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十四篇 匡複唐室
秘策潛授，五王奮起；包複夏之大業於心術，貽安劉之永圖於身後。再造唐室，時維梁公。
（唐）馮宿
神龍元年（705），張柬之等人利用武則天病重臥床不起之機，發動政變，推翻了武周政權，擁皇太子李顯即位，重新恢複了李唐政權。這一事件雖然是在狄仁傑死後將近5年才爆發的，由於政變集團的主謀幾乎都是狄仁傑的門下桃李，狄仁傑臨終時又表達過匡複唐室的願望，所以這一事件曆來被後人視作其門下之人秉承狄公遺願的大舉動。狄仁傑也被視為再造唐室的功臣，千古以來受到人們的頌揚。
一.臨終遺言
聖曆元年（698）迎回廬陵王並立為皇太子，對於狄仁傑來說無疑是一件十分欣慰的事，恢複大唐統治已不是很遙遠的事了。但是狄仁傑深知自己年老多病，欲想在有生之年看到這一盛舉是不可能的，於是便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門人身上。有一次退朝之後，狄仁傑對張柬之、桓彥範、崔玄、袁恕己等5人說：“所恨衰老，身先朝露，不得見五公盛事，冀各保愛，願盡本心。”5人對這一番話自然心領神會，知道狄仁傑所指何事。久視元年（700），狄仁傑病重，張柬之等5人前往探視，坐了很長時間，竟無說一句話，隻見狄仁傑流淚不止，連枕頭都濕了，仍與諸人相互對視，默默無語。5人從狄仁傑寢室退出後，都猜不透狄公悲傷的原因何在？袁恕己猜測說：“是不是狄公自感氣力轉衰，來日無多，欲安排家事？”張柬之不同意這種看法，說：“沒有聽說有大賢不顧國事而先謀其家事的。”一會兒，家人過來請張柬之、袁恕己、桓彥範3人入內，敬暉、崔玄立於門外。狄仁傑對他們說：“剛才我沒有說話，主要是因為敬暉、崔玄二人在場。此二人能決斷大事，但不善保守秘密，如果先與他們商議，有可能泄露出去，這將造成大事無望而家先亡。但是時機成熟而不和他們通力合作，事情也不能成功。”接著狄仁傑又進一步交代說：“欲舉大事，必須先除去武三思，不然，則必反生大禍。”以上這段記載出自於李邕所撰的《狄梁公傳》。李邕與張柬之等人關係密切，又一同在洛陽任官，所以他的記載應當是可信的。不過李邕畢竟是一個文學之士，缺乏史家的嚴謹態度，記事不免有誇張之處，且文學色彩過濃，反倒使人有時不免對其所述之事產生疑慮，下麵所述之事就是一例。
在狄仁傑死後一年左右，張柬之等5人秘密聚會，談起狄公當年之言，5人重結盟約。酒飯之後，準備商議如何舉事，眾人互相對視，相顧欲言，又覺時機尚不成熟，不提此事又感到時間一天天地過去了，恐辜負了狄公期望，因而欲言又止，猶豫不決。最後還是桓彥範先開口，話未說完，忽聽窗外聲若雷霆，風雨驟起，天昏地暗，咫尺莫辨。5人膽顫心驚，不知所措。於是他們相謂而言：“此是狄公忠烈之至，假以靈變以驚眾心，不欲吾輩先論此事，未至其時，不可複言也。”一會兒，天青日明，恢複了先前平靜的狀態。狄仁傑死於久視元年九月《千唐誌齋藏石》中的《大周故袁府君墓誌銘》，為狄仁傑撰寫，誌文提到袁公瑜夫人於久視元年十月廿八日合葬於洛陽北邙山。據此狄仁傑當不是這年九月死，至於到底死於何時？尚不能確定，姑且暫依，次年十月，武則天離開洛陽駕臨長安，以韋巨源為神都留守，全麵負責洛陽各項事務。張柬之等5人聚會當在此時，他們可能認為武則天離開洛陽，百官從駕，正是舉事的大好時機，所以聚會商議此事。大約意見不統一，有人認為“未至其時”，正好那日遇到風雨，便假借狄公警示否定了冒險舉事的意見。李邕能知此事，當是後來政變成功後出自5人中某人之口，絕不至於憑空編造，隻是經李邕以文學筆法記述，遂給人以一種神異的感覺，這樣就不免降低了該書的可信度。
