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方勁敵使宋朝無暇顧及，於是宋朝便對李繼遷采取積極拉攏的政策，以便騰出手來專門對付契丹遼。公元997年，宋太祖病死，宋真宗即位後，立即下詔將李繼遷夢寐以求的夏、綏、銀、宥、靜五州歸還，還額外賜予李繼遷夏州刺史、定難節度使的頭銜。
李繼遷和他的黨項人，從此在遼和宋朝的夾縫中重新開啟建立獨立王國的春秋大夢。但由於不聽部下苦勸，李繼遷在接受吐蕃首領潘羅支的詐降時為箭所傷，年僅40歲的他於次年一月帶著無限遺憾離開了人世。
建立獨立王國的榮耀也不屬於李繼遷的兒子李德明。雖然在父親去世後他在遼宋的夾縫中，同樣以戰爭為手段，苦心經營，確立了和遼、宋在政治、軍事上三足鼎立的局麵，但在其稱帝夢想即將實現時，卻因疾病驟然而逝。
而黨項人的下一任首領李元昊，在曆經了祖父、父親兩代人的奮鬥後，愈加堅定了建國信心。他繼任後立刻展開大刀闊斧的政治舉措：對內，他首先除去唐、宋王朝強加給他們的李、趙姓氏，而改稱嵬名氏；對外，則憑借強大的武裝實力，不斷攻城略池，逐漸擁有了“東盡黃河、西界玉門、南接蕭關、北控大漠，地方萬餘裏”的廣大疆域。1038年，李元昊正式登基稱帝，國號夏，建都興慶府，即今天的銀川。黨項人的千年建國夢，終於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這一年，李元昊36歲，史書把他的王國稱為“西夏”。在西夏的鼎盛時期，它的疆域包括今天的寧夏、甘肅、內蒙古西部、陝西北部、青海東部，麵積達83萬平方公裏。
與漢族文化接觸後，黨項人學會了種植糧食，燒製瓷器，進入了農耕文明。不過，傳統的畜牧業仍是黨項人重要的生產方式。在西夏王陵177號陪葬墓裏的發現證實了這一點。
177號陪葬墓出土了一座鎏金銅牛，有真牛大小，重188公斤，外表通體鎏金，用青銅鑄造。銅牛姿態自然生動，顯然鑄造者對牛的體態和習性都十分熟悉。在發現鎏金銅牛不遠的地方，還發現了一匹大石馬。石馬采用了寫意、簡潔的圓雕手法，風格古樸而粗獷。
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杜玉冰認為，“這實際上是西夏生活場景的一種再現，牛和馬是西夏人半農半牧的農業經濟形式的一種體現。牛和馬的擺放位置也說明了這一點，牛頭朝裏，馬頭朝外，一裏一外，一正一反，寓意就是：出則遊牧，入則農耕”。
自西夏王陵發現以來，考古工作一直都繼續著。在整個挖掘清理的過程中，雖然出土過鎏金銅牛等國寶級文物，但考古成果遠不能解釋人們長期的困惑：西夏陵區範圍究竟有多大？所有陵墓的結構和布局都一樣嗎？是否還有其他相關的遺跡？要想解決這些問題，還需要對陵區進行一次全麵徹底的調查。
2000年10月11日，三號陵園，即俗語講的“昊王墳”的保護性清理發掘正式開始了。像這樣完整的全景式清理與發掘整個一座陵園，在國內考古史上還是第一次。
形狀奇異的陵墓建築和富於特色的陵園布局，在中國皇陵中絕無僅有。據史書載：賀蘭山下西夏王陵的建造形製是仿河南鞏縣宋陵而作……隨著三號陵全麵清理發掘工作的完成，人們發現西夏雖深受中原王朝政治文化的影響，但與宋陵相比，又不完全等同於宋陵，它們也保持了自己的民族特色。西夏陵除了一些基本製度與唐宋陵園大體相同以外，在很多方麵都表現出了自己獨有的特征。
