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身為臣子，能恪盡職責，忠君體國，這一點可以於國家危難之際體現。
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二十六日，鹹豐皇帝即位。他繼位以後的時局頗為艱難，中國曆史上最大的一次農民起義正在廣西地區醞釀成熟，時刻威脅著清王朝的統治。為挽回人心，渡過難關，鹹豐帝頒詔求言，封章密奏。許多朝臣應詔陳言，直諫流弊，這其中就有曾國藩。他當時掌理全國庶政的六部中除了戶部之外五部的侍郎，因此他洞悉了清代的政情利弊、官場風習、民生疾苦與軍事外交。目睹時局危急，政風頹靡，就先後上了幾道條陳時務的奏疏。
第一道是《應詔陳言疏》。內容大致是推薦用才之法、督官之道。在用才上建議在官員中樹立學習風氣，提高自身修養；考察官員時推薦“奏折”形式以方便直諫，陳述忠言。他還對官員的腐敗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認為朝廷正值用人之際，應該設立完善的舉薦製度廣納天下英才。雖然鹹豐皇帝對曾國藩的奏折評價很高，但並沒有產生實際效果。
曾國藩上的其餘各疏，對於當時的政治、軍事、社會、經濟等方麵切要的問題，也都詳細指出受病之因及治理之方，足可看出他對當時的利弊，都有全麵深入地了解。他還提出了解決財政危機和加強武備的具體措施。他認為國家的憂患大致在兩個方麵：一個是國家可用的後備資源不足；一個是軍隊精幹力量的匱乏。
麵對財用不足，應從根本上杜絕不必要的開支，其中節餉就是一項。他列舉了各地軍隊的種種腐敗狀況後認為，醫者在治療癰病時，會割掉患者的腐肉使其生出新肉來，軍隊中能力差體質弱的士兵，也應該適量地優勝劣汰，再加以強化訓練。這就好比忍痛割腐長新，否則，是無法改變武備廢弛的現狀。其後，他又說明了“兵貴精而不貴多”的道理。
在這些奏疏之中，最具有重要性的，還是他在鹹豐元年（1851年）四月間所上的一道《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率直指出如要轉移政治風氣，培養有用人才，全在皇帝個人的態度。這一道奏疏，不但足以看出曾國藩忠君愛國及有作為、有擔當的耿直風格，也對他此後的平亂事業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除此之外，曾氏的忠心還表現在他所寫的家書、日記中。他寫在家書裏的報國之願大意為：我現在身居高位，想忠誠為國，為國家社稷而鞠躬盡瘁，所以不會阿諛奉承來換取皇帝的喜歡，這樣做會讓祖宗蒙羞的，也會辜負長輩的教誨與希望。其在平定太平天國期間，將之變為“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和“置生死禍福於度外”的思想，他在家書中講道：“天下紛紛，沅弟斷不久安，與其將來事變相迫，倉促出山，不如此次仰體聖意，假滿即出。餘十五之信，四分勸行，六分勸藏，細思仍是未妥。不如兄弟盡力王事，各懷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誌，終不失為上策。”
曾國藩忠誠體國除去其懷“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之責任感之外，還有其識見之原因。他對“忠”、“勤”二字的理解尤為深刻，他認為開國創業之初，大多能人所創的豐功偉業都是順勢之舉，人事的作用相對較小。到了建設國家、發展國家的時候，天命和人事大致是一半對一半。若以人事和命運抗爭，隻能以“忠”、“勤”二字當先。亂世之中，多是虛偽奸佞的小人，隻有絕對忠心的人才能克製他們。當人們越來越懶惰的時候，隻有勤勞的人才能夠出類拔萃。忠心的人不一定要有什麼過人的才智，盡心竭力就可以了；勤勞的人也不必有過人的精神，盡力而為就可以了。這就是平凡之中最不平凡的人了。
