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活學曾國藩 第十二章我為人，人為事——強烈責任感和遠見卓識
做事盡心盡責、一絲不苟，能培養人堅毅的品格和超凡的大局觀念。它既能帶領普通人往好的方向前進，又能鼓勵優秀的人追求更高的境界。一個人一旦領悟了這些，就掌握了打開成功之門的鑰匙。
公而忘私，自盡厥職
除了自己還能想到別人，除了小利還能擁有大義，這樣的人才能獲得大的成功。
曾國藩由學入仕，作為清王朝的一名漢族官員，真正做到了不辭勞苦、勤於政務，以朝廷和百姓為重；忠於朝廷，大公無私。當然，清王朝也沒有虧待曾國藩，給了他諸多殊榮。
在官場上，自古以來貪官汙吏就為數不少，但不能否認也存在著“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清正廉潔、為民請命的官員。
1849年2月，曾國藩榮膺禮部侍郎，從此仕途進入—個嶄新的階段。在接到任命的第二天，道光帝召見了曾國藩，對他進行了一次深入的教誨。兩天以後，曾國藩開始赴任視事。禮部在六部中屬於清要部門，大小瑣事仍然繁多。作為禮部侍郎的曾國藩，他的屬員就有百餘人。除了感到公事繁忙外，曾國藩的應酬私事也很多，他幾乎沒有一絲的閑暇。
父親曾麟書為曾國藩擔當大任而興奮不已。但曾麟書也很了解曾國藩的脾氣性格，他唯恐曾國藩有什麼差錯，立即給曾國藩寫信一封，教誨於他，大意是說：官階雖然高，但待人要謙虛，對待一切的應酬也是這樣。見到恩師要盡到門生的本分和禮儀。對待與你同齡的人應該有恭謙的情誼。至於同鄉為官的何予貞，他為你祖父七十大壽所寫的序非常好，有這樣學問好品行又端正的人，你應該好好待他。你的前輩立石梧做陝西巡撫時，你路過他處對你很好，還教你不少東西使你獲益良多，他現在任兩江提督了，每年都要去信問候一下。若以後有人想徇私賄賂你，應當立即拒絕。做官就要為公忘私，盡職盡責啊。
由此可見，曾國藩的公私分明不僅僅是個人的秉性，更是受到了家庭教育的影響。曾國藩自讀書之日起就懷著匡濟天下、公而忘私的理想和抱負，在實踐中他是這樣做的。曾國藩不但自己這樣做，也以此訓導自己的子侄和學生。在他的帶動下，曾氏兄弟和門人都投入了維護清統治的鎮壓太平天國戰爭。1858年11月，太平軍陳玉成部攻打曾國華、李續賓的湘軍大營，一代悍將曾國華、李續賓戰死。曾國藩對此萬分痛心。他在家書中表示一定要為曾國華作哀辭、墓誌，並建議曾國荃作文以抒其意。重要的一個理由是曾國華舍身保家衛國，死得十分慘烈，因此他要為弟弟立傳揚名於天下。
禍不單行的是，四年後曾國藩的小弟弟曾國葆病逝軍中。對此，曾國藩的心情更加悲痛，還寫了一副情意深切的挽聯：“大地幹戈十二年，舉室效愚忠，自稱家國報恩子，諸兄離散三千裏，音書寄涕淚，同哭天涯急難人。”曾國藩的兩個弟弟接連死於軍中，他發出“舉室效愚忠”的慨歎，認定急國家之難是最大的公。在他寫的挽聯中“同哭天涯急難人”一句，不僅抒發了自己的悲痛，更是替天下因為戰火而骨肉分離的人們心痛。曾國藩還致信李鴻章說：“吾輩當為餐冰茹蘖之勞臣，不為腦滿腸肥之達官也。”
由此可見，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公與私之間如何取舍是人生一道必做的選擇題。
息事寧人，以柔蓄誌
棋藝精湛者必然懂得一步望十步的道理。乃至動一子而牽全局，對弈的雙方比的不是一子的得失而是全局的局勢。
