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不僅要求自己需有一“誠”字，也處處以“血誠”要求自己的下屬。例如，他說，帶兵打仗的人，第一要會治理軍隊，第二不能怕死，第三不貪圖名利，第四要能吃苦。接著他說，大多忠義雙全有血性的人，這四點都具備。沒有血性的人等於一無所有。
總之，血誠是曾國藩修身、求才、治軍、治政的一條重要原則，是他借以團結一批封建文人、鞏固官位的精神力量，也是他企圖“複禮”實行“禮治”的重要保證和理想途徑。這正是魏征所說的“君子所保，惟在於誠信，誠信立則下無二心”的意思。
無論修身做人還是治家治軍，曾國藩所信奉的隻有一個“誠”字。正所謂“誠心千金難換”，當別人拿出一片真誠的時候，感動地接受就是了，千萬不可傷其心，要明白事可改而心難換。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個人有義務為別人無償付出，不論是日常生活還是職場、商場都是這個道理。有誠有義者必有所獲，懂得珍惜他們的人亦是如此。
假拙誠真，世故不可取
誠意是交往的根本也是合作的前提。世故的人隻看得到利用和謀略，唯獨看不到的就是誠意。
人活於世應該明理行事。理不明，莽撞行事隻能做錯事。通曉世事的人常被稱為“世故”、“狡猾”。
“世故”在於常人的理解，常有貶義意味。但事實上世故是個中性的詞彙，含有機謀之意。深於世故指通達人情事理，因此又與世俗相接近。深諳其道的人也必然不免俗見、俗為。同時，長於世故容易犯經驗主義的錯誤，使人循規蹈矩，不具有開拓精神。
曾國藩的“治心經”裏有“治口”的話，即是防止禍從口出。他對“立”與“達”的詮釋頗得內方外圓的謀略之要領。立是站得住，即有自己的真本領，達是方法、手段，是過程，因此要圓通。不因多言而橫生事端，不因固守舊規而得罪於人，為人嚴謹處事通達才是王道。
曾國藩說：我往年為官，在官場中總有與人不和、磕磕絆絆的地方，現在改進了，覺得好多了。但是，世故不等於要投機取巧，圓通也不等於圓滑。曾國藩認為人一旦如此，也就不能指望有什麼作為了。認為“侍君不以忠，但以巧”之人，雖然個人暫時有榮華富貴，但對國家貽誤甚大，會毀名於後世，太不可取。
曾國藩關心屬下，有自己的獨特的方式。他率淮軍“剿撚”時，劉秉璋、鮑超（春霆）等均為部下勇將。一天，劉秉璋率軍追剿撚軍在湖北、河南交界的地方，遇到了鮑春霆。當時，各軍隊在某駐地相會，作為主帥曾國藩本來是應該知道的。但曾國藩故意向劉秉璋問道：“見到鮑春霆了嗎？”劉秉璋回答：“見到了。”曾國藩又問：“穿黃馬褂了沒有？”說：“沒穿。”曾國藩吃驚地說：“為什麼沒穿呢？”答說：“客人先問主人，有沒有黃馬褂子，因為知道沒有而改穿了別的服裝，不用自己所有的而顯示別人所無的，是賓客敬重主人的意思。”曾國藩說：“獎賞戰功了嗎？”劉答說：“主人景仰客人，有幸能夠一見，互相謙讓還來不及，哪裏還有什麼戰功可敘。客人因為主人不談戰功，因而也不談自己的戰功，也是客人敬重主人的意思。”曾國藩大笑。就這一事情可以知道駕馭將帥的方法，值得今人借鑒。
曾國藩很有同情心，而且能夠發展到仁愛的境界。他常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饋贈金錢給同族親戚。統領軍隊之後，曾國藩的弟弟曾說他“仁愛有餘，威猛不足”。曾國藩聽說後寫信給弟弟說：“沅弟說我‘仁愛有餘，威猛不足’，澄弟在這時，也常常提到。最近友人關心我，也都有所談論，隻是我自己本性如此，怎麼也威猛不起來。”
曾國藩在給李筱泉的回信中說：“學生法製嚴格，並非漫無條例，一直以屠伯為老師。要用精細微小的意誌，施行威猛嚴厲的事情，希望對死的人，沒有慚愧遺憾，對於活著的，做到警示作用，然後才能心安。”可以知道曾國藩並非冷酷無情的人，反而有一顆博愛關懷之心，懂得為他人著想，也明白自身的不足。
曾國藩的處世之道中有一條“拙誠”，他認為聰明對精明，但以愚誠做事反而顯得輕鬆，心中明白就可以了。曾國藩在給陳岱雲的信中勸慰好友，大意是說：在外省做官比在京城為官要複雜得很多，要多留心。俗話說“看透水中的魚是不吉祥的”，願閣下像未雕琢的玉那樣渾含不清，不要像水晶那樣光明剔透，那麼就可以保全自己而沒有閃失。可見他對於保身之道有深刻的認識。
在給丁雨生的回信中他也說過：“閣下誌向宏大識見正確，不難趕上古人。但願你在大家都醉了而你獨醒的時候，仍然以‘渾’字表現出來；在效果遲遲體現不出來的時候，更要以‘耐’字要求自己。那麼，人們都感到這樣很好，而對於自己來說可以養德養身，兩方麵都有好處。”這裏說的是從政者除了應當具有忍耐的態度以外，有時要有含渾的態度，凡事都清清楚楚會把自己放在危險的懸崖上。
曾國藩在給地方官吳竹莊的回信中說：“閣下往年的短處在於尖語快論，機鋒四出，這是最容易招致誹謗的了。現在你的地位聲望一天比一天高，更須要尊重賢人容納眾人，取長舍短，在公開的場合表揚善行，而在私下裏檢討自己的過失，這樣就可以使人佩服你的英明，而感激你的寬厚。”由此可知，他教人遮掩鋒芒，假拙做事，處事之道甚為高明。
曾國藩認為：“凡是要辦成一件大事，總要以誠心去辦，虛心對待。心誠就會專心致誌而信心足，千難萬險也不改變我們的態度，終有順理成章的那一天。謙虛謹慎地去做就不用客氣，不夾雜私心雜念，最終可以使人們都諒解。”
在給陳舫仙的信中，曾國藩又說：“閣下的一封信而使兩個人失去了官職，往後恐怕會被眾人嫉忌，望您務必加倍小心，用勤、廉、謙三個字作為自己的信條。”但“勤”與“廉”都不要從自己的口中說出。“謙”更是時刻都應該具備的。做到這三個字才不會犯人忌諱，這也是明哲保身的辦法。
曾國藩曾說過這樣一段話：“立者，發奮自強，站得住也：達者，辦事圓融，行得通也。吾九年以來，痛戒無恒之弊，看書寫字，從未間斷，選將練兵，亦常留心，此皆自強能立工夫。奏疏公牘，再三斟酌，無一過當之語自誇之詞，此皆圓融能達工夫。至於怨天本有所不敢，尤人則常不能免，亦皆隨時強製而克去之。”
可見，假拙真誠的原則他都有做到。誠的是心，拙的是形，所謂“大智若愚”講的就是這個道理。這一原則對於現代生存也是有很強的實際意義的，尤其對於初入職場的人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