狄仁傑臨終時的遺言，與他平時一貫的謹慎作風完全一致，應該是可信的。他要求舉事時必須先除掉武三思，並不是能預知武三思後來反倒除掉了張柬之等5人，而是自從武承嗣死去後，武氏諸王中以武三思權位最高，影響最大，除掉武三思可以減少政變阻力，有利於李唐政權的恢複與鞏固。隻是李邕在《狄梁公傳》中將此事搞得神秘化了，致使司馬光認為其語言怪譎無稽，附會其事，從而全盤否定了該書的史料價值。《狄梁公傳》說：“易之等既誅，袁謂張公曰：‘昔有遺言，使先收三思，豈可舍諸？’張公曰：‘但大事畢功，此是機上之物，豈有逃乎！’後梁王（指武三思）交通於內，五公果為所譖，俱遭流竄。所期興廢年月，遺約軌模少無異也。”說狄仁傑能預知李唐統治一定恢複是可信的，因為中宗已經被立為太子，不論采取何種方式，恢複帝位都是早晚的事。但是說他甚至能預知恢複的年月，則是李邕的誇大之詞，難怪司馬光認為怪譎無稽了。
然而該書關於袁恕己提醒張柬之應該遵照狄仁傑的遺言殺死武三思的記載卻是可信的。實際上政變之時提出此議的不僅袁恕己一人，洛州長史薛季昶曾對張柬之、敬暉提出過此事，二人回答說：“大事已定，彼猶機上肉耳，夫何能為！所誅已多，不可複益也。”。朝邑尉劉幽求當時也在洛陽，也對敬暉、桓彥範提過此事，仍沒有聽取。如此之多的人都能預料到武三思以後必不利於發動政變者，以狄公之智略，如何不會預先料知此事？那麼，為什麼張柬之等不肯對武三思下手呢？是否因武三思尚有實力，一時還無法對他采取斷然措施呢陳寅恪先生持這種觀點。《金明館叢稿初編》第251頁《記唐代李武韋楊婚姻集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事實不存在這個情況。試想當張柬之等人在李氏家族支持下，掌握禁軍，控製了洛陽局勢，連當時的皇帝武則天都不能自保其位，何況武三思等輩。如果他們果有此實力，為何不行動力保武則天而坐視她被人廢黜？因此，在那個特定的時間內，張柬之等人欲誅武三思不過舉手之勞而已。既如此他們為何沒有采取這個行動呢？關於這個問題，史書上有明確記載。中宗即位後，張柬之、桓彥範等屢次勸中宗誅殺諸王，中宗不聽，“柬之等或撫床歎憤，或彈指出血，曰：‘主上昔為英王，時稱勇烈，吾所以不誅諸武者，欲使上自誅之以張天子之威耳。今反如此，事勢已去，知複奈何！’”張、桓歎息之語，《新唐書》卷120《桓彥範傳》亦載。原來他們不殺諸武並非當時力不能逮，而是想留給中宗去做這件事，以張揚天子之威，伸天下之正氣，這種想法是難能可貴的。王夫之對張柬之等人的這一行為有很高的評價，他說：“以斯言體斯心，念深禮謹，薄一己之功名，正一王之綱紀，端人正士所由異於功名之士遠矣。”他還對那些嘲笑張柬之不能采納薛季昶、劉幽求之言的評論者進行了辛辣的嘲諷，認為“其愚不可及也”。王夫之認為唐朝多能臣而少“端士”，張柬之等人就是這樣的“端士”，所以更顯得難能可貴。
對於狄仁傑臨終遺言要張柬之等人匡複唐室這件事，除司馬光外，唐人對此深信不疑，呂溫、馮宿、杜甫、令狐楚等，無不如此。宋人中歐陽修、範仲淹也持這種看法。《新唐書》卷115《朱敬則傳》讚曰：“仁傑蒙恥奮忠，以權大謀，引張柬之等，卒複唐室，功蓋一時，人不及知。故唐呂溫頌之曰：‘取日虞淵，洗光鹹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世以為名言。”這段話很清楚地表明《新唐書》的撰者宋祁、歐陽修對此事的態度。至於宋以後的學者持肯定態度的就更多了，就不一一介紹了。
二.寬鬆的政局
自從冊立李顯為皇太子之後，武則天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不但放棄了以前推行的嚴酷政治，改為奉行比較和緩的政策，而且使政局變得相當寬鬆。這種變化在久視元年以後最為顯著，甚至連以前最為忌諱的事情都可以公開議論了，可以這樣說，除了不許攻擊她個人的私生活以外，其他問題都允許公開討論，言路的開放已經到了一個相當寬鬆的程度。
