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經坎坷，1861年8月，曾國荃終於攻下安慶，長江流域千裏均歸湘軍掌握。曾國藩分兵三路，直指江浙地區。可是曾國藩所遭遇的困難，仍是紛至遝來。先是胡林翼積勞病死，頓使曾國藩失去一個最有力的夥伴，平添後顧之憂。後又因為三路東向的大軍，隻有弟弟曾國荃一軍始終聽命於他，其餘李鴻章與左宗棠兩路，都時時表現不合作的態度，使曾國藩傷透腦筋。但按曾國藩的為官之道，還是按捺性情，息事寧人，沒有激化矛盾。
曾國藩的累不隻是身體上，更是因為多點作戰，處處上心處處操心。曾國荃圍攻金陵的軍隊雖未發生不聽指揮的問題，然而屯兵城下日久，士兵疲憊，軍餉不繼，軍心士氣日漸渙散，也使曾國藩備感憂心。同治二三年間，金陵城外的湘軍，因為糧餉缺乏，每天喝稀飯度日。曾國荃對那些家鄉子弟兵，漸感難以約束。搶掠平民、奸淫婦女的事，也層出不窮。曾國荃拿不出糧餉來解決問題，自感無顏以對部屬，隻好置之不問。曾國藩聽說後一麵擔心弟弟的病體，擔心軍紀敗壞的湘軍，隨時有叛變崩潰的可能：一麵還要承受來自清廷的猜疑、僚屬的離心等等打擊。更要命的是缺餉的問題不光在曾國荃一部，其餘的地方情況也很嚴重。諸多問題，一並爆發。
曾國藩身體素來孱弱，至此鬱氣中結，舊疾新病，一齊並發，飯後嘔吐、頭腦暈眩、手腳抽筋，痛不可忍，以至於不能工作，無奈隻好奏請給假調養。所以曾國藩曾說：“困心恒慮，正是磨練英雄，育汝於成。夫嚐謂餘歎氣從不說出，一味忍耐，徐圖自強。”
這句話體現了曾國藩在矛盾叢集、內憂外患的境況下的一種息事寧人、委曲求全的處世觀，而對於當時為官的他，也算無奈之舉了。
“任”字當頭躬身入局
敢於麵對人生路上的各種責任並主動地承擔，這是一種難得的品質。擁有這種品質的人首先是個敢做敢當的人，其次是個能成大事的人。
如果把活著當成一種責任，會很容易就感覺到疲累，但若把世界當做是自己的，把小我放進大我裏，那麼為此而做的所有事情都會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凡辦大事的人不會一味計較自己失去的，會先認清什麼是自己應該做的，自己肩頭的首要責任是什麼。
曾國藩也相信“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的道理，說凡辦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吾輩當盡人力之所能為，而天事則聽之彼蒼。在談到自己為什麼能夠有所作為時，曾國藩自己也說：真正的聖人君子的行為準則，在於責任，並且以此去倡導天下的人們。世道之所以變亂，是因為上上下下心中充滿了物欲，每個人都隻為自己考慮，自私成風，給社會帶來危害。當災難來臨，他們四處逃避，甚至都不肯出哪怕一絲一毫的力氣來為拯救天下做點事情。於是那些有責任感的人站出來改變這些壞的現象，克製自己的欲望去關心他人，提倡社會責任感，反對自私自利，挺身承擔各種困難。於是人人都仿效他們的行為，都把苟活看作是羞恥的事情，躲避是可恥的行為。我們的君子們之所以能夠鼓舞眾人，曆經九年而平定大亂，全在於“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感。
曾國藩對躬行踐履最為執著，他提出的“躬身入局”就是不當旁觀者，不當看客！而是要從自己做起，虛心實做，則近於成功。這就是把責任感與具體行動相結合。
