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附錄4
第四篇 《狄梁公傳》的撰者與史料價值
《狄梁公傳》是唐人所撰的一部有關狄仁傑事跡的傳記，全書共3卷，《新唐書·藝文誌》二有著錄。該書在唐宋時期流傳頗為廣泛，書名也頗為雜亂，或稱《狄仁傑傳》、《狄梁公別傳》、《梁公別傳》、《狄梁公立廬陵王傳》等，撰者李邕。該書今已亡佚，隻有司馬光所撰的《通鑒考異》中有大段地摘錄，使我們今日得以窺其一斑。
從《狄梁公立廬陵王傳》的書名看，該書的主要內容似乎是關於狄仁傑力主立廬陵王李顯為太子之事，《通鑒考異》摘錄的該書段落，全都是這方麵的內容，從而也可以證明這一點。同一書出現不同的書名，在古代是比較常見的事，因為古人記錄書名時，有時用省稱，有時用全稱，甚至有根據書中內容而隨意改換書名的事發生，並不像現今這樣規範。
宋人吳曾的《能改齋漫錄》一書中曾提及有一本名為狄仁傑《家傳》的書，並以此書補充了《新唐書》有關狄仁傑記事的兩條疏漏。這裏所說的《家傳》與《狄梁公傳》是同書異名還是兩本不同的書？把《能改齋漫錄》抄錄的《家傳》文字與《通鑒考異》所摘錄的《狄梁公傳》文字進行比較，就可發現兩書文字基本相同，從而可以斷定兩書很可能是同書異名。唐人有編撰《家傳》的風氣，或由子孫撰寫，或請人代為編撰，狄仁傑《家傳》就是屬於後一種情況。
《狄梁公傳》的書名越是繁雜，說明該書流傳越廣，影響越大。《通鑒考異》保留下來的該書部分內容，為研究狄仁傑這個人物及武則天晚年政局的變化提供了史料。然而關於該書的史料價值及撰者尚存在爭議，不搞清這些問題就無法使用這部分史料，將影響對狄仁傑及恢複李顯太子地位問題的研究，因此有必要做一番考辨工作。
對該書撰者及價值提出質疑的是宋代史學家司馬光，他在《通鑒考異》中說：“世有《狄梁公傳》，雲李邕撰，其辭鄙誕，殆非邕所為。”《資治通鑒》卷206聖曆二年二月條引《考異》。由於司馬光認為該書非李邕所撰，所以雖然他在《考異》中多次大段地摘錄該書文字，卻並不相信其記載的真實性，隻是作為駁斥的對象而予以保留，實際上他是全盤地否定了該書的史料價值。對此筆者頗有不同的看法，現陳述如下：
司馬光斷定該書非李邕所撰的主要依據是“其辭鄙誕”。“鄙誕”二字為什麼能夠成為他判斷該書是否為李邕所撰的依據呢？這就需要對李邕其人作一簡單介紹。李邕，字泰和，揚州江都（江蘇揚州）人。其父李善，通古博今，撰有《文選注》一書，曾充任過崇賢館直學士兼沛王侍讀等官職。致仕後開館講學，諸生從業者甚多，號“文選學”。李邕生長於這樣的家庭，從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青年時就以文辭知名於世。長安初（701），經內史李嶠薦引，入京任右拾遺。此後，李邕在仕途上雖然坎坷艱難，但其文名卻更加隆盛，史載：“邕早擅才名，尤長碑頌。雖貶職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齎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製，凡數百首，受納饋遺，亦至钜萬。時議以為自古鬻文獲財，未有如邕者。”李邕有文集70卷行於世，甚為文士推重，由於他曾任過北海太守，人稱李北海。由於李邕是知名的文學之士，司馬光認為《狄梁公傳》文辭“鄙誕”，從而判斷其非李邕所撰。
司馬光用“鄙誕”二字評論該書，意即其文辭質樸粗俗，內容荒誕不經。仔細反複地閱讀該書佚文，覺得其文辭質樸而不俗，行文自然而流暢，措辭典麗而不晦澀。讀過該書的人很多，其中也不乏文學名家，如宋人範仲淹就是其中之一，他也未對李邕為該書撰者提出過懷疑。司馬光對李邕為該書撰者的懷疑，主要在書的內容方麵，他在《通鑒考異》中曾數次對該書的記載提出質疑，認為其記載失實。李邕入朝為官在長安初年，此時狄仁傑已經亡故，他和狄仁傑並未同朝共事，《狄梁公傳》撰於唐玄宗開元中（713—941），距離狄仁傑晚年活動已有一段時間，且該書為私家撰述，書中出現一些疏誤也是難免的。其實一部書中存在某些缺點和不足是十分常見的事，世間哪有十全十美的著作。就拿司馬光主持編撰的《資治通鑒》一書來說，號稱史學名著，何嚐不是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或謬誤。何況司馬光對此書提出的質疑，有的還有必要進一步商榷，並不一定全合情理。另外，該書既稱《家傳》，撰者對傳主多說好話，對其作用和功績往往強調得多一些，有時甚至有點過頭，這些都是此類書的通病，我們並不能因為該書存在某些缺點或內容上有疏誤之處，就徹底否定其史料價值。司馬光沒有提出令人信服的證據，僅憑以上理由就斷然否認該書為李邕所撰，顯然有些武斷。
關於《狄梁公傳》的撰者為李邕的證據頗多，現分別羅列如下：
呂溫《狄梁公立廬陵王傳讚並序》雲：“客有李北海所傳示予者，述廬陵王廢立之際，見公如生，貽諸將來……”呂溫為貞元末年的進士，先後充任過左拾遺、侍禦史、戶部員外郎等官職，為唐德宗、唐憲宗時期人。李北海即李邕。從上文所述看，呂溫曾讀該書並為之作讚。
《舊唐書》狄仁傑本傳雲：“仁傑前後匡複奏對，凡數萬言，開元中，北海太守李邕撰為《梁公別傳》，備載其情。”眾所周知，《舊唐書》多采錄實錄、國史舊本，尤其是前半部分的紀傳多直接抄錄實錄、國史原文。《狄仁傑傳》亦是如此。試舉一例，即可見其一斑。“初，則天嚐問仁傑曰：‘朕要一好漢任使，有乎？’”狄仁傑遂推薦了張柬之。《資治通鑒》記此事時，改“好漢”二字為“佳士”。《新唐書·張柬之傳》改為“奇士”。蘇東坡《餞顧子敦詩》：“人間一好漢，誰似張長史。”張長史即張柬之，他曾任荊州（治今湖北荊沙市荊州區）長史，故謂。漢，乃是唐人對男子的稱呼，好漢意為奇男子。宋人吳曾與清人王鳴盛對此也有所辯證。從諸書關於此事的記載看，《舊唐書》的記載最為原始，當是來之於唐實錄或國史舊文。這就說明唐代的官方史書也記載《狄梁公傳》為李邕所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