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武邑（河北武邑）人蘇安恒的上疏之事。長安元年（701）八月，蘇安恒上疏於武則天，要求她退位，讓給李顯做皇帝。蘇安恒的這個上疏主要有兩點要求，首先認為武則天年事已高，再眷戀皇帝寶座，處理繁重的國事，不利於聖體的安泰，而皇太子春秋正盛、年富力強，不如禪位於東宮，自己安享天年，“自怡聖體”。其次，建議將武氏諸王降為公侯，任其閑居。他認為如果不這樣處置，一旦陛下“千秋萬歲”之後，武氏諸王將難以自處。同時他還請求將武則天的20多位孫子全部裂土封王，“以夾輔周室，屏藩皇家，斯為美談矣。”蘇安恒這裏提到“夾輔周室”當然是一個幌子，因為一旦李顯即位，肯定恢複唐國號，大周將不複存在，“屏藩皇家”即李唐政權才是他的真實意圖。有趣的是蘇安恒還以突厥侵擾邊境之事對武則天進行威脅，他說“陛下若能告倦萬機，推位太子，分州列郡，以王子孫，自然四夷聞之，係頸麵縛；百姓聞之，鼓腹擊壤。”《全唐文》卷237《請複位皇太子疏》。其實這個時期邊患並不嚴重。這年八月突厥默啜寇邊，武則天命相王李旦為天兵道元帥，率諸軍征討，還未出動突厥就已退去。西北的甘州（治今甘肅張掖）、涼州（治今甘肅武威）一帶，在隴右道諸軍大使郭元振的治理下，士馬精強，“牛羊被野”，“夷、夏畏慕”。使這一帶的局勢大大地緩和了。這件事要是發生在以前，簡直不可想象蘇安恒將會受到如何殘酷的處置。幸運的是蘇安恒這次遇到的不再是以前的武則天，他不僅沒有受到處罰，還得到了武則天召見、賜食，並再三慰諭然後遣還回鄉。
次年五月，蘇安恒再次上疏要求武則天退位，與上次不同的是，這次上疏措辭尖銳，態度激烈，像這樣語言犀利而涉及問題又是這樣敏感的奏疏，在武則天統治時期還是前所未有的。在蘇安恒看來武周政權已是“運祚將衰”，快要垮台了，應該盡快把政權移交給李氏子孫。他認為當前情況是“奸邪乘時，夷狄紛擾，屠害黎庶”，而這種現象的形成，完全是武則天“微弱李氏，貪天之功，何以年在耄倦，而不能複子明辟”引起的。蘇安恒指出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陛下雖然居於皇帝寶座，但卻是唐氏舊基，陛下不過是鳩占鵲巢罷了。現今太子已經召回，“年德俱盛”，陛下貪圖寶位而忘母子情深，何以教天下母慈子孝？又如何使天下移風易俗！像這樣繼續下去，陛下有何顏麵去進唐室宗廟，以何誥命去謁高宗墳陵？陛下安於“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不如上符天意，下順民心，早日將天下“神器”還歸李家。蘇安恒最後還強調他之所以不惜一死而上疏，完全是為了國家安穩，如果陛下認為這是不忠的行為，請斬臣頭以令天下。麵對這篇措辭激烈而強硬的上疏，武則天沒有再召見他，但也沒有治罪，采取一種不予理會的態度。
蘇安恒的這兩篇上疏在當時無疑是兩次晴天霹靂，對朝野上下震動很大。盡管蘇安恒地位低下，人們並沒有因此而忽略了他的呼聲，有關唐史的多部史籍都收錄了他的上疏，可見其影響之大。武則天能容忍如此尖銳的批評，說明她不願因懲治蘇安恒而去刺激本來就不和諧的李、武兩大家族的關係，以免引起李氏家族和支持他們的朝臣的不安，破壞已經變得比較緩和的政治氣氛。
