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眾國紛然，刺怨相尋。正義曰：大率變風之作，多在夷、厲之後，故雲“眾國紛然，刺怨相尋”。《擊鼓序》雲“怨州籲”，怨亦剌之類，故連言之。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
[疏]正義曰：此言周室極衰之後不複有詩之意。“五霸”之字，或作“五伯”。成二年《左傳》雲：“五伯之霸也。”《中候》“霸免”，注雲：“霸猶把也，把天子之事也。”然則言伯者，長也，謂與諸侯為長也。五伯者，三代之末，王政衰微，諸侯之強者以把天子之事，與諸侯為長，三代共有五人。服虔雲：“五伯，謂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也。”知者，《鄭語》雲：“祝融之後，昆吾為夏伯矣，大彭、豕韋為商伯矣。”《論語》雲：“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昭九年傳雲：“文之伯也。”是五者為霸之文也。此言五霸之末，正謂周代之霸齊桓、晉文之後，明其不在夏、殷之霸也。齊、晉最居其末，故言五霸之末耳。僖元年《公羊傳》雲：“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是齊桓、晉文能賞善罰惡也。其後無複霸君，不能賞罰，是天下之綱紀絕矣。縱使作詩，終是無益，故賢者不複作詩，由其王澤竭故也。《王製》雲：“千裏之外，設方伯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是方伯謂州牧也。周之州長自名為牧，以其長於一方，故《公羊》稱為方伯。言無天子，無方伯，謂無賢明耳。
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
[疏]正義曰：懿王時詩，《齊風》是也。夷王時詩，《邶風》是也。陳靈公，魯宣公十年為其臣夏徵舒所弑。變風齊、邶為先，陳最在後，變雅則處其閒，故鄭舉其終始也。《史記·孔子世家》雲：“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是《詩》三百者，孔子定之。如《史記》之言，則孔子之前，詩篇多矣。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司馬遷言古詩三千餘篇，未可信也。據今者及亡詩六篇，凡有三百一十一篇，皆子夏為之作序，明是孔子舊定，而《史記》、《漢書》雲“三百五篇”者，闕其亡者，以見在為數也。《樂緯·動聲儀》《詩緯·含神務》《尚書·璿璣鈐》皆雲“三百五篇”者，漢世毛學不行，三家不見《詩序》，不知六篇亡失，謂其唯有三百五篇。讖緯皆漢世所作，故言三百五耳。此言“訖於陳靈”，則在魯僖之後。《藝論》雲：“孔子錄周衰之歌，及眾國賢聖之遺風，自文王創基，至於魯僖四百年間，凡取三百五篇，合為國風、雅、頌。”唯言“至於魯僖”者，據《詩》之首君為文也。陳靈公非陳詩之首，曹昭公以僖七年卒，即位在僖之前，故舉魯僖以為言也。《藝論》雲“文王創基，至於魯僖”，則《商頌》不在數矣。而以周詩是孔子所錄，《商頌》則篇數先定，論錄則獨舉周代，數篇則兼取商詩，而雲“合為國風、雅、頌”者，以商詩亦周歌所用，故得稱之。孔子刊定，則應先後依次，而《鄭風·清人》是文公詩，處昭公之上；《衛風·伯兮》是宣公之詩，在惠公之下者，鄭答張逸雲：“詩本無文字，後人不能盡得其次第，錄者直錄，存義而已。”然則孔子之後，始顛倒雜亂耳。
以為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弘福如彼；若違而弗用，則被劫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鑒，於是止矣。
[疏]正義曰：此言孔子錄《詩》，唯取三百之意。“弘福如彼”，謂如文、武、成王，世脩其德，致太平也。“大禍如此”，謂如厲、幽、陳靈，惡加於民，被放弑也。“違而不用”，謂不用《詩》義，則“勤民恤功，昭事上帝”是用《詩》義也。互言之也。用《詩》則吉，不用則凶。“吉凶之所由”，謂由《詩》也。《詩》之規諫，皆防萌杜漸，用《詩》則樂，不用則憂，是為“憂娛之萌漸”也。此二事皆明明在此，故唯錄三百一十一篇，庶今之明君良臣，欲崇德致治，克稽古於先代，視成敗於行事。又疾時博士之說《詩》，既不精其研核，又不睹其終始，講於鄉黨無昭晳，陳於朝廷不煥炳，故將述其國土之分，列其人之先後。
夷、厲已上，歲數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曆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
