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活學曾國藩 第八章敏感以對變化——抓住機遇，擇時而動
通往成功的旅途中，世事變幻無常，機遇也是一閃而過。要想快速適應變化並從中捕捉成功的契機，就要有變通的思維和敏銳的觀察力。事是死的人是活的，知變而善變就能獲得成功。
治事與育人兼顧，方可乘勢擴勢
“乘”與“借”不是一種無為的表現，而是一種特殊的能力。
曾國藩並不是一個以軍事見長的人物，也不是一個純粹的學者，而是一名典型的學者型官員。他的勃勃雄心要求他不僅要在政治上有所作為，而且要在學術文化上建立勳名。也可以說，他不僅要做事業的領袖，而且要做精神的領袖，要有更加遠大的抱負。
早在京宦時期，曾國藩就認為綠營兵惰而驕，腐敗已甚，不經過一番大力裁汰和痛加訓練，是無法擔負起鎮壓太平軍的任務的。但因為漢官對滿人的軍隊指手畫腳實在不妥，所以他沒有多言。
回到湖南後經過一段時期的觀察和體驗，曾國藩對綠營兵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他認為造成綠營兵戰鬥力低下的主要原因在於調遣的方法不完善。他指出，當要調動兵馬時，東抽一百，西撥五十，幾撥士兵分屬於不同的將領管轄，組成一支的時候就出現了指揮混亂的局麵。兵與將之間不是專屬的關係，致使兵與兵沒有默契，將與將也不合作。勝了就互相嫉妒，敗了也不相互幫忙救濟。曾國藩認為，用這種軍隊對付太平軍，簡直就是笑話。
所以他決心改製。對綠營軍製的改革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麵，一方麵是以募兵製代替世兵製，一是將“兵為國有”變為“兵為將有”，強化將官對部下的專統權。一是加強各級軍官的權力，下級要絕對服從上級，士兵要絕對服從軍官。另一方麵是遵循募兵的地域原則和私人情誼至上的原則。曾國藩規定，湘軍的招募，統領由大帥挑選，營官由統領挑選，哨官由營官挑選，什長由哨官挑選，士兵由什長挑選。
對於湘軍內部的關係，曾國藩規定：一軍之權全付統領，大帥不為遙製；一營之權全付營官，統領不為遙製。為了保持從大帥到下級軍官的垂直指揮係統暢通，曾國藩規定，隻看事職輕重，不管官位尊卑，即使士兵已保至提、鎮大員，而營官僅為從九品，士卒也要絕對服從於營官。營官之於統領也是如此。這種軍製，保障了湘軍內部較強的凝聚力，使其戰鬥力要遠勝過綠營。軍權統一又分而有製，使得湘軍的紀律和風貌都與眾不同。
此外，還要加強湘軍的平時軍事訓練，堅持從嚴要求，毫不鬆懈，他經常親自到營中檢查，絲毫不鬆懈。
曾國藩極為重視湘軍的操練，認為這是保障其戰鬥力的根本。湘軍的操練主要分為兩項，技藝和陣法，刀矛槍炮訓練有素，各種陣法也進退有道。
為了提高湘軍士兵的作戰能力，熟悉陣法，曾國藩詳細製訂了一套係統的課程，作為操練規則。拳、棒、刀、矛、鈀、叉，一日未有間斷，使湘軍成為了一支有組織、有思想、有戰鬥力、有主義的軍隊，這跟曾國藩長期倡導和灌輸有極大的關係。
曾國藩在《原才論》中，論述過育才之法，提出“以己之所向，轉移習俗”，強調正人先正己，以身作則。他最恨官氣，因此就摒棄官府排場，力禁部下迎送虛文；他最恨懶惰，自己就首先做到放醒炮即起。而對部下僚屬嚴格要求，耐心訓導，訓導勸勉之詞甚多。
曾國藩賦予他的幕府兩種職能，一是治事，一是育人。他認為幕府不僅是治事之所，也是培養人才的學校。自己既是行政官長，也是業師，幕僚則既是工作人員，又是生童。曾國藩在給朋友的信中描述他的幕府說：“此間尚無軍中積習，略似墊師約束，期共納於軌範耳。”他在給丁日昌的信中則談得更為具體：“局中各員譬猶弟子，閣下及藩譬猶塾師，勖之以學，教之以身，誡之以言，試之以文，考之以事，誘掖如父兄，董督如嚴師，數者缺一不可，乃不虛設此局。”這既是對江南製造局的要求，也是對整個幕府的要求，可以說是他設立幕府的一項宗旨。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此意，自覺去做，還把它寫成對聯，貼在總督衙門的府縣官廳上。
在他的幕府之中，既有紀律的約束，又有道德的說教，李鴻章深感“受益不盡”，獲得不少學問及經濟而又實用的東西。李鴻章後來回憶說：“在營中時，我老師總要和我輩同時吃飯，飯罷後，即圍坐談論，證經論史，娓娓不倦。都是於學問經濟有益實用的話。吃一頓飯，勝過上一堂課。”
古往今來，除了為數不多的雇傭軍，或以搶掠為生的武裝集團以物欲為誘餌外，一支大的部隊在不忽視物質利益的前提下，通常總要有一個深入人心的明確的思想政治綱領作為團結的基礎，才能長期奮戰，這也是與烏合之眾的本質區別之一。曾國藩深知其中道理。
