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以上緣故，李旦自知不為其母所愛，能保住性命已屬不易，何敢祈望為皇位繼承人。當其兄李顯從房州回到洛陽後，李旦就已清楚自己應該怎麼辦，何況立嫡以長也是自古以來的準則。於是他屢次請求遜位於廬陵王，態度十分堅決，武則天慎重考慮後，接受了他的請求，改立李顯為皇太子，封李旦為相王。
聖曆元年九月十五日，在李顯回到洛陽半年後，舉行了隆重的冊立皇太子大典。
按照當時製度，舉行冊立大典前，有司要選定吉日，並要告於天地、太廟。武則天曾在洛陽置唐高祖、太宗、高宗三廟，建立武周政權後，在洛陽置武氏七廟，稱為太廟，原唐朝太廟改稱亨德廟。因此，這次冊立太子隻能告於武氏太廟。冊立的是李唐子孫，卻告於武周太廟，頗有些滑稽，假如真的武氏先祖地下有知，不知是悲是喜，作何感想？
參加冊立太子大典，皇帝要服袞冕之服。冕的形狀像西方學者獲得學位時戴的“一片瓦”，不過冕的布板是長方形而不是正方形，寬1.2唐尺，長2.4唐尺據吳承洛研究，1唐尺合今0.311米，前後兩端各垂白珠12串，稱之旒。冕用金玉裝飾，十分精美豪華。袞指皇帝的禮服。唐代的袞為“深青衣裳”，即黑色的衣，絳色的裳。古人把衣服的上身稱為衣，下身稱為裳。唐代的袍服衣裳不分開，是相連的，於是唐太宗貞觀五年（631）規定，凡袍服均在當膝處加一道橫縫，以取上衣下裳的象征。袞共有12種圖案，其中衣占8種，裳占4種，這些圖案是日、月、星辰、山、龍、雉、火、虎、水草等。其中衣的圖案是畫的，裳的圖案是繡上去的，以象征天地之色。靴為複底，加金飾。
這一天皇太子著遠遊冠，冠上有三道縱梁，金支架，上施珠翠，犀簪導（發笄）。絳紗袍，紅裳，白紗中單（指外衣與內衣之間的衣服），白襪、黑色複底靴。
十五日淩晨日出前兩刻，李顯升坐紅色的裝飾有金色鳥獸圖案稱之為金輅的車子，上有黃蓋，前有儀仗，左右有諸衛率將士侍衛，東宮文武官員身著禮服乘車相隨，浩浩蕩蕩向宮城開進。到達應天門外橫街時，樂聲停止，李顯下車走到預先設置在橫街之南的座位前，麵北而坐。這時應天門內外已排列好各種儀仗，諸衛將士、文武百官、皇室宗親、各國各族使者都已齊集於朝堂，站在事先規劃定的位置上。納言狄仁傑大喊：“請中嚴！”侍衛之官及符寶郎奉寶，奉迎太子入宮門，在太子舍人的導引下，李顯來到含元殿外位東麵西而立，身邊有三師三少、諸衛率、舍人等東宮文武官員。狄仁傑奏曰：“外辦！”於是武則天身著袞冕之服，乘禦輿而出，這時太樂令命人撞響黃鍾，樂隊演奏“太和之樂”，洛陽宮中一片肅穆氣氛，武則天在含元殿正麵禦座麵南坐定後，樂聲停止。
然後由舍人引李顯進入殿中，這時樂隊奏響“舒和之樂”。當李顯走到預先設置在朝堂東麵的位置，麵西而立時，樂聲停止。在典儀官的唱喝聲中，李顯先行跪拜之禮，然後百官行禮。內史王及善接過鳳閣侍郎送來的冊，大聲稱：“有製！”李顯叩拜，王及善宣讀冊文完畢後，李顯再拜，接過冊交給左庶子。鳳閣侍郎又把太子璽綬交給王及善，由王及善授予李顯，李顯接過後又交給左庶子。典儀又呼：“再拜！”李顯拜完，接著百官又拜。這一套儀式結束後，太子舍人引李顯退出大殿，樂聲又一次奏響，等皇太子出宮門後，樂聲才止。狄仁傑跪奏曰：“侍中臣狄仁傑言，禮畢。”武則天乘輿回內宮，“太和之樂”再度奏響，鍾鼓齊鳴，等皇帝走後，百官才在通事舍人的導引下依次而出。
隨著繁瑣的冊立皇太子大典的結束，李顯度過了14年的流放生活後，再度回到了東宮。18年前即永隆元年（680），他已經被冊立為皇太子，此次是二度被冊立為太子，一生兩次當太子，對李顯來說既幸運又不幸。生活就像一個無形的圈子一樣，經過了18年，又回到了原地，對李顯來說無疑是開了一個很大的玩笑。不過此時的李顯正在誠惶誠恐之時，大概還不敢詛咒生活。