寬鬆的政治氣氛的另一重要標誌，就是在人事方麵已經開始使用一些原來的政敵為官。長安四年（704）十月，武則天命宰相各舉薦可以充任員外郎的人選，宰相韋嗣立舉薦了廣武（甘肅永登東南）令岑羲，但他又不敢力薦，隻是說“但恨其伯父長倩為累”。岑長倩原來也是武則天的宰相，天授二年（691）九月，洛陽人王慶之等數百人上表，請求冊立武承嗣為皇太子。岑長倩認為皇嗣李旦已在東宮，不宜再有此議，由此得罪了武氏諸王。他們排斥岑長倩去征討吐蕃，中途召回，下獄治罪，脅迫岑長倩之子岑靈原承認謀反，最終將岑長倩誅殺。韋嗣立所指的就是這件事。武則天卻認為隻要岑羲本人有才，“此何所累！”於是岑羲得以被任命為天官員外郎。武則天態度的改變，標誌一項新政策的出台，“由是諸緣坐者始得進用。”
垂拱以來大量冤案的陸續昭雪，是晚年的武則天努力營造寬鬆的政治氣氛的又一顯著標誌。在聖曆二年（699）時，當韋嗣立提出把垂拱以來的大小案件，罪無輕重，全部昭雪，死者追贈官爵，生者放歸鄉裏時，武則天還不願接受。可是到了長安二年（702）八月，武則天卻主動頒布了一道敕令，規定：自今以後有告發徐敬業、李貞、李衝餘黨者，“一無所問”，內外官司一律不再受理。這個敕令很重要，它的頒布標誌著武則天不再把這些所謂餘黨視為政敵，說明她對以上諸案的性質的看法已發生了變化，隻是不便公開地直接地為以上諸人平反罷了。話說回來，徐敬業舉兵一事在今天看來確屬反叛性質，隻不過在當時他打的匡複唐室的旗號蒙蔽了不少人，以至於後來使唐政府給他平了反。
這年十一月，監察禦史魏靖上疏，要求重新複核來俊臣等酷吏所辦的舊案。武則天遂命監察禦史蘇負責此事，經過認真的調查取證，“由是雪冤者甚眾。”
神龍元年（705）正月，武則天大赦天下，規定自文明元年（684）以來除徐敬業、李貞、李衝及其他反逆魁首外，罪無大小，全部予以赦免昭雪。武則天這一舉措比較徹底，影響也很大，基本上將她臨朝稱製以來的冤假錯案幾乎都予以平反了。武則天的這個舉措是在李嶠、崔玄、桓彥範等人的多次請求下頒布的，盡管如此，她最終能接受他們的奏請，還是與她努力營造寬鬆的政治氣氛的思想有關。
武則天以上變化與她晚年政治抉擇有密切關係，她既然選定了以李顯為皇太子，就意味著皇權遲早是要交到李氏家族手中，緩和武氏家族與李氏家族的緊張關係，減少政治上的對立麵，緩和朝臣中對酷吏政治的反感情緒，為酷吏政治的受害者平反，她所做的這一切都是為將來政權的和平交接創造條件，營造一種良好的氣氛。在她恢複李顯皇太子地位初期，對李氏子弟也不是一下子就恢複了信任，比如聖曆元年九月，她任命李顯為河北道元帥，準備討伐突厥，但實際上並不讓他真正統率軍隊，而是把兵權交給狄仁傑，讓狄仁傑以行軍元帥的身份知元帥事，統率軍隊出征。十月，她又命令武懿宗、武攸宜歸統領“都下屯兵”，即洛陽周圍軍隊。這些事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反映了武則天此時尚未消除戒備心理。次年七月，她又命武攸宜留守長安。這樣就把東西兩都牢牢地控製在自己放心的人的手中。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年事越來越高，她逐漸地改變了這種心理，從長安元年以來她多次任命相王李旦為行軍元帥，授以兵權；又命他知左、右羽林衛大將軍事；長安三年，兼雍州（治今陝西西安）牧，此前雍州一度不置牧。此時轄縣也由7縣恢複到20餘縣，這表明武則天又恢複雍州京師地位。當時武則天正在長安，讓李旦充任京師地區行政長官，乃是出於對他的信任。此外，隨著對言論控製的放鬆，對朝官與太子、相王的往來不再有所限製。正是在這種寬鬆的大環境下，張柬之等人才得以和一些朝官、軍將以及李氏子弟互相串通，共同策劃了軍事政變。