[疏]正義曰：“自此已下，論作《譜》之意。《本紀》夷王已上多不記在位之年，是“歲數不明”。《周本紀》雲：“厲王三十四年，王益嚴。又三年，王出奔於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十二諸侯年表》起自共和元年，是歲魯真公之十四年，齊武公之十年，晉靖侯之十八年，秦仲之四年，宋釐公之十八年，衛僖侯之十四年，陳幽公之十四年，蔡武公之二十四年，曹夷伯之二十四年，鄭則於時未封，是“太史《年表》自共和始”也。又案《本紀》“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宣王即位，四十六年崩。子幽王立，十一年為犬戎所殺。子平王立，四十九年，當魯隱公元年。”計共和元年距春秋之初一百一十九年，春秋之時，年歲分明，故雲“曆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鄭於三《禮》、《論語》為之作序，此《譜》亦是序類，避子夏序名，以其列諸侯世及《詩》之次，故名“譜”也。《易》有《序卦》，《書》有孔子作《序》，故鄭避之，謂之為“讚”。讚，明也，明己為注之意。此《詩》不謂之“讚”，而謂之“譜”，譜者，普也，注序世數，事得周普，故《史記》謂之“譜牒”是也。
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眾篇明，於力則鮮，於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與。
[疏]正義曰：此又總言為《譜》之理也。著魏有儉嗇之俗，唐有殺禮之風，齊有太公之化，衛有康叔之烈。述其土地之宜，顯其始封之主，省其上下，知其眾源所出，識其清濁也。屬其美剌之詩，各當其君君之化，傍觀其詩，知其風化得失，識其芳臭，皆以喻善惡耳。哀十四年《公羊傳》說孔子“製《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鄭取彼意也。
周南召南譜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正義曰：《禹貢·雍州》雲“荊岐既旅”，是岐屬雍州也。《綿》之篇說大王遷於周原，《閟宮》言大王居岐之陽，是周地在岐山之陽也。《孟子》雲文王以百裏而王，則周、召之地，共方百裏，而皆名曰周，其召是周內之別名也。大王始居其地，至文王乃徙於豐。《周書》稱王季宅程，《皇矣》說文王既伐密須，“度其鮮原，居岐之陽”，不出百裏。則王季居程亦在岐南，程是周地之小別也。○今屬右扶風美陽縣，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正義曰：《漢書·地理誌》右扶風郡有美陽縣，《禹貢》岐山在西北，周文王所居也。皇甫謐雲：“今美陽西北有岐城舊趾是也。本或作杜陽。”案《誌》扶風自別有杜陽縣，而岐山在美陽，不在杜陽。鄭於《禹貢》注雲“岐山在扶風美陽西北”，則作“杜”者誤也。《皇矣》稱“居岐之陽，在渭之將”，是其處險阻也。《綿》雲“周原膴膴，堇荼如飴”，是地肥美也。
周之先公曰大王者，避狄難，自豳始遷焉，而脩德建王業。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為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正義曰：以帝乙，紂之父，準其年世，與王季同時。《旱麓》說大王、王季之事，雲“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言王季受玉瓚之賜也。《尚書》謂文王為西伯，當是繼父之業，故知王季亦為西伯。殷之州長曰伯，謂為雍州伯也。《周禮》“八命作牧”，殷之州伯蓋亦八命也。如《旱麓》傳雲：“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孔叢》雲：“羊容問於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而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後稷封為王者之後，大王、王季皆為諸侯，奚得為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雲，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瓚秬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諸侯為伯，猶周、召分陝。’”皇甫謐亦雲：“王季於帝乙殷王之時賜九命為西長，始受圭瓚秬鬯。”皆以為王季受九命作東西大伯。鄭不見《孔叢》之書，《旱麓》之箋不言九命，則以王季為州伯也。文王亦為州伯，故《西伯戡黎》注雲：文王為雍州之伯，南兼梁、荊，“在西，故曰西伯”。文王之德優於王季，文王尚為州伯，明王季亦為州伯也。《楚辭·天問》曰：“伯昌號衰，秉鞭作牧。”王逸注雲：“伯謂文王也。鞭以喻政。言紂號令既衰，文王執鞭持政為雍州牧。”《天問》，屈原所作，去聖未遠，謂文王為牧，明非大伯也。所以不從毛說。言“至紂，又命文王”者，既已繼父為州伯，又命之使兼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也。知者，以《漢廣序》雲“美化行乎江、漢之域”《汝墳序》雲“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文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此詩猶美江、漢、汝墳，明是江、漢之濱先被文王之教。若非受紂之命，其化無由及之，明紂命之矣。江、漢之域即梁、荊二州，故《尚書》注雲“南兼梁、荊”。其後化廣民附，三分有二，不必皆紂命也。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荊、豫、徐、揚之人鹹被其德而從之。