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古公亶父聿來胥宇，爰及薑女。其後，大任思媚周薑，大似嗣徽音，曆世有賢妃之助，以致其治。○正義曰：此事皆在大雅也。鄭言此者，以二國之詩以後妃夫人之德為首，《召南》夫人雖斥文王夫人，而先王夫人亦有是德，故引詩文以曆言。文王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禦於家邦。○正義曰：此《思齊》文也。言文王先化於妻，卒治家國。此明二國之詩先以後妃夫人為首之意。是故二國之詩以後妃夫人之德為首，終以《麟趾》、《騶虞》，言後妃夫人有斯德，興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於獲嘉瑞。○正義曰：此論二國之詩次比之意。“是故”者，緣上事生下勢之稱。此後妃夫人皆大姒也，一人而二名，各隨其事立稱。禮，天子之妃曰後，諸侯之妃曰夫人。以《周南》王者之化，故稱後妃；《召南》諸侯之化，故雲夫人。直以化感為名，非為先後之別。有陳聖化，雖受命前事，猶稱後妃。有說賢化，雖受命後事，尚稱夫人。二國別稱，而文王不異文者，《召南》夫人為首，後妃變稱夫人，足知賢聖異化，於文王不假複異其辭，故《鵲巢》之序言國君以著義於後，皆以常稱言之。聖王之馭世，符瑞必臻，故次《麟趾》、《騶虞》於末，欲見致嘉瑞也。時實不致，設以為法，故言耳。以詩人之作，各言其誌，《麟趾》、《關雎》、《騶虞》之與《鵲巢》，未必一人作也。《麟趾》言公子之信厚，《騶虞》歎國君之仁心，自取獸名，別為興喻，非歎瑞應，與前篇共相終始。但君子之道，作事可法，垂憲後昆，大師比之於末，序者申明其意，因言《關雎》之應，《鵲巢》之應耳。其實作者本意不在於應，而使詩有龍鳳之文，亦將以之為應，非獨麒麟、白虎也。鄭答張逸雲：“文王承先公之業，積脩其德，以致風化。述其美以為之法。能行其本，則致末應，既致其應，設以為法，是其不實致也。”此《譜》於此篇之大略耳。而二風大意，皆自近及遠，《周南·關雎》至《螽斯》皆後妃身事，《桃夭》、《兔罝》、《芣苡》後妃化之所及，《漢廣》、《汝墳》變言文王之化，見其化之又遠也。《召南·鵲巢》、《采蘩》夫人身事，《草蟲》、《采蘋》朝廷之妻，《甘棠》、《行露》朝廷之臣，大夫之妻與夫人同為陰類，故先於召伯，皆是夫人化之所及也。《羔羊》以下，言召南之國，江、沱之閒，亦言文王之政，是又化之差遠也。篇之大率，自以遠近為差。《周南》上八篇言後妃，《漢廣》、《汝墳》言文王。《召南》上二篇言夫人，《羔羊》、《摽有梅》、《江有氾》、《騶虞》四篇言文王。所以論後妃夫人詳於《周南》而略於《召南》者，以《召南》夫人則《周南》後妃，既於後妃事詳，所以《召南》於夫人遂略。其文王之德化多少不同者，自由作者有別，又采得多少不同。《周南·桃夭》言“後妃之所致”，《召南·羔羊》雲“《鵲巢》之功所致”者，《周南·桃夭》以上皆後妃身事，文與後妃接連，故言後妃所致；《召南·羔羊》以前，非獨夫人身事，文與夫人不相連接，故變言《鵲巢》之功所致也。又《桃夭》致後三篇有後妃之化，《羔羊》致後無夫人之化者，亦是《周南》後妃既詳，於《召南》夫人遂略。致者，行化於己，自已致人。《草蟲》以下，非複夫人身事，亦是夫人之致也。《羔羊》，《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為《鵲巢》之功所致，則《漢廣》文王之道被於南國，亦是《關雎》之功所致。序者以此二風皆是文王之化，太姒所讚。《周南》以《桃夭》至《芣苡》三篇為後妃所致，《漢廣》以下，其事差遠，為文王之致。《召南》以《草蟲》至《行露》四篇為夫人所致，《羔羊》以下差遠，為文王之致。各舉其事，互相發明。此二《南》之詩，文王時作。文王即位，至受命之時，已四十餘年，諸侯從之蓋亦早矣。鄭答張逸雲：“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卒以受命。”是受命之前巳行王德。當此之時，詩巳作也。何則？化被於下則民述其誌，何須待布王號然後作歌。武王采得之時，二公已有爵土，命其行化，遂分係之，非由二公有土，此詩始作也。《周》、《召》二十五篇，唯《甘棠》與《何彼襛矣》二篇乃是武王時作。武王伐紂，乃封太公為齊侯，令周、召為二伯。而《何彼襛矣》經雲“齊侯之子”，太公已封於齊，《甘棠》經雲“召伯”，召公為伯之後，故知二篇皆武王時作。非徒作在武王之時，其所美之事亦武王時也。《行露》雖述召伯事，與《甘棠》異時。趙商謂其同時，疑而發問，故《誌》“趙商問：‘《甘棠》、《行露》之詩，美召伯之功，箋以為當文王與紂之時，不審召公何得為伯？’答曰：‘《甘棠》之詩，召伯自明，誰雲文王與紂之時乎？’至《行露》篇，箋義雲‘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若當武王時，被《召南》之化久矣，衰亂之俗已銷，安得雲微？雲此文王時也。序義雲‘召伯聽訟’者，從後錄其意，是以雲然”。而鄭此答，明《甘棠》箋之所雲美其為伯之功，謂武王時也。此二篇武王時事，得入《召南》風者，以詩係於召，召為詩主，以其主美召伯，因即錄於《召南》。王姬以天子之女，降尊適卑，不失婦道，《召南》多陳人倫，事與相類。又王姬賢女，《召南》賢化，又作在武王之世，不可入文王聖化之風，故錄之於《召南》也。