四.後人評說
武則天於聖曆元年接回廬陵王並立為太子，是唐朝後來得以恢複的基礎，沒有這個轉變和基礎，李氏子弟就不能取得皇位繼承的合法地位。隨著李顯被立為皇太子，從這時開始武則天對待李氏家族的態度也隨之發生很大的變化，從原來的打擊、抑製政策一變為籠絡、安撫政策，逐漸恢複李氏子孫應有的政治地位，改善李、武兩個家族的關係，希望能夠形成李武聯合執政的政治局麵。有很多跡象都可以說明這一點。聖曆二年十月，解除了李旦諸子的囚禁狀態，賜宅於洛陽積善坊，兄弟5人分院同居，號“五王宅”。大足元年（701），又跟隨武則天到了長安，又在興慶坊賜宅，也號“五王宅”。李顯共有4個兒子，長子李重潤本來已立為皇太孫，李顯被廢黜後，他也隨之遷居房州。李顯立為皇太子，他被封為邵王。次子李重福這時封為唐昌王，三子李重俊封為義興郡王，四子李重茂，由於年幼，直到聖曆三年（700）才封為北海。李顯的諸子中除李重潤原來就有名位外，其餘諸子都是這一時期冊封的爵位。
此外，武則天還采取種種措施希望能調和李氏與武氏子弟間的矛盾。聖曆三年，吉頊因依附於太子，武氏子弟怨恨，百般攻擊，將其貶黜。吉頊臨行時，得到武則天的召見，吉頊涕泣而言：“臣今日遠離陛下，永無再見之日，願向陛下進一言。”武則天命他坐下談，吉頊說：“將水與土合為泥，有爭乎？”回答說：“無。”吉頊又說：“將泥的一半製成佛，另一半為天尊，有爭乎？”武則天說：“有爭。”吉頊頓首說：“宗室、外戚各安其分，則天下安；今太子已立而外戚仍封為王，這是陛下驅使他們日後相爭，兩方都不得安全。”武則天說：“朕也知道，但是事情已經如此，也不好如何改變了。”不管武則天努力的效果如何，她開始重視這個問題就是一種變化。在其他政治方麵也都從這時起發生了許多變化，這些變化在後麵的篇目中還要詳論。可以這樣說，聖曆元年是武周政治變化的一大轉折點，轉折的契機是李顯被接回並立為太子，而促成此事的人無疑也是這種轉折的促成者，因此他對李唐王朝的重建所做的貢獻自然是關鍵性的。
那麼，這個發揮關鍵作用的人應該是誰呢？司馬光認為力主召回廬陵王的是狄仁傑，主張立廬陵王為太子的則是張易之、張昌宗與吉頊等人。司馬光之所以這樣看問題，根本的出發點還是想為狄仁傑諱，因為如果狄仁傑主張立廬陵王為太子了，則等於勸武則天廢黜李旦的皇嗣地位，所以他寧可不相信這樣的記載，轉而采用二張勸武則天立廬陵王的記載。司馬光這樣取舍史料後，又產生了一個新問題，即匡複唐室的功績豈不是為二張、吉頊等人據有了嗎？這也是他所不能接受的，於是他又進一步解釋說，狄仁傑誌在為唐社稷謀，而二張、吉頊輩則是為自己的長遠利益著想，兩方的出發點不同。《新唐書·狄仁傑傳》說，張易之曾向狄仁傑請教自安之計，狄仁傑對他說惟有勸陛下迎回廬陵王才可以免禍。司馬光認為狄仁傑不會和張易之這樣的小人商議大事，認為這個記載也是不可靠。司馬光的本意還在為狄仁傑諱，不願讓張易之玷汙狄仁傑的人格。從狄仁傑對二張的一貫態度看，司馬光的看法是有道理的，何況有許多史料都已明確記載是吉頊向二張獻的策。盡管司馬光繞了這麼大的圈子，其本意仍在肯定狄仁傑在匡複唐室問題上的關鍵作用，同時又不想讓自己心目中的社稷之臣有絲毫的“汙點”。