○正義曰：既引《論語》三分有二，故據《禹貢》州名指而言之。雍、梁、荊、豫、徐、揚歸文王，其餘冀、青、兗屬紂，九州而有其六，是為三分有其二也。《禹貢》九州，夏時之製，於周則《夏官·職方氏》辨九州之域，有揚、荊、豫、青、兗、雍、幽、冀、並，校之於《禹貢》，無徐、梁，有幽、並，故《地理誌》雲“周監二代而損益之，改《禹貢》徐、梁二州合之於雍、青，分冀州之地以為幽、並”，是其事也。《爾雅·釋地》九州之名有冀、豫、雍、荊、揚、兗、徐、幽、營。孫炎曰：“此蓋殷製。《禹貢》有梁、青無幽、營，《周禮》有幽、並無徐、營。”然則此說不同，不言殷、周九州，而遠指禹世者，孫炎以《爾雅》之文與《禹貢》不同，於《周禮》又異，故疑為殷製耳，亦無明文言殷改夏也。《地理誌》雲“殷因於夏，無所變改”，班固不以《爾雅》為世法。又《周禮》冀、幽、並，於《禹貢》唯一州耳，相率三分無一，故從岐而橫分之。據《禹貢》正經之文，取六州以為三分之二，準《禹貢》之境，論施化之處，不言當時有此州名也。《序》言化自北而南，則於岐東西之南得有三分二者，岐於土中近北故也。
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已所職之國。○正義曰：“文王受命，作邑於豐”，《文王有聲》之文也。《地理誌》雲：“京兆鄠縣，豐水出其東南。”皇甫謐雲：“豐在京兆鄠縣東，豐水之西，文王自程徙此。”案《皇矣》篇雲文王既伐密須，徙於鮮原，從鮮原徙豐。而謐雲自程，非也。豐在岐山東南三百餘裏，文王既遷於豐，而岐邦地空，故分賜二公以為采邑也。言分采地，當是中半，不知孰為東西。或以為東謂之周，西謂之召，事無所出，未可明也。知在居豐之後賜二公地者，以《泰誓》之篇，伐紂時事，已言周公曰。《樂記》說《大武》之樂，象伐紂之事，雲“五成而分陝，周公左而召公右”，明知周、召二公並在文王時已受采矣。文王若未居豐，則岐邦自為都邑，不得分以賜人，明知分賜二公在作豐之後。且二《南》，文王之詩，而分係二公，若文王不賜采邑，不使行化，安得以詩係之？故知此時賜之采邑也。既以此詩係二公，明感二公之化，故知使“施先公之教於己所職之國”也。言“先公”者，大王、王季賢人，文王承其業，文王自有聖化，不必要用先公，但子當述父之事，取其宜者行之，以先公為辭耳。猶自兼行聖化，故有聖人之風。此獨言“施先公之教”，明化己之可知，以《召南》有先公之教，故特言之耳。文王使二公施化早矣，非受采之後。於此言之者，明詩係二公之意也。言“己所職”者，指謂六州之人服從於己者。○武王伐紂，定天下，巡守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尤純，故獨錄之，屬之大師，分而國之。○正義曰：宣十二年《左傳》引《時邁》之詩雲：“昔武王克商，而作頌曰：‘載戢幹戈，載櫜弓矢。’”《時邁序》雲“巡守”，則武王巡守矣。《王製》說巡守之禮，曰“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故知武王巡守得二《南》之詩也。《譜》雲“天子納變雅，諸侯納變風，其禮同”，則文王亦采詩。而必知武王始得之者，諸侯之納變風，直欲觀民之情，以知已政得失耳，非能別賢聖之異風，立一代之大典也。文王猶為諸侯，王業未定，必不得分定二《南》，故據武王言之耳。武王遍陳諸國之詩，非特六州而已。而此二《南》之風，獨有二公之化，故知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風化尤最純絜，故獨取其詩，付屬之於大師之官，使分而國之，為二國之風。以大師掌六詩之歌，達聲樂之本，故知屬之使分係也。○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於南國也。○正義曰：文王將建王業，以諸侯而行王道，大王、王季是其祖、父，皆有仁賢之行，己之聖化未可盡行，乃取先公之教宜於今者與己聖化，使二公雜而施之。又六州之民，誌性不等，或得聖人之化，或得賢人之化，由受教有精粗，故歌詠有等級。大師曉達聲樂，妙識本源，分別所感，以為二國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解大師分作二《南》之意也。知有此理者，序雲“《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係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故係之召公”。以聖人宜為天子，賢人宜作諸侯，言王者之風是得聖人之化也，言諸侯之風是得賢人之化也。以周公聖人，故以聖人之風係之，以召公賢人，故以賢人之風係之。以六州本得二公之教，因有天子之風義，一聖一賢，事尤相類，故係之二公。既分係二公，以優劣為次，先聖後賢，故先周後召也。不直稱“周”、“召”，而連言“南”者，欲見行化之地。且作詩之處，若不言“南”，無以見斯義也。且直言“周”、“召”，嫌主美二公，此實文王之詩而係之二公，故周、召二國並皆雲“南”，見所化之處，明其與諸國有異故也。此詩既繼二公，即二公為其詩主，若有美二公，則各從其國，《甘棠》之在《召南》，是其事也。《周南》無美周公，或時不作，或錄不得也。乃棄其餘，謂此為風之正經。○正義曰：武王遍陳諸國之詩，今唯二《南》在矣，明是棄其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