長安元年十月，武則天以78歲的高齡率子孫、百官西幸長安。她自永淳元年（682）以後一直住在洛陽，光宅元年（684），又將這裏改為神都，20年間從未離開這裏。這時卻不顧天寒地凍、年事已高，毅然西幸，顯然另有目的。她在長安居住了整整兩年，於長安三年十月返回洛陽。在長安期間，她改含元宮為大明宮，恢複了原來的舊稱。創設武舉，吸納軍事人才。又在大明宮麟德殿宴請過吐蕃與日本使臣。為酷吏所搞的冤假錯案平反昭雪。長安是李唐皇室的所在地和統治中心，實際上也是李唐社稷的象征，武則天此次返回長安並居住了很長時間，在這裏處理了大量的政務，主要就是為了進一步融洽與李氏家族的關係。要不是長安三年秋京師地區遭受雹災和暴雨襲擊，李嶠上表請求，她也許不會離開長安。次年，武則天又一次打算駕幸長安，後經人勸阻而未能成行。武則天晚年如此鍾情於長安，反映了她急於清除李武之間的隔閡，緩和雙方矛盾的迫切心情，也是她最終放棄皇帝稱號，回到李氏家族媳婦地位上來的一種早期姿態。可惜的是還未等到她下最後決心的時候，一場意想不到的政變已在悄悄地醞釀之中，等待她的隻能是被禁錮的命運。
三.政變原因
武則天冊立李顯為皇太子，表明她最終是要把政權移交給李唐皇室，對於她來說也許是打算在自己“千秋萬歲”之後，再由太子接管政權。這個打算實際上行不通的，由於她的皇帝寶座是從李氏家族那裏搶奪來的，這在許多人看來是不合法的，對李氏家族來說也是耿耿於懷的，一句話，她的政權內部本身就存在著不穩定因素。李顯自聖曆元年（698）被立為太子，到神龍元年（705）即位，共經曆了7年時間，這對李顯和擁戴他的朝臣來說是太漫長了，假如不發動政變這個過程可能還要更長一些，這是李顯和擁戴者們所難以忍耐的。曆史上太子冊立以後，因急於即位不知發生了多少搶班奪權的悲劇，其中成功者也為數不少，這些還都是同一個家族內部的紛爭，更何況武則天所麵對的卻是另外一個家族，這種鬥爭的爆發就更難以避免了。
武則天冊立太子時，年已75歲，李顯已43歲，完全可以上台執政了。這時武則天沒有馬上退位，如果說是為了調和李武之間的矛盾，也還能說得過去，可是數年之後她仍無退位的絲毫表示，甚至連患病期間也不願讓太子監國，這樣不免就引起了許多人對她的不滿，蘇安恒的上疏反映決不是他個人的看法，實際上代表了一大批人的觀點，反映的是朝野中擁李派人們的共同心聲。張柬之等人後來發動的這次政變，被一些人視為搶奪擁立之功，撈取政治上的好處。這種看法也不是沒有道理，因為張柬之等人早就有匡複唐室的想法，狄仁傑當初引薦他們也是為了這個目的。政治理想和功利有時候也是不能截然分開的，政治理想一旦實現，功利權位便會相伴而來，這些都無可厚非。問題在於武則天年逾八旬，且經常患病，既然已經冊立了太子，為什麼仍貪戀權位，遲遲不願交出政權呢？是太子年幼無力主持朝政？顯然不是；是因自己年富力強，正在精力充沛之時？也不是；那麼是她另有打算，不想讓李氏子弟繼承皇位？仍不是；是否因為李武之間的關係還未完全融洽？這也不是理由，因為她也知道要他們從根本上消除隔閡是不可能的，這從她與吉頊的對話中可以得到證實。武則天不願退位的根本原因不在客觀方麵，而在於她主觀方麵。她是一位權力欲很強的女人，這一點在她一生的每一個階段中都有強烈的充分的表現。在她當了皇帝大權在握之時，仍不滿足，一度甚至幹預大臣權力內的事務。如她曾問宰相陸元方宮外之事，回答說：“臣備位宰相，有大事不敢不奏，民間小事，不足以煩聖聽。”陸元方的回答十分正確，深得為政之體，但武則天不滿意，於是罷去其宰相之職。狄仁傑也曾就她為太學生批假這樣的小事而提出過批評。試想權力欲如此之強的人，怎麼會肯自動退出政治舞台？一方不願意自動退出政壇，另一方心懷疑慮，急於恢複帝位，不采取非常手段是無法解決這一矛盾的。在這種情況下，即使狄仁傑仍然在世，恐怕除此一途之外，也拿不出更好的解決辦法。從他臨終對張柬之等人叮囑起事時一定要先殺死武三思這件事看，狄仁傑也是主張采用武力手段解決這一問題。他與武則天共事多年，洞察其心，深深地知道她是不會主動放棄帝位，故也不得不持這一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