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理天津教案時，曾國藩已經是有病在身。先是眼睛昏暗，視物如隔迷霧，接著是疼痛難忍，吃藥針灸全無效用，不久右目全盲，左目僅餘微光。後來又得了眩暈之症，耳鳴腦脹，日夜惶惶，無法辦公，隻得具疏請假，皇帝準假，下旨問疾，讓他好好治病。然而天津突然發生教案，又把他推進風浪的漩渦中。接到去津門查辦教案的諭旨之時，曾國藩正在病假之中。曾國藩這次病得很重，他自覺日薄西山，朝不慮夕，甚至連壽木都運到了保定。
明知凶多吉少，但不避禍害。麵對紛繁複雜的形勢，幕僚們“阻者、勸者、上言者、條陳者紛至遝來”，多數人主張曾國藩不宜倉猝赴津。幕僚勸他以重病難以勝任，請朝廷另選別人。但曾國藩不肯疏辭，他說：大將不辭刀頭死，豈能因禍福而避趨，還是決定要“力疾受命”。
對於處理津案的難度，曾國藩心裏十分清楚，此次赴津不僅絕無辦理成功之可言，而且極有可能使他十八年來曆盡艱難困苦得來的聲望毀於一旦，落得身敗名裂、萬人唾罵的下場。但他更清楚地意識到當時局勢的緊迫性，案件涉及了七個國家，各國軍艦環伺大沽口，中國再次麵臨著戰爭的威脅，而中國的老百姓激於義憤，正在使事情朝著最壞的方向發展。如何既避免戰爭，又安撫好百姓，是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
曾國藩從不懼怕失敗，但是一生功業名望付之東流，又被萬人笑罵這樣的失敗，幾乎是不能忍受的，但曾國藩有明知必敗，卻不避刀斧，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勇氣。他臨行前給他二子紀澤、紀鴻留下遺囑數條，強調此事絕難措手，或一去無以再返，但斷不肯吝於一死，以違效命之初誓。向他們交代後事，諄諄囑托“以勤儉持德，以孝友持道”。逝後靈柩返南，謝絕一切，概不許收禮。所留奏稿、古文，絕不許刊刻流布等。
當曾國藩要來津審案之際，因為他早年所做《討粵匪檄》中有反對洋教的論述，所以天津的官員士紳多把他看作是敢於反對“洋教”的官員，定能對此案作出公正裁決，為天津士民主持正義。在他行至天津城門前，早有眾多官員、士紳及百姓，包括與案件有涉的人前來迎接，並攔轎鳴冤。曾國藩見大眾對他猶如旱苗盼得甘雨，便下轎傾聽。官紳們你言我語，把洋教士及教民如何欺壓中國百姓，如何虐殺中國幼童，如何槍擊中國官員等情況敘述一遍。甚至有人形象地敘述育嬰堂如何迷拐幼兒、婦女，如何挖心入藥，並說親見幼兒屍身五髒被挖去。曾國藩的心中五味雜陳，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壓力和無措。
從自己的本心出發，他對洋教無好感。但是兩次鴉片戰爭之後，中國吃了敗仗，朝廷才被迫允許洋教來中國活動。天主教獨尊上帝，不敬祖宗，不分男女，與自己心目中的禮儀倫常大相徑庭，這是擾亂中華數千年文明的異教。在他看來，洪秀全就是拿了這一套組織民眾的。所以，他在討伐“長毛”時，便是以捍衛中國綱常名教相號召，反對異教進入中國的。然而，這次自己麵對的是傳教得到中國皇帝允許的英、法、美、俄諸國。他們的軍事力量遠比中國強大，絕不能輕言與洋人開仗，上諭明文令他“持平辦理，以順輿情而維大局”，絕不是讓他得罪各國，更不能把關係搞僵引起國際爭端和武力衝突。
既然不能違背朝廷旨意而得罪外人，那麼如何麵對輿論的壓力，如何向天津官紳市民交代，這就更加困難了。朝內外對天津教案異常重視，恭親王奕、內閣學士宋晉、翰林院侍讀學士袁保恒等人向朝廷上奏折，說天津反洋教是義舉，對洋人應采取強硬態度，要求皇帝下旨討伐洋人洋教，懲罰媚外的崇厚等官員。這些事情對於曾國藩的處境沒有絲毫的幫助，反而加深了老百姓的義憤填膺，使局勢變得更為棘手了。曾國藩知道自己這回真的進了死胡同。
現在，輿論認為崇厚賣國，而以為曾國藩會替天津人出口氣，所以對他抱著希望，等著他來為受害的百姓說話，因而並未發生大的行動。一旦他有違眾意，大家希望破滅，究竟會出現何等結果，他心中的確無數。但相反的情況，順應民意也是很危險的，一旦引起洋人的武力進攻，後果不堪設想。