風之始，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焉，故周公作樂，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後妃夫人侍禦於其君子，女史歌之，以節義序故耳。○正義曰：雲言“或”者，道異說也。鄭之前世有為此說者，故因解之。二《南》之風言後妃樂得淑女，無嫉妒之心，夫人德如鳴鳩，可以承奉祭祀，能使夫婦有義，妻妾有序。女史歌之，風切後夫人，以節此義序，故用之耳。《王風》雲“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謂路寢之房。以人君有房中之樂，則後夫人亦有房中之樂。以後夫人房中之樂歌《周南》、《召南》，則人君房中之樂亦歌《周南》、《召南》，故《譜》下文雲路寢之常樂，“風之正經”也。天子歌《周南》，諸侯歌《召南》，用此“或”說為義也。後夫人用之亦當然也。王肅雲：“自《關雎》至《芣苡》，後妃房中之樂。”肅以此八篇皆述後妃身事，故為後妃之樂。然則夫人房中之樂，當用《鵲巢》、《采蘩》。鄭無所說，義亦或然。
射禮，天子以《騶虞》，諸侯以《貍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蘩》為節。○正義曰：在《召南》之篇，亦是用之於樂，故言之。《禮記·射義》有此。又彼注亦以為《騶虞》取其“一發五豝”，喻得賢者多；《貍首》取“小大莫處，禦於君所”；《采蘋》取其循澗以采蘋，喻循法度，以成君事；《采蘩》取“夙夜在公”，各取其篇之義以為戒也。“為節”者，謂射之進退當樂節相應。彼每篇一言為節，此引之省文也。今無《貍首》，周衰，諸侯並僣而去之，孔子錄詩不得也。為禮樂之記者，從後存之，遂不得其次序。○正義曰：言此者，以射用四篇，而三篇皆在《召南》，則《貍首》亦當在。今無其篇，故辨之，雲諸侯所以去之。《大射》注雲：“貍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後世失之。”然則於時諸侯不肯朝事天子，惡其被射之言，故棄之。為禮樂之記者，正謂記作《射義》者，以《貍首》樂歌之曲，故並樂言之。《射義》注雲：“《貍首》，逸詩，下雲‘曾孫侯氏’是也。”其下文雲：“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人莫處，禦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謂此是《貍首》經文也。彼雖引詩，無“貍首”之字，鄭知是《貍首》者，以彼之說諸侯射法而引此詩，其下又雲：“君臣相與，盡誌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製之，而諸侯務焉。”言諸侯用為射節，知是《貍首》之辭。無“貍首”字者，略引其文，不盡其辭故也。
周公封魯，死諡曰文公，召公封燕，死諡曰康公，元子世之。○正義曰：周公封魯，召公封燕，《史記》皆有《世家》言之。《周語》引《常棣》為周文公之詩，是周公諡曰文也。《公劉序》雲“召康公戒成王”，是召公諡曰康也。《閟宮》雲“建爾元子，乃命魯公”，是元子世之也。《燕世家》雲“自召公以下九世至惠公，當厲王之時”，則是失其世次，不得召公元子名諡，傳國於後，是元子可知。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正義曰：僖九年“公會宰周公於葵丘”，文五年“召伯來會葬”，是春秋時周公、召公也。經傳皆言周公，謂為三公，不知何爵也。召稱伯，則伯爵，以《左傳》多雲召公，故言公。其旦與奭次子名諡，《書傳》無文。平王以西都賜秦，則春秋時周公、召公別於東都受采，存本周、召之名也，非複岐周之地。《晉書地道記》雲“河東郡垣縣有召亭，周則未聞，今為召州”是也。左方無君世者，此因詩係二公，故終言之，其君世，《世家》亡滅，且非此所須故也。
問者曰：“《周南》、《召南》之詩，為風之正經則然矣。自此之後，南國諸侯政之興衰，何以無變風？”答曰：“陳諸國之詩者，將以知其缺失，省方設教為黜陟。時徐及吳、楚僣號稱王，不承天子之風，今棄其詩，夷狄之也。○正義曰：以列國政衰，變風皆作，南國諸侯，其數多矣，不得全不作詩。今無其事，故問而釋之。巡守陳詩者，觀其國之風俗，故采取詩以為黜陟之漸。亦既僣號稱王，不承天子威令，則不可黜陟，故不錄其詩。吳、楚僣號稱王，《春秋》多有其事。知徐亦僣者，《檀弓》雲：“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吊，其辭雲，昔我先君駒王”，是其僣稱王也。其餘江、黃、六、蓼之屬，既驅陷於彼俗，又亦小國，猶邾、滕、紀、莒之等，夷其詩，蔑而不得列於此。”○正義曰：《春秋》文四年，楚人滅江。僖十二年滅黃。文五年，楚滅六並蓼。終為楚人所滅，是被其驅逼陷惡俗也。既驅陷彼俗，亦不可黜陟，又且小國，政教狹陋，故夷其詩，輕蔑之，而不得列於國風也。邾、滕、紀、莒，春秋時小國，亦不錄之，非獨南方之小國也。其魏與檜、曹，當時猶大於邾、莒，故得錄之。春秋時，燕、蔡之屬，國大而無詩者，薛綜答韋昭雲：“或時不作詩，或有而不足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