西夏陵園吸收了我國秦漢以來，特別是唐宋陵園之所長，同時又接受了佛教建築的巨大影響，使漢族文化、佛教文化以及黨項民族文化三者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構成了我國陵園建築中別具一格的建築形式。
西夏陵沒有封土，取而代之的是高大而類似於塔的建築，那些被稱為陵的黃土包則與平時見到的墳丘看起來沒什麼兩樣，隻是顯得更高大一些而已。陵塔是西夏陵園中重要而又特殊的建築，直徑有34米左右，塔基上麵到底是七層還是五層，目前還無法確定，它的四周都圍繞著高低錯落的佛塔群，使陵園充滿了別具一格的建築特色。
陵塔位於陵城西北隅、墓室的正後方，為中原地區陵墓所未見。其他朝代陵墓的寶頂都位於主墓室的上方，而西夏王陵的陵台都位於墓室後方，並不起土塚的作用。中原帝王陵多作斷頭金字塔形（棱台形），西夏王陵則形如佛塔。
其實，考古專家原以為此建築為實心夯土台、八角錐形，上部層層內收呈七級，但經過發掘才發現，陵塔不是八角形的，而是圓形密簷塔，內部為夯土結構，外簷有大量裝飾瓦，其原本是一個個掛滿琉璃的寶塔式建築，即名為陵台，又稱封土，屬陵城內的主體部分。
按照世界上大多數民族的傳統喪葬習俗，墓穴一般是在封土的正下方。但根據調查結果看，西夏王陵城內的建築包括陵台，都似乎在有意地避開陵園的中軸線，而建在偏西北角的地方。陵城的建築遺跡包括獻殿、陵塔以及陵塔前隆起的墓道填土，這條線由南門向西北偏離，三者形成了一條新軸線，與中軸線有5度的夾角。
西夏王陵的墓穴並非在封土之下，而是遠在封土的正前方。就目前發掘的情況看，西夏王陵的陵寢墓室非常簡陋，無一磚石結構，均是人工掏製的土洞墓穴，幾乎沒發現有貴重的陪葬品。
一個永遠的謎
就西夏王陵主體建築偏離中軸線的現象，專家們還存在著諸多的猜測。有的認為西夏王朝崇奉薩滿教，因為薩滿教認為中間是主神的方位，即便是君主以及他死後的陵墓也應有所避諱，因而不能占據正中。但也有人推測陵台偏向西北角有圖吉祥之意，因為西夏王朝起源於西北，又強盛於西北，故而西北是吉祥之地。但到底哪種說法更準確、目前還沒有定論。
皇家陵園的石像牲自東漢創製以來，其位置便列於陵園正門外的神道兩側，成夾道之勢。雕刻中的文臣武將都是帝王生前的有功之臣，死後為他們造像，既具有陪葬的象征性質，又宣揚了帝王的威嚴和尊貴。
但從西夏王陵發掘的情況看，這裏的石像牲早已隨著陵園的毀壞而大部分消失了。專家根據石像牲碎塊的分布狀況分析，西夏有可能將月城作為集中列置石像牲之地，而與傳統的正門外神道兩側置石像牲完全不同。
專家指出，王陵中多數陵園初建時一條夯土台階上可能有5尊石像牲，兩條台階上約擺放石像牲10尊，但三號陵園石像牲的擺放狀況可能是4排20尊。這樣擺放石像牲的用意何在？由於出土的數量太少，所在的位置也不能完全確定，因此它們究竟是怎樣排列的，至今仍舊是個謎。
當年在對西夏王陵的發掘清理中，最早出土的三尊石刻雕塑既像人又像獸，猙獰恐怖，在國內屬首次發現。當時的人們並不清楚它們的作用與功能，有人認為它們是用來馱石碑的，而石碑上記載著國王一生的事跡，也許還有功過評價。之後，隨著發掘清理範圍的擴大、出土數量的增多，其中一尊石雕上出現的西夏文字道破了天機。原來，這就是承載石碑刻文的人像石碑座，也叫碑雛，這也與中原地區大相徑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