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天一放亮，我便急於尋覓登皋蘭山的途徑，想弄明白夜氣中仙山瓊閣的來由。我雖在蘭州長大，卻從未登上過皋蘭山，在過去，那幾近妄想，這回該償還宿願了。此時，王作人先生來了。王是我當年在蘭州大學的同窗密友，現為該校教授，新聞係主任，他約我同去拜訪另一同學楊臨春女士。楊的寓所恰在皋蘭山腳下，窗明幾淨，我們就坐看通往山頂的纜車緩緩上下，以及遊客們的嬉笑狀。楊說，千萬不要白天坐纜車遊山，那太沒想像力了，一定要夜裏上去，你才能看到一個真正的神秘的蘭州。
飯後，三個老同學散步在通往五泉山（皋蘭山腳下的一處名勝）的路上，互相打量一番，感慨油然而生。作人是當年班上的英俊小生兼飽學之士，如今業已頭頂微謝，一臉淪桑，他那曾經俊逸的臉龐，平添了不少歲月的溝壑。臨春是著名的“校花”。當年我在班上年齡最小，雖不明內情，倒也聽說，她的追求者就有十八羅漢之多。那可能是誇張，肯定有冤枉，比如僅寫了一張小紙條者之類。現今的她，已是五十出頭的人，正遇上私人生活的坎坎坷坷，臉色就頗顯憔悴，明亮的眸子流露著呆滯，隻有秋風中依然苗條的背影，還能想見昔日的豐韻。按老話說，她的出身不好，解放後家境敗落，舉家作為移民被遣到河西走廊某縣，上高中時，寒暑假沒錢回家，她就住在學校裏，三九天還穿著一雙球鞋。她後來的境況時好時壞，似乎一直擺不脫出身的陰影。她是在外麵闖蕩多年後回到蘭州的，我們開玩笑地說，這叫歸正果。看著她背影，心頭忽然升起一種蒼涼感：我們這代人的青春真像小鳥一樣不回來了麼。
他倆都說我不見老，我惟有苦笑，我說，這可能因為咱們西北人的皮膚“厚黑”，少不顯少，老不顯老吧。臨春忽然向我提了個嚴肅問題，她說，當年咱們班分配到北京的十幾個人，為什麼除了一二個，不出幾年全都紛紛回來了，有的是老婆拖後腿，有的是生活不習慣，一個個直到回到老家的熱坑上方覺安妥，你說，這僅僅是甘肅人家鄉觀念太重，畏懼交往，習性保守的緣故嗎？我想了想說，這問題太複雜了，幾句話何能說清，直到今天，在北京的甘肅人仍頗為寥落，牛肉拉麵的打遍全國並不證明實質上有多大改變，比如，中直係統的全國作協會員近千人，而多年來其中的甘肅人竟隻我一個，陝西人則多得多，你說怪不怪？也許，這些都與眼前的這座大山有關係吧。
我小時候就覺得，蘭州這座城市有種詭異而神秘的氣息，當地俗諺雲，“蘭州地方邪，說龜就是鱉”。比如，過日子禁忌特別多，一言一動，甚至吃什麼不吃什麼，都能引起大人們的一番指責或恫嚇，而大人們自己，也似乎個個寡言罕語，說出話來神龍見首不見尾，叫你摸不著頭腦。他們之所以如此，是出於害怕，因為在他們的經驗裏，希望的事總是落空，擔憂的事總要發生。後來漸漸明白，蘭州地麵，哪方人氏都有，漢藏蒙回無不麇集，而且教派繁多，關係複雜。從老人嘴裏，偶然能聽到血脖子教與關裏爺、蘇四十三血戰華林坪，馬五哥與尕豆妹、新興教、隨教漢人、西路軍、民國十六年大地震、民國十八年大旱、血洗邱宅一類的傳說，無不染著血腥氣，而這些傳說反過來就更增加了這座城市的神秘。範長江在《中國的西北角》中有一段話說：“漢代以後，漢族對於西北各民族之征伐或抗拒，多以蘭州為極西之支撐點，即到現在，蘭州仍然成為漢族在西北與回蒙藏各族交往之中心，自政治方麵言之，中國現在政治力量西部之極限，仍以蘭州為止。北過黃河，西過洮河以後，軍政權力，盡在回族手中。”範公這番話雖說在一九三六年，對揭開蘭州曆史上的文化密碼，卻具有高度價值。
