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仲淹《唐狄梁公碑文》雲：“（梁公）有議論數十萬言，李邕載之《別傳》。”“數十萬言”的“十”字當為衍文，《舊唐書·狄仁傑傳》說“凡數萬言”。按《狄梁公傳》僅3卷，不可能有數十萬字。此外，《新唐書·藝文誌》三著錄此書時，也記為李邕撰。
《狄梁公傳》是否是後人所撰的偽書，托名李邕所撰呢？從上麵羅列的史料可以清楚地看到，這部書既有書目著錄，流傳過程也十分清楚，且呂溫為貞元時人，他那時已見過此書，故不可能是後人所撰。是否是唐人所撰，由於李邕為文學名士，而偽稱是他所撰呢？這種情況似乎也不大可能，狄仁傑在李唐皇室及士大夫中聲譽極高，被視為匡複唐室的名臣，為他作傳本是正大光明之事，又不是違禁之書，何必托名於他人？如作者係唐朝的士大夫，這正是揚名的好時機，必然不願讓給李邕；如果草野之人，書中又涉及到不少宮廷及中樞機密之事，證之於史籍，皆為不虛（後麵還要詳論），故不可能為此類人所撰。
從李邕的政治傾向看，他具有為狄仁傑作傳的思想基礎。李邕生性剛直，嫉惡如仇，堅決反對武則天縱容內寵，紊亂朝綱。他任左拾遺時，支持禦史中丞宋將張昌宗兄弟交付法司推按，大挫了朝中貴寵權的威風。《舊唐書》本傳引孔璋上書說：“往者張易之用權，人畏其口，而（李）邕折其角；韋氏恃勢，言出禍應，而邕挫其鋒。”中宗複位後，重用妖人鄭普思為秘書監，以習長生之術。李邕上書進諫，指責鄭普思“多行詭惑，妄說妖祥”；認為長生之術，“皆事涉虛妄，曆代無效。”他在地方任刺史時，“拯孤恤窮，救乏賑惠，積而便散，家無私聚。”這一切都說明李邕具有和狄仁傑一樣的政治抱負和思想品格。正因為如此，他才樂意為狄仁傑祠撰寫了碑文，以表達對狄仁傑的敬仰和企慕之情。據趙明誠《金石錄》卷5載：“《唐狄梁公生祠記》，李邕撰、張廷八分書，開元十年十一月。”這是他為魏州（治今河北大名東北）狄仁傑祠所撰的碑文（明）正德。《狄梁公傳》也撰於開元中，估計與碑文的撰寫時間不會相距太遠。
《新唐書·李邕傳》雲：“五王誅，坐善張柬之，出為南和令，貶州司戶參軍事。”這是一條十分重要的史料，證明李邕和張柬之等五人關係密切。李邕深結於張柬之等人，主要是政治抱負相同的結果。他曾作一首《六公詠》的詩篇，讚頌狄仁傑、張柬之等五人的不朽業績。從李邕的政治傾向和與張柬之等人的關係分析，張柬之等人發動政變，擁立中宗即位之時，李邕很可能也參與了此事，大概由於他在其中發揮的作用不大，所以史籍中疏於記載。這個推測還需要進一步地證實。有一點可以肯定，即李邕與張柬之等人的交往，對他撰寫《狄梁公傳》十分有利，他從他們那裏一定獲得了不少相關資料。呂溫為該書所作的讚序說：“唐複為唐，係公是賴。後代昧者，頗歸功於五臣，殊不知五臣之功，公所授也。”狄仁傑薦引張柬之等人，史有明文記載，暗示其匡複唐室則隻有該書有記載，所以呂溫希望這部書能夠長期流傳下去，可以使人不惑。李邕既與張柬之等人關係密切，一定不會隱沒其功，他在這部書中記載的狄仁傑臨終暗示之事，很可能就是出於張柬之等人之口，惟其如此，這一記載才顯得更加真實可貴。
司馬光說：“按柬之等五人偶同時在位，協力立功，仁傑豈能預知其事，舉此五人，專欲使之輔之太子邪！且易之等若有可誅之便，太子有可立之勢，仁傑身為宰相，豈待五年之後，須柬之等然後發邪！此蓋作傳者因五人建興複之功，附會其事，雲皆仁傑所舉，受教於仁傑耳。”此說看似有理，實則牽強。狄仁傑雖為宰相，並不能專擅朝政，亦受製於武則天，欲要匡複唐室必待有利時機，豈可隨意妄發！武則天以周代唐，恐人謀圖顛覆，大權從不假手於人，又大開告密之門，羅織罪名，誅殺無虛日，在這種形勢下要求狄仁傑推翻武氏統治，恢複李氏地位，豈不是強人所難！張柬之等人之所以得以成功，完全是利用武則天年老病重，臥床於深宮，不能親理朝政，他們抓住時機才得以一舉成功。假如武則天身體康泰，控製政權一如既往，張柬之等人無機可乘，也是不能成功的。狄仁傑生前極力推薦張柬之等人，並將其推上宰相高位，是因為李顯這時已恢複太子之位，希望他們能輔佐太子，匡複唐室，這隻是狄仁傑的一種願望，至於將來能否成功，他當然不能預知。書中有誇大狄仁傑作用之處，也是不能否認的，但也決不可以此就完全否定該書的史料價值。清代著名學者王鳴盛在比較新舊《唐書·狄仁傑傳》的優劣時說：《舊唐書》“又言仁傑前後匡複奏對凡數萬言，開元中北海太守李邕撰《梁公別傳》，備載其辭。見其不可勝載，當觀《別傳》也。以二者較之，舊書為長。”《十七史商榷》卷87《狄仁傑曆官事跡二書詳略位置不同》。王鳴盛的意思是說《舊唐書》之所以專門提到李邕所撰之書，是因為狄仁傑匡複奏對的言論甚多，不可勝載，提示讀史者應該參閱《別傳》。這就是說《舊唐書》的編撰者和王鳴盛均肯定該書的史料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