想做成點事情首先要會製定計劃。為了完成這種計劃而采取不同的應對辦法。需要柔就柔，需要剛就剛。學會為大局著想，可舍可得。為大舍小，為遠舍近，區區幾個字，卻意味深刻。曾國藩又是怎樣體會這種大局觀念的呢？
柔是手段，為的是剛。柔是蓄誌，為的是達到自己的目的。不柔何以達到目的？
曾國藩剛辦團練時，由各處調來省城的綠營兵，也有數千之眾。按照慣例，訓練綠營兵本是提督的職責。但湖南提督鮑起豹無能，綠營兵乃一並歸曾國藩所選拔的中軍參將塔齊布統一訓練。
曾國藩對於訓練，要求頗為嚴格，風雨烈日，操練不休。這對於來自田間的鄉勇而言，並不以為太苦，但對於平日隻知喝酒、賭錢、抽鴉片的綠營兵而言，便是一種“折磨”。先是副將清德拒不到操，接著提督鮑起豹也和清德聯合起來，與塔齊布為難尋釁。公然對士兵宣稱：“大熱天還要出操，這不是存心跟將士們過不去嗎？”煽動綠營兵的不滿情緒。
當時長沙城內，綠營因戰鬥力差，頗受勇丁輕視，而勇丁的月餉，高出綠營兵二三倍之多，綠營兵也嫉憤交集。因此兵與勇時生摩擦。鮑起豹等人又從中挑撥，雙方情況頗為緊張，械鬥也屢見不鮮。
曾國藩起初本著“息事寧人”的態度，隻將參與械鬥的勇丁加以棍責，嚴行約束；對綠營兵則置之不問。誰知這一來，綠營氣焰更盛，益發耀武揚威，公然淩辱勇丁了。曾國藩不得已而谘請鮑起豹按軍法整飭，鮑置之不理。綠營兵膽子更壯了。
1853年9月8日，綠營兵居然整齊隊伍，帶著兵器，鳴號擊鼓，包圍了參將府，要殺塔齊布。嚇得塔齊布躲在菜園旁邊的草叢裏，沒有被找到，才逃過一命。綠營兵放火把參將府燒了，又到團練大臣曾國藩的官邸，照樣團團圍住，揚言要殺曾國藩。幸而曾國藩的臨時行館設在緊靠巡撫衙門的射圃中。見事已急，乃親自去叩巡撫駱秉章的偏門，駱出來喝止，綠營兵才散去。然而曾國藩所統率的湘勇，日子卻更難過了。
有人勸曾國藩據實參奏鮑起豹等人，而曾國藩剛於不久前參革了副將清德，這時不便再動彈章，於是托言：“做臣子的，不能為國家平亂，反以瑣屑小事，使君父煩心，實在慚愧得很。”即日將所部湘勇分別遣駐外縣，自己的辦公大營也移駐於衡州。由此可見，曾國藩在自身利益受損的時候能保持清醒的頭腦，分析利弊得失，以忍而保大局。其實這也是曾國藩一貫所奉行的息事寧人、委曲求全的處世之道的體現。
由此不難看出，擺在曾國藩麵前的最大困難不是外患，而是清政府本身在政治、軍事與財政各方麵，存在著太多的矛盾和弱點，不能形成強大的力量，與太平軍作戰。其次就是湘軍本身缺少戰鬥經驗，難當大敵。因此在以後的六七年中，曾國藩雖然為自己建立了一點聲望，而來自各方麵的挫辱和打擊，也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正所謂：“忍字頭上一把刀”，真正做到這一點，就要奉行“息事寧人，以大局為重”的處世哲學。
1858年6月，曾國藩被命於江西領導湘軍作戰。但是湘軍與地方鄉團不和睦，常被伏擊。安徽六千精銳慘遭敗績，將領也陣亡，景德鎮一帶的湘軍也接連失利。曾國藩為此很是頭疼，軍隊的士氣，士兵的體質也大不如前。正不知所措之際又接到了增援浙江和安徽的命令，不久又被要求協防湖南。朝令夕改，雜亂無章，使曾國藩無所適從。他自知因無固定地盤，隻好由人擺布，委曲求全，精神極感苦惱。可見息事寧人的處世哲學也要付出精神痛苦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