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活學曾國藩 第九章精忠與守誠——以忠誠為本，以才智為用
有多少人認為你值得信賴，你就擁有多少次成功的機會。忠是什麼？忠是超越金錢、地位的人格力量。誠是什麼？誠是贏得別人理解、欣賞和信任的優秀品質。把“忠”與“誠”放進心裏，世界就在你的心裏。
為勢不貪，厚待於人
貪婪是惡魔下的誘餌，一旦被誘惑就無法自拔。權勢就好比魚鉤，把貪婪的餌直接放到“魚”的嘴邊。
世上貴重的東西很多，而最貴重的東西是無價的。它們常是無形的存在，比如一種品質，一種感覺。
為官不貪是對做官之人的最基本要求。曾國藩時時不忘祖父在他中進士以後所說的話。祖父對他父親說：“我家仍靠作田為業，不可靠他（做官）吃飯。”曾國藩將此番話作為一生的訓示，他曾發誓說：“我從三十歲開始，便以做官發財為恥辱，以官宦公飽私囊，為子孫聚斂財富為恥、為羞。因此我立下誓言，此生絕不靠做官發財，為後人斂集財富。神明作證，我決不食言！”
曾國藩在京做官十四年，俸銀極少，後來，皇上讓他去四川任正考官，得到為官生涯中最高額的俸銀，不久便寄回鄉。曾國藩不貪圖錢財，也以“勤儉”二字訓誡後人，且以“勤儉”二字嚴於律己。他一生為官且位高權重，但終身儉樸，過著清淡的生活，他曾說：“我做官二十年，從不敢沾染官宦習氣，飲食起居，一向恪守樸素的家風，儉樸節約可以，稍稍豐盛也可，但過多的豐盛我是不敢也不願的。”
曾國藩尤其推崇湯斌，認為湯斌是清朝有所成就的人中的一流人物。湯斌是一名清官，他就任江南巡撫時，剛到南京，就把府縣官員召集，嚴加訓斥：貪圖賄賂的人輕則被別人彈劾丟官，重則沒收家產，累及子孫。為官者，一旦沾上貪字，上司接受下官的賄賂，把柄就在別人手中捏著，這樣下官有何過失一律不敢叫其糾正，長此以往，上司就會有包庇之嫌。
他們都忘記了以清廉作為為官的根本。據曾國藩的女兒崇德老人回憶，曾家收受別人的禮僅一次，那是提督黃翼升的夫人進獻的。
黃翼升曾是曾國藩的部下。曾國藩組建水師時，黃翼升鞍前馬後幫了許多忙，是曾國藩的心腹大將。建立淮揚水師後，黃翼升被提升為統帶。1862年，黃翼升成為李鴻章的得力助手。曾國藩用人之際想調回黃翼升，與李鴻章來往書信相商十三次，被李鴻章斷然拒絕。因黃翼升本性寬厚，性情溫良，深受眾將士擁戴，曾國藩千番百計要把這員心腹大將調回。而李鴻章更是對黃翼升讚賞有加，因此堅決不給。為此事，曾、李二人相持不下，差點翻臉。這個時候，黃翼升夫人出麵周旋，事情才有了緩和的餘地。
黃翼升其時身處兩難境地，左右不是，夫人出來調停，設法要拜曾國藩的夫人為義母。待到曾夫人壽誕之日，黃夫人帶著翡翠釧一雙，明珠一粒，紡綢帳一個前來拜壽，當著眾賓客的麵，黃夫人執意要拜曾夫人為義母，曾夫人礙於情麵，隻好收黃夫人為幹女兒。
宴席散後，曾夫人向曾國藩說明緣由，開始曾國藩很氣惱，但轉而一想，此舉既能緩解因黃翼升而起的曾、李矛盾，又能籠絡將心，便再無異議。
曾國藩官至大學士後仍清廉如故，老朋友都戲稱他為“一品宰相”。
日常穿戴曾國藩通常是舊衣布鞋，還幽默地說：“古人雲：‘衣不如新，人不如故。’然以吾視之，衣亦不如故也。試觀今日之衣料，有如當年之精者乎？”曾國藩一生堅守清廉，對兒女也同樣要求他們儉樸度日。他規定，嫁女壓箱銀為二百兩，娶媳也同樣如此。他在鹹豐九年（1859年）七月二十四日的日記中寫道：“是日己刻，派潘文質帶長夫二人送家信，並銀二百兩，以一百為紀澤婚事之用，以一百為五十侄女嫁事之用。”
