆無也。毛氏之義，傳訓不具，王肅準《鴟鴞》之傳而為之說，則周公攝政成王之事年，毛意或如王肅言也。《維天之命》傳曰“成王能厚行之”，為成王即政之後事也。成王年十四，周公攝政為元年。攝政三年春朝廟，《閔予小子》之篇是也。《有客》亦周公東征三年之後，來而始封，宜攝政四年之事，以“王來自奄”，非攝政時，與鄭異，不可約之為三年中也。三年除喪，明年禘於群廟，則《雍》為四年事。其餘則錯互不可盡檢，或與鄭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