曾國藩心裏明白，崇厚也不是省油的燈。可客觀地分析，民眾對於洋教的“惡行”也有誇大之處且無證可考。自己無論怎樣做都不會有好的效果。不做“賣國賊”就可能成為戰爭的“點火者”，陷朝廷於危難之中。
天津教案不比其他教案，牽扯的國家眾多，各國聯合起來，對中國壓力極大；而反洋教的群眾麵廣，得罪了哪一方都不好交代。
曾國藩日思夜想，無論如何也找不出兩全其美的好辦法。看來這次天津之行絕無好結果了，要做民族英雄是不可能，恐怕是要成為千夫所指、萬人唾罵的漢奸賣國賊了。然而自己的一生名譽難道真的要毀在津門嗎？難道就不能馬上給太後、皇帝上書，曆數洋人罪惡，力申民氣可用，向洋人宣戰嗎？但是，如今不是道光朝廷，他也不是林則徐，主戰派給太後、皇上留下了太深的教訓，他們不會支持他在天津與洋人開戰的，他即使想做被罷官的林則徐都沒機會。舉步維艱，左右為難。
結果，曾國藩堅持“委曲求全”的策略處理天津教案，引起國人的強烈義憤。當他決定把天津地方官交部嚴辦及捕拿“凶手”以抵洋人之命的奏折傳出之後，京津及各埠士人一片嘩然，“賣國賊”的罵聲隨之騰起。他的親友、同鄉、同年都不相信曾國藩會如此軟弱，等到證實之後都紛紛來信勸說、指責。京師虎坊橋長郡會館、教子胡同湖南會館等處由曾國藩所題的匾額被憤怒的士子們當眾砸毀，並把凡有“曾國藩”之名者盡數刮掉，口吐、腳踏猶不解其恨。王闓運等名士、李鴻章等弟子、曾紀澤等親屬都懇切陳言，為曾國藩的做法感到惋惜，深慮此舉將使其一世勳名而毀於眾謗之中。對於一個功勳卓著的人來講，這樣的打擊是致命的。
曾國藩本來就病得朝不保夕，這使他病上加病。他也不願再多活一天，隻求早死，催著兒子把棺材做好，以備不測。趙烈文、薛福成等人見曾國藩情緒極度低落，病情又日漸加重，都怕出意外，乃日夜守在他的床邊，服侍勸慰。曾國藩心力憔悴，苦痛不堪，不再想多說話了。他後悔自己在“剿撚”無功之後，沒有“退處深山”，重回兩江之任和蒞任直隸總督，落得晚節不保。
曾國藩回顧道光以來清廷“辦洋務”的曆史，無論是主戰的林則徐還是主和的穆彰阿，到頭來都沒有好下場。仗打敗了皇帝把責任推給林則徐；而國人斥罵《南京條約》屈辱賣國，皇帝又把賣國的罪名推給主張講和簽約的穆彰阿。自己受清政府委派處理天津教案，也是在替清政府去頂賣國賊的罪名。現在他的預料果然成了現實：當天津教案的處理結果公布後，國人不罵慈禧太後，卻單罵曾國藩，他成了天下人眼中的千古罪人。清廷是幕後授意者，現在卻一聲不吭任曾國藩變成犧牲品。
後來，曾國藩的兒子曾紀澤在光緒四年（1878年）奉命做出使英法的外交大臣回答朝廷的問話時，慈禧太後以任勞任怨相勉勵。曾紀澤答道：“臣從前讀書讀到‘事從君主能獻其身’一句話，認為人臣犧牲自己的生命，是最高境界。看近來時勢，見中外交涉的事件，有時需把性命看在第二位，聲名也要看得很輕，才能替國家保全大局。就像天津一案，臣的父親，先臣曾國藩，在保定動身，正是臥病的時候，就寫了遺囑，吩咐家裏人，安排後事，將性命不要了，等到了天津，又看事關重大，不是一死所能了結的，於是委曲求全，以保和局。那時京城的士大夫咒罵的人很多，臣父引咎自責。寄給朋友的信，常寫有‘外慚清義，內疚神明’八個字，正是排除了聲名，以顧全大局。其實，當時的事態，除了臣父曾國藩所辦理的立場更沒有別的力法。”把曾國藩犧牲名譽、忍辱負重的苦衷，充分地表達了出來，使慈禧說出了“曾國藩真是公忠體國之人”的話。事實上這種體恤顯得很虛偽。人已死，再多的感歎也無濟於事。
曾紀澤在光緒元年（1875年）出使俄國，改訂以前使節所簽的條約，給國家挽回了不少權利。他的外交手腕過人，舉世共讚，足以為曾國藩爭氣。可見曾國藩生前對於子女的教育是正確而有意義的，他也的確做到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由此可見，人一生中若遇到不可躲、人力所不能及的事情的時候，做與不做，結果非自己所能預測，就隻能選擇勇敢麵對。要牢記：任何時候積極的心態都比消極的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