“不貪財，不苟取”，就是曾國藩的人生信條。觀其一生為官處事之道也的確如此。得自己應得的，爭取自己想爭取的。有所得無所貪才是正確的為人之道。
曾國藩為人通曉世故，很能為別人著想。有一年，邵蕙西的夫人為逃避戰亂帶著孩子來到上海，曾國藩獲悉後秘密派輪船迎接她以及她的兩個兒子，一個未出嫁的女兒。他又每月出銀二十兩為邵夫人一家租好房子，將他們安排妥當才放下心來。過了幾年，邵夫人和她的長子相繼病故，邵夫人的二兒子及女婿要送靈柩回老家。曾國藩見邵家小女兒孤苦伶仃，無人照顧，便讓夫人收其為義女，這樣，邵家小女兒便可在兩江總督署中居住，得到曾家悉心的照料。
曾國藩曾言：“躬自厚而薄責人，則度量宏深。”事實證明他在與人交往的過程中確是如此要求自己的，即使波折頻生、變化不定他也從未改變過。
曾國藩一生中做到交友貴雅量，從中受益不少，他認為：以德求變的立世方法，由於天生資質不高，無法依靠自己的力量求得振作，取得進步，所以隻有借助外界的幫助來讓自己不斷進步向上、完善。因此一生對於友情極為珍惜，謹慎而不敷衍。
“假如心胸不夠寬闊，氣量狹小的話，那麼根本不敢去博取天下的美德。就算隻有一點長處，一點善行，隻要他於我有益，都應廣泛采納用以培養自己的德行；某些以正大之詞、勸諫之論前來告知我的人，就算不合我的心意，也從未敢不深深感念他的厚意，隻會認為他對我的關心，和其他的人有所不同而已。”
對於有思想有見解的人，即使他的思想和見解與自己不同，也應該抱一種容納的心態來麵對。在交流過程中自然能發現自己的缺點與不足，這樣的朋友是不可或缺的。
曾國藩作為清朝的理學大師，繼承了儒家傳統的“仁民愛物”的品德，並將其轉化在待人處世上。為官期間了解民情，體恤民眾，甚至在鹹豐年間，冒死直諫。他說：“做官不為民眾著想，不愛民眾，都是我所痛恨的。”在他的家書、詩詞中都反映了他愛親人、與鄰裏和睦相處的心願。
曾國藩一生寧可自己吃虧也從不占他人便宜。這看似守舊的思想，實則包含了為人處世的大智慧。接受好處猶如給人把柄，後患無窮。拿別人的、用別人的終究是要還的，不以物抵也會用其他方式相抵。所以，不貪心的人沒有人情債，沒有人情債的人活得才會更加輕鬆。
忠誠體國，以為天下
心懷廣大之人能為天下之事。隻忠於個人利益的人即使有遠大的抱負也不可能獲得真正的成功。想成大事就必須忠於國家，忠於社會的整體利益指向。
成大事者不拘小節，不計小利。國家、民族、社會、自我相互影響，不可分割。所以，不做自私自利之事，不逆大局之勢，待人以誠，為國有忠是為人之根本。
曾國藩就是一個心懷天下之誌的人，他在京都任職的時候，正是中國內亂外患交迫之時。曾國藩所關心的，在外患有“英夷”，在內有太平天國，在災情則有黃河決口。可見，他對時務的關心更甚他人。
在閑暇的時候，曾國藩對於軍政大計，以及各種庶務，都已考究詳盡，所以一旦當權，便能把平時準備下的學問，拿出來應用。他眼光長遠，凡事皆有準備，所以書生帶兵還能報捷絕非是幸運可以解釋的。我們隻要知道他十多年的京官生活，是如何地準備著應付事變，如何地關心時務，如何地虛心研究，便可知他的成功，有多麼地來之不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