但蘭州人也並不缺乏幽默感，有一首年代久遠的謠曲，俏皮而無奈地表達了勞動者對苦難的反諷，是我迄今為止看到的最絕妙的中國式的黑色幽默，倘用沙啞的嗓子哼唱起來，定叫人鼻酸而笑：
走了個阿幹縣哪，買了個破沙鍋。
試著去吃飯哪，倒把那嘴劃破，哎世上的窮人多呀，哪一個就像我。
（末句感歎，以下每段最後都重複一遍）
買了個破皮襖啊，虱子蟣子多，穿在了我身上啊，雀兒它來作窩。
娶了個大老婆啊，臉上的窩窩多，買了一升麵啊，倒搽去了一半多。
蓋了個破房房啊，窟窿眼眼多，鴿子來踩蛋啊，倒把那梁踏折（讀舍），哎世上的窮人多呀，哪一個就像我……
我覺得，蘭州城的性格，就像它那典型的大陸性氣候一樣，晨與昏，夜與晝，驕陽與大雪，旋風與暴雨，反差十分強烈，又像皋蘭山與黃河的對峙一樣，幹旱與滋潤，靜與狂躁，父親與母親，對比極其分明。這裏既有最堅韌、最具叛逆性、最撼天動地的精神，也有最保守、最愚昧、最狡詐、最麻木、最凶殘的表現。馬化龍、馬明心、蘇四十三們的偉大的殉道精神，已在張承誌沉鬱蒼涼的筆下複活，雖然我早在幾十年前就聽過這些回族英雄的傳說，卻無力寫出。作為西北人，我感謝張承誌和他的《心靈史》。但我認為，哲合忍耶誠然是一種宗教精神，但它的根須卻是深紮在西北的大漠中的，這裏的人民不論信教與否，都曾表現出同樣萬死不辭的血性，這就不單單是哲合忍耶所能囊括的了。廣為流傳的長詩馬五哥與尕豆妹，是民間藝人根據真人真事編唱的，老蘭州人都會哼哼幾句“馬五阿哥的好心腸呀，羊肚子手巾者包冰糖”之類。這故事敘述一對受封建宗法和門閥觀念壓製的男女青年，婚姻不幸，就不顧一切地“通奸”，向著陰沉而凶殘的宗族勢力挑戰，遂招致了殺身之禍，終以“血脖子精神”喋血刑場。使我奇異的是，這故事中“性”的描寫極為大膽野氣，其反叛性的異乎尋常的決絕，中原文化恐不可能有此膽魄。但我又覺得，它的反叛精神是非理性的，自在的，原始的，帶有一種可悲的封閉色彩。
大概就因為這一切，我十分看重皋蘭山頂上建公園這件事，覺得它似乎是一個象征：象征著蘭州要超越，要登攀，要與山外世界對話，要升高立足點，打破萬年的閉鎖，彙入大時代的衝動。傳說霍去病西征到蘭州，正趕上黃河冰封，戰士喝不上水，真是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皋蘭雪滿山啊，他一怒之下跨上紅鬃烈馬，要衝到皋蘭山外去，卻沒能上去，隻在山根下用馬蹄踩出了五眼清泉，遂有了名勝五泉山。這自然是傳說而已。但民族英雄蘇四十三反抗乾隆暴政，堅守在皋蘭支脈華林坪，被切斷了水源，他欲翻山突圍而不可得，終於悲壯就義，可就不再是傳說，而是史實了。傳說也好，史實也罷，似乎都在證明，皋蘭山不是那麼好超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