為此，他主張“言不妄發”。他認為做應做之事，說應說之話才是本分的事情。他還以此教育弟弟回顧曆朝士大夫的興衰，多應以此為鑒。這也是完善自我，振興家業的根本。
曾國藩還主張“虛心實做”，倡導躬行，自然就反對講資格，問樣子。他說：“官氣多者，好講資格，好問樣子，辦事無驚世駭俗之象，語言無此防彼礙之弊。其夫也，奄奄無氣，凡遇一事，但憑家人之口說出，憑文書寫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體察一番。”在他的眼裏，表麵功夫是沒有效果的，是一種極不可取的處事態度。
正因如此，曾國藩的責任感和良好的品性深受眾人認可。薛福成認為曾國藩有建樹的原因不光因為有強烈的責任感更是由於宏毅的個性。他說：道光、鹹豐時期，相安無事，每個人都渾渾噩噩的，突然有賊寇舉事造反，卻沒人能製止得住。那些身居高位的大官，事到臨頭隻會趴倒在地，互相對望而毫無辦法。曾國藩當時奉旨治喪在家，接到命令馬上組織鄉兵出去。打破舊的規章的束縛，自己創立軍隊編製，和叛軍孤身奮戰。當時，反賊像決堤的河水，又像草原上的大火，勢頭凶猛，人們都束手無策，隻有曾國藩奮起抵抗，四處戰鬥。結果孤立無援，進退兩難。但即使如此，曾國藩仍然堅守節操，從容指揮。他之所以能做到這樣，是與他‘以國為己任’的忠心有關聯的。
“不論文武將相名賢，凡是有才能的都舉薦任命，委以重任，直到最後收複失地、平定叛亂，社會得以安定，事業由此中興。像曾國藩這樣挾持亂世，成就的確重而且遠，可以稱得上是宏毅的人吧？”這裏的“宏毅”也是從不做看客，而是由內在責任心驅動下的堅持到底。
正是因為這種以國家、以天下為己任的情感和胸懷，使曾國藩出類拔萃，堅強謙謹，誌向上堅貞脫俗，處理公務，待人接物都鮮有差池，寫過的書籍卷稿人人看來皆有獲益，這所有的一切都因為他心中對自己的要求很高。把自己應做的所有事情都當做責任來對待。
曾國藩說：人當自強，自強為國。至於說到一個人的強大，在我看來，不外乎北宮黝、孟施舍、曾子三種情況。曾子的“自反而縮”，也就是孟子將仁義和謙虛集於一身的強大，這種強大與孔子告知弟子仲由的強大，大概可以久長。另一種強大是鬥智鬥力。有因此而大興的，也有因此而大敗的，如古代的李斯、曹操、董卓等人，這些人的智力可以說都是橫絕一世的，但是他們的失敗禍害也非同尋常。所以，我們在自我修養上求強是可以的，但在逞能鬥狠上求強就不行了。
由此看來，一個真正強大的人，或者說想獲得永久強勢的人，要學會先從品質上變強。集責任感、謙虛、仁義三種品質於一身。光是形似而忽略實質是行不通的。
曾國藩認為要獲得對他人的超越感和優越感，首先要做到對自我的肯定、服從或尊敬。不能隻在某一時間、某一場合或某一範圍內你確實征服了別人，而在另一時間、另一場合或另一範圍內你又征服不了他人，那麼你所激起的反抗也就越廣大。最後你就把自己陷入一個孤立的境地，結果你發現路越走越窄，越走越難。所以說，真正的征服是品格上的敬佩，是精神上的榜樣。
一個想不斷變強的人首先要做到自我超越。而這種超越需要你不斷修正自我，完善自我。所有的反抗來自於你的內部，是舊我對新我的反抗：這一反抗有時會刺激你更堅決更強烈地征服自我，由此，你就在這征服與反抗中不斷前行。到一定時候你就因為自修而完善和強大，這種強大就是曾子、孟子和孔子告知仲由的強大。是君子所要盡力珍惜、保持和追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