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新唐書》的撰者也非常重視該書的史料價值，其比《舊書》增加的內容，多來自該書，試舉幾例，就可充分說明這個問題。據《新唐書·狄仁傑傳》載：“俄轉幽州都督，賜紫袍、龜帶，後自製金字十二於袍，以旌其忠。”由於《狄梁公傳》已佚，幸賴宋人吳曾在《能改齋漫錄》卷14中摘錄了該書關於此事的記載，使我們得以知道《新唐書》這條記載的史料來源。吳曾在抄錄了《新唐書》以上這段文字後，接著指出：“其十二字，史不著。予按《家傳》雲：‘以金字環繞五色雙鸞。’其文曰：‘敷政術，守清勤，升顯位，勵相臣。’乃命錄之。《新史》不惟不著十二字，雖‘五色雙鸞’亦不錄也。”這十二字不惟新舊《唐書》沒有記載，《資治通鑒》也沒有記載。司馬光不予記載，完全是出於對《狄梁公傳》的偏見之故。
《新唐書·狄仁傑傳》：“始居母喪，有白鵲馴擾之祥。”這一條史料也是來之於《狄梁公傳》，隻是由於《新唐書》文字過於簡略，使人難於理解其意。吳曾說：“《家傳》雲：‘喪親有白鳥、連理枝繞於墓側。’《新史》止雲‘有白鵲馴擾之祥’”。也認為《新唐書》記事不明。
《新唐書·狄仁傑傳》雲：武後“召謂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於是，仁傑與王方慶俱在，二人同辭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以儆陛下乎！且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危矣’”。這條記載主要依據的仍然是《狄梁公傳》，稍不同的是，《狄梁公傳》記此事為狄仁傑與武則天之間的對話，沒有提到王方慶，《新唐書》記為狄仁傑與王方慶同對。《新唐書》這樣記載也是有史料依據的，《大唐說纂》記此事為武則天與王方慶的對話，卻沒有提到狄仁傑。《新唐書》綜合兩書記載，就寫成了狄、王二人與武則天的共同對話。這樣處理也是一種比較審慎的態度。這裏要說的是《新唐書》記事時隨意省略，造成了文義的不通。《狄梁公傳》的原文是：“雙陸不勝，蓋為宮中無子。”《新唐書》省去了“宮中”二字，大概編撰者認為這兩字可有可無，刪去並不影響文義，實則大誤矣。吳曾讀書十分仔細，為了弄清這個問題，專門詢問了善博弈者，答曰：“博局有宮”，故此他認為“其字不可削，蓋削之則無見宮中之意”。他還特意摘引了王建的《宮詞》：“分明同坐賭櫻桃，收卻投壺玉腕勞，各把沉香雙陸子，局中疊阿誰高。”來證明賭雙陸確有宮、局。
《新唐書·狄仁傑傳》有一段狄仁傑勸諫武則天立廬陵王的話，即：“文皇帝身蹈鋒鏑，勤勞而有天下，傳之子孫。先帝寢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有餘年，又欲以三思為後，且姑侄與母子孰親？”這條史料亦來自《狄梁公傳》，該書原文如下：“太宗身陷鋒鏑，經綸四海，所以不告勞者，蓋為子孫，豈為武三思邪！陛下身是大帝皇後，大帝寢疾，權使陛下監國；大帝崩後，合歸塚嫡。陛下遂奄有神器，十有餘年。今議纘承，豈可更異！且姑與母孰親？子與侄孰近？”兩相對照，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新唐書》的記載完全是根據《狄梁公傳》改編而來的。《舊唐書·狄仁傑傳》雲：“初，中宗在房陵，而吉頊、李昭德皆有匡複讜言，則天無複辟意。惟仁傑每從容奏對，無不以子母恩情為言，則天亦漸省悟，竟召還中宗，複為儲貳。”其實，當時勸諫武則天接回中宗的並不僅限吉頊、李昭德、狄仁傑三人，還有數人也曾出過麵，但都沒有起到顯著的作用。在這件事上狄仁傑之所以發揮了主要作用，關鍵是他十分注意方式、方法，針對武則天的心理特點進行勸諫。上引《舊唐書》的這段記載再次證實了《狄梁公傳》對此事記述的真實性。司馬光說：“或者仁傑以廬陵母子至親而幽囚房陵，勸召還左右，則有之矣。”《資治通鑒》卷206聖曆元年二月《考異》。就是說司馬光也承認《狄梁公傳》在這個問題上的記載是真實可信的。
綜上所述，可以肯定地說李邕所撰的《狄梁公傳》，由於撰者是在狄仁傑死後不久入朝任官的，當時與狄仁傑共事的許多人還都在朝中任職，狄仁傑的許多事跡人們都還記憶猶新，李邕用耳聞目睹的史料撰成的這部書，其史料價值是十分珍貴的。以書中存在某些缺失和疏誤，就全盤否定其價值的做法是不可取的。當然司馬光對該書一些疏誤的批評意見，也要引起足夠的重視，某些具體意見還是中肯的。如關於狄仁傑生前就預料到張柬之等人一定會成功的意見，關於中宗為河北元帥在立為太子之後，而該書誤為立太子之前的意見等。不僅對該書、對任何史料都不可盲目信從，都要進行去偽存真的鑒別工作，惟其如此，曆史科學才能在堅實的基礎上得以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