因此，他很注重軍隊的思想引導。攻擊太平天國“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以“赫然奮怒，以衛吾道”為圍剿太平天國的戰旗。撇開雙方政治上的是非不說，應該說這個綱領確實是維係湘淮軍長期奮戰的思想基礎。
在思想建設中，曾國藩把培養部隊以好勝之心為核心的士氣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他說：“軍事最貴氣旺，必須有好勝之心，有淩人之氣，酷羨英雄不朽之名，兼慕號令風雷之象，而後興高眾附，有進無退。”除此之外，還非常重視軍官成就美名的教育，並采取措施，保護和鼓勵士氣。他的幕僚有這樣的記錄：“師論兵事，主勝負不在形而在氣。有屢敗而無傷，亦有一蹶而不振，氣為之也。餘出兵屢敗，然總於未戰之先，留一退步，故尚不至覆巢毀卵。”
此外，他還把維護部隊的團結放在突出的位置上。他一再教育部將，認為：“一旦有失誤，統將、營哨、士兵都有責任，大家應該同舟共濟，以平和寬恕的心對待問題。嚴以律己，寬以待人，先從自己的過錯開始反省。我們湘軍之所以所向披靡，全是因為大家能彼此幫助。即使平日裏少有怨氣，上了戰場也會彼此照顧。上午發生的口角，下午還會當作兄弟一般的援助。正是因為這樣，湘淮軍內部雖有矛盾，但團結對敵的大局卻一直沒有破裂。當‘剿撚’之戰陷入困境之際，互相依賴。”
由此可見，一個國家要發展要有強而有力的領導人，一個民族要振興要有強大的民族凝聚力，推及到一個人，就要明確得失，乘勢擴勢，才能有更好的發展。
術有專攻，專致以求
時代的要求是不容背道而馳的。隻有與時俱進、符合時代選擇的人才能獲得更好的個人發展。
與時俱進雖然是現在提倡的精神，但是古人早就有鮮活的事例證明它的必要性了。
曾國藩學習西方近代科技，雖力不從心，但所做之事都是千古未有之舉，表現出了其超人的遠見卓識，同時他辦事腳踏實地的風格又使向西方學習的行動得以落實。其中效驗，當時並未彰顯，而是在幾十年後才顯現出來。
曾國藩對西方科技的探究，沒有停在表麵，而是追尋其中的文化精神，讓人深感佩服。曾國藩說西方人的技藝所以妙絕，是因為他們每辦一事，都集中精力，專注守一，越鑽越深，因此逐漸達到極致。所以說他認識到了近代西方科學發展的根本規律。
西方的學科劃分較早，所以較早擁有了不同的門類，進入了對不同的領域和對象進行鑽研，以探求其中規律的階段。以分類的方式來規範不同的學科範圍，有助於集中精力，取得成果。曾國藩對此也持肯定態度。
在擔任京官的青年時期，曾國藩就認識到術有專攻的道理，他把必須掌握、關係到治國安邦大計的學問歸為十四類。在他的《綿綿穆穆齋日記》中留下了這樣一段話：
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曰官製，曰財用，曰鹽政，曰漕務，曰錢法，曰冠禮，曰昏禮，曰喪禮，曰祭禮，曰兵製，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輿，曰河渠。皆以本朝為主而曆溯前代之沿革本末，表之以仁義，歸之於易簡。前世所襲談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創之。其苟且者知將來之必敝，其至當者知將來之必因。所謂雖百世可知也。
盡管這種劃分還不夠科學完善，但卻是當時最關鍵的知識技能，其範圍涉及政治、軍事、水利、財政、運輸、稅收、法律、地理等各個方麵。曾國藩“自我更之”、“自我創之”的精神，正與現代科學的創新精神相契合。隨著認識的深入，曾國藩日益認識到分類的重要性。鹹豐十一年（1861年）九月初四，他在給兒子的信中表明自己對科學分類的重視，並總結了分類對科學研究的重要性。
曾國藩對“專精”的認識並未局限在學科劃分的表象上。對他而言，方法與精神更為重要。這也更是他推崇西方科技的主要目的。他認為，對知識專一的渴求精神是中國人所缺乏的，也正是當時的中國最急需的。
在傳統的中國社會，多的是企圖綜合的“通才”，缺乏專精一術的專家。儒家的教育本身就是一種“通才”教育，從修身到治家到治國，幾乎各個方麵都要涉獵，力圖培養全麵的素質。在入仕以後，一個儒家出身的知識分子變成了治國理政的官員，更要凡事都能拿得起。一個封建官員所掌管的職務，包括了行政、軍事、司法、財政、社會福利、學校教育，幾乎各個方麵。要想仕途通暢，在哪方麵都要過關。這種“全才”的要求導致的結果就是“專才”被埋沒、抹殺，受到歧視而無生存之地，整個社會也形成了一種“抑專”的風氣。這就是封律時代缺乏專門人才的主要原因，也是科技落後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