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彼知己，百戰不殆
知彼知己者，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
“知彼知己，百戰不殆”是孫子軍事思想的精華，它反映了戰爭勝利的基本規律。知彼即知敵，指了解和認識敵人的活動、謀略和戰術，及其賴以存在的各種因素和條件。知己，指了解和認識自己一方賴以存在的各種因素和條件，及其這些因素和條件的發展變化。孫子說：“既了解對方又了解自己，身經百戰都不會失敗；不了解對方但了解自己，則有時勝利，有時失敗；既不了解對方也不了解自己，那麼，每次用兵都會失敗。”
“知彼知己，百戰不殆”是孫武提出的一條最重要的指導戰爭原則，它揭示了戰爭指導者對敵我情況的了解與戰爭勝負之間的關係，作戰指導，最重要的是正確認識敵我雙方各種情況，明於知己暗於知彼，或明於知彼暗於知己，都將招致失敗，古今中外許多戰爭實例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孫子提出的知彼知己的內涵十分廣泛，它貫穿於戰略戰術所有層次和各個領域之中，在《始計篇》中，他提出“五事七計”，五事，即道、天、地、將、法；七計即“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眾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在《謀攻篇》中又進一步加以引申說：“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識眾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禦者勝。”這是從戰爭全局出發，從戰略層次上闡述知彼知己的規律。
孫子在《地形篇》中論述知彼知己關係，主要是結合地形從戰術層次上加以討論的。孫子說：“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這裏的可擊與不可以擊，都是對具體的敵人直接了解和把握的結果，因而主要是從戰術層麵上闡述知彼知己的規律。孫子在《地形篇》中又說：“知天知地，勝乃無窮”，闡述了天時地利是決定戰爭勝負的重要因素。在《行軍篇》中提出相敵三十二術，講的是“知彼知己”兩者相輔相成，又互相聯係。知己難，難就難在要始終明確自己的目的，而不使自己迷失方向，進而受製於敵；難在要清醒地認識自己，善於發現自身的局限並超越自己；難在選兵用將要知人善任，揚長避短。
與知己相比，知彼更難。兵家用兵，虛虛實實。孫子告誡說，在不明敵情時，不能輕易出戰。怎樣才能知彼？孫子提出了兩種方法：一是戰鬥偵察。《虛實篇》提出“策之”、“作之”、“形之”、“角之”四術；“策”是對雙方兵力進行謀劃；“作”是對敵人進行挑逗；“形”即示形，用假象迷惑敵人；“角”是觸動，火力偵察，用這四種方法來了解敵人的虛實。二是用間。孫子說：“無所不用間”，“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用間篇》）。
孫子的“知彼知己，百戰不殆”這一著名論斷，受到曆代兵家的高度推崇。古人將其稱作“兵家大要”；毛澤東稱之為“科學的真理”。在今天高技術條件下的現代作戰，交戰各方更加重視運用“知彼知己”的原則指導作戰。90年代的海灣戰爭即是明證。
“知彼知己”不僅是普遍應用於戰爭的科學規律，它也是政治、外交、商業活動的製勝規律，政治家、外交家、企業家隻有知彼知己，才能在各自領域內掌握主動權。可見“知彼知己”的論斷是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真理。
古代的政治家、軍事家，在進行政治角逐，軍事較量前，無不運用孫子“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的謀略，分析對手和天下大勢，從而確立自己的戰略。曆史上較著名的有諸葛亮的《隆中對》。