由以上可看出，曾氏忠誠體國，始於其誌，定於其識，成於其行，貫穿於其為官之生涯中。在和平年代，發展的年代，現代人又如何效仿古人做到有忠有勤呢？先從自己的每一天開始吧。
心誠則誌專而氣足
“做人先做事，做事先取誠。”對人對事多一份誠心就多一分成功的可能。
很多人都有同感：在人情逐漸冷漠的現代社會，要做到知心實在太難。以誠相待，可以得人心。此學問簡單得很，但對有些人來說，難於上青天。
曾國藩把人心誠偽作為人的基本品格來認識，認為隻有誠實對人才能和他交往，才能有信譽可言。此為其一生必備的交際學問。
曾國藩認為，天地之所以運行不息，國家之所以存在建立，聖貴的德業之所以可大可久，都是因為一個誠字。若世上人人欺人，人人被人所欺，世必亂。
人必須虛懷若穀，心地坦蕩，毫無私心，然後才能真實無妄。所謂實，就是不欺騙。人之所以欺騙他人，必定是心中懷著私物。心中別有私心，不敢告人，必然編造謊言騙人。若心中不著私物，又何必欺騙人呢？他之所以欺騙他人，也是因為他心中懷著私物。
誠，就是不欺騙；不欺騙，就是心中無私；心中無私，就是至虛（虛懷若穀）。因此，天下之至誠，就是天下無私，天下才稱之為天下。現實中，與人交往之初若未能得人心，不要著急，盡可以繼續以誠待人，多做交流，久而久之，大家自然能了解你的心意。真話，不妨多說。但是不可以攻擊他人的隱私，尤其不能背後詆毀他人。“言多必失”是在沒有思維過濾下做出了錯誤舉動。
曾國藩說，我們應該永遠誠心待人，虛心處世。心誠則誌專而氣足，千磨百折而不改變初衷，終有順理成章的那一天。虛心、踏實，終有為大家所理解的那一天。真正有誠之人必是心懷坦蕩之人，是不會因為流言而改變自己初衷的人。
用兵久則驕惰自生，驕惰則未有不失敗的。“勤”字可以醫治怠惰，“慎”字可以醫治驕傲，在這兩個字前，還需有一“誠”字作為根本。一定要立誌將此認識透徹，堅持到底。精誠所至，金石為開。軍人天生是直爽的，文人的心多曲，多不坦白，商人多算計多計謀。不同的人需要改進的地方也不同：文人必須完全除去歪曲私心，事事推心置腹；軍人也要多在為人行事時多考慮別人的感受；商人要參透隻有真心為顧客著想才會獲得成功，這是說的交往中的誠實。以誠為本，以勤字、慎字為用，也許可以避免大災大敗。
自古以來，“信”字貫穿了整個中國曆史。並不一定明顯違背條約，或者放棄承諾，才算是失信；即便是纖細之事，談笑之間，也必須真心實意辦理或說出。心中對他隻有七分，外表不必假裝十分。既然已經通和講好，那就要凡事公平合理，不使遠方的人吃虧，這就是恩信。至於令人敬畏，全在自立自強，不狐假虎威更不裝腔作勢。麵臨危險有不屈不撓的氣節，麵對不義之財有不沾染的廉潔，這就是威信。這兩種做法，可以在無形之中消除禍患。
誠是儒家思想中一個重要的概念，被認為是天地萬物存在的依據，同時也是人的道德修養中一個極為重要的方麵。曾國藩主張“誠”，而且也是身體力行的。
鹹豐三年（1853年）正月，他發出自己出辦團練後第三封給湖南“公正紳耆”的公開信說：“自度才能淺薄，不足謀事，唯有‘不要錢，不怕死’六字時時自矢，以質鬼神，以對父君。”“不要錢，不怕死”，是他的“血誠”的重要內容。後來，他失敗於靖港，在向朝廷的請罪折中信誓旦旦地說，雖然挫折，仍當“竭盡血誠，一力經理”。曾國藩一生正是秉著這股“血誠”來與太平軍和撚軍糾纏的，可以說他用行動為“血誠”作出了生動的詮釋。他說：“精誠所至，金石亦開，鬼神亦避。”他簡直把“樸誠”當作醫治滿清王朝的政治病的一副“良藥”。可惜朝廷早已經病入膏肓，無可救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