那是在東漢末年，天下大亂之時，劉備欲借匡扶漢室的旗號自己做皇帝，無奈勢薄兵微，難以與曹操、孫權抗衡。公元207年冬天，劉備親自到隆中，三顧茅廬，請得隱士諸葛亮出山。諸葛亮為劉備分析了天下大勢：曹操勢力強盛，急於吞並天下諸侯而自立；孫權富有江東，基業深厚；唯獨占據荊、益二州的劉表、劉璋昏庸無能。說到此，諸葛亮話鋒一轉，為劉備製定了占據荊、益，聯吳抗曹的大政方針，這便是著名的“隆中對”。此後數年，劉備在這個戰略思想指導下，奪取荊、益，占據四川，聯合孫吳，北抗曹魏，終於建立了蜀漢政權，形成“三分天下”的鼎足之勢。
比諸葛亮為劉備出謀劃策早幾百年，秦漢之交，劉邦手下的謀士張良，也運用“知彼知己”的謀略，為劉邦指點迷津，最終使他戰勝了對手。公元前205年，劉邦由於在戰略上的錯誤，被項羽在彭城打得落花流水，劉邦僅帶幾十名隨從脫身而逃。在兵敗危亡之際，張良為劉邦獻上了利用矛盾，聯兵破楚之策，這就是曆史上著名的“下邑之謀”。
據《史記·留侯世家》記載，當漢王兵敗時，張良對劉邦說：“九江王黥布、河南的彭越，與項羽有矛盾，大王若將函穀關以東的土地封給九江王黥布、彭越及大將韓信，就能促使他們盡力幫助大王，那麼攻破項羽的部隊也就指日可待了。”劉邦采納了張良的建議，派使者去遊說，結果黥布倒向劉邦，彭越也歸漢，韓信更是主動出兵，形成了內外夾擊項羽的軍事聯盟，一舉扭轉了不利的戰局，使劉邦由防禦轉向進攻，最終擊敗項羽，建立了漢王朝。
張良的“下邑之謀”與諸葛亮的“隆中對策”極其相似，主要是從戰略方麵運用“知彼知己”謀略而取勝的典範。至於從戰術的角度，運用“知彼知己”謀略製定相應的破敵之策，在戰史上更是不勝枚舉。如晉楚城濮之戰，晉文公誘敵深入，大敗楚軍；齊魏桂陵之戰，孫臏圍魏救趙，誘敵就範；秦趙長平之戰，秦軍勇而示之怯，殲滅趙軍；燕齊即墨之戰，田單以火牛陣出奇製勝；楚漢相爭，劉邦明修棧道、暗渡陳倉；東漢武都之戰，虞詡以弱示強，以“增灶計”擺脫羌族追兵；三國官渡之戰，曹操釜底抽薪，火燒烏巢，大敗袁紹；吳蜀江陵之戰，呂蒙連施詐術，白衣襲江，等等。戰爭史上這些著名的戰例，之所以能獲勝，是由於采取了正確的戰術，而正確戰術的製定，都是兵家名將依據“知彼知己，百戰不殆”謀略的結果。不戰而屈人之兵
凡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全旅為上，破旅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全伍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軍、旅、卒、伍，是古代軍隊的編製，12500人為軍，500人為旅，100人為卒，50人為伍。孫子說，大凡用兵的法則，使敵國完整地屈服是上策，而出兵擊破敵國就次一等；使敵人全軍降服是上策，而出兵擊破敵軍就次一等；使敵人全旅完整地降服是上策，而出兵擊破它就次一等；使敵人全卒完整地降服是上策，而出兵擊破它就次一等；使敵人全伍完整地降服是上策，而出兵擊破它就次一等。所以百戰百勝並不是最好的製勝韜略，不戰而使敵人屈服，才算是好中最好的。
孫子在《謀攻篇》中以極其優美的文字，透徹地闡發了全勝戰略的思想內容。他一氣說出五個“全”字，並用五個“破”字作為反襯，給人以極其深刻的印象。他主張對敵要盡量做到不戰而戰，這樣才能全其國，全其軍，全其旅，全其卒，全其伍，才能不戰而勝。
為什麼百戰百勝卻不是善之善者呢？因為孫子所追求的不是那種付出慘重代價的苦澀的勝利之果，而是要獲得既迫使敵人屈服又使自己絲毫不損的“全勝”。孫子認為，即使一方百戰百勝，也要出動戰車千輛、輜重車千輛，軍隊十萬，還得千裏運糧，這樣日費千金，何況戰場上雙方拚殺，“殺敵三千自損八百”，所以百戰百勝並不是最好的，如果“伐謀”、“伐交”，不費一兵一卒就使敵人降服，這自然是最佳的選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