史學家陳寅恪先生認為中宗複辟實由張易之之力，並不同意司馬光的觀點。陳先生隻相信有關二張進言的記載，卻對狄仁傑等一批朝士在這個問題上的作用的記載重視不夠，其原因和他所要論述的論題有關。他認為從唐高宗初到玄宗末年，曆百餘年時間，實際上是李武聯合執政的政治格局。二張是屬於武氏集團中人，張易之的外甥楊國忠為天寶時期的權臣，自然也是武氏集團中人，說明武氏集團在玄宗未年仍在政局中發揮重要作用。為了證明武氏集團在這一時期重大決策上的影響力，自然寧肯相信張易之促成中宗複辟的記載。
但是唐人凡論及此事者，幾乎無不認為狄仁傑發揮了關鍵作用。其次是唐人呂溫，此人為貞元至元和時人，充任過左拾遺、侍禦史、戶部員外郎等職。他撰寫過一篇名為《狄梁公立廬陵王傳讚並序》的文章，認為“唐複為唐，係公是賴”，“乃建國本，代天張機”。充分肯定了狄仁傑的曆史功績。稍後有唐人馮宿，他是貞元至開成中人，曆任太常少卿、集賢殿學士、兵、刑、工部侍郎、東川節度使等職。他讚揚狄仁傑“再造唐室，時維梁公”。評價之高，前所未有。憲宗時的宰相令狐楚說：“洪惟昊穹，降鑒儲祉。誕生仁傑，保佑中宗，使絕更張，明辟乃複，宜福胄嗣，與國無窮。”
唐代著名大詩人杜甫對狄仁傑也有很高的評價，作為詩人他用自己的作品讚揚了狄仁傑匡複唐室的不凡之舉。他說：
汝門請從曾公說，太後當朝多巧計。
狄公執政在末年，濁河終不汙清濟。
國嗣初將付諸武，公獨廷諍守丹陛。
禁中冊決詔房陵，前朝長老皆流涕。
太宗社稷一朝正，漢官威儀重昭洗。
時危始識不世才，誰謂荼苦甘如薺。唐人眾口一辭地讚揚狄仁傑，說明狄仁傑迎歸中宗，匡複唐室的事跡在當時曾廣泛傳播，已得到社會的普遍認可。
為什麼當時主張迎歸中宗的人頗多，人們卻隻認可是狄仁傑的功勞呢？《舊唐書·狄仁傑傳》說：“初，中宗在房陵，而吉頊、李昭德皆有匡複讜言，則天無複辟意。惟仁傑每從容奏對，無不以子母恩情為言，則天亦漸省悟，竟召還中宗，複為儲貳。”可見進諫的人雖多，但真正能夠使武則天改變主意的還是狄仁傑。狄仁傑能夠成功的原因，一是方法正確，以母子之情感化她，使武則天易於接受。二是武則天信任和倚重狄仁傑，這樣就建立了互相信賴的基礎，有了這個基礎，就不會猜忌和懷疑狄仁傑另有企圖，因而也容易接受對方的意見。三是狄仁傑持身以正，不以權術詭道對待武則天。關於這個問題，王夫之的議論頗為精彩。由於狄仁傑把握時機，既達到匡複唐室的目的，又未引起社會動蕩，所以有人誤認為狄仁傑如果不采取詭秘手段、玩弄機權之術，恐怕達不到這樣理想的效果。針對這種看法，王夫之認為這是完全錯誤的觀點，他認為“以機權製物者，物亦以機權應之”，而君子不如奸人險詐，結果必然是君子先被擊垮。隻有以正自處，才可以立於不敗之地，“而天時人事自與之相應”，這樣就可以不變應萬變，使奸人無懈可擊。他認為作為社稷之臣沒有其他訣竅，“惟正而己矣”。出於這個看法，所以他批評了曆史上那些“憤而或激，智而或詭”的人物，認為他們都不可取，他甚至認為“而智之流於詭者，其敗尤甚”。由於狄仁傑不存在這些缺點，以正道自處，終於說服了武則天，使中宗得以複辟。故王夫之用十分讚歎的口氣說：“斯狄梁公之所以不可及也！”《讀通鑒論》卷21《中宗》五。王夫之的這種看法十分精辟，這正是狄仁傑既得以匡複唐室，又得以獨善其身的最重要原因。我國古代士大夫提倡“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他們對那些能兼顧這兩者的人十分推崇，認為隻有這樣的人才算達到儒家理想的最高境界。在這兩者中前者是目的，後者則是基礎，不能善其身自然就談不上濟天下。同時他們在觀察問題時，不僅看效果而且還非常重視動機，如果一個人辦事時雖然效果不錯而動機不純，也不能獲得很好的評價。實際上在迎立中宗這件事上，不少人都出了力氣，史籍中也有這樣記載，但舊史臣卻仍然認為“致廬陵複位，唐祚中興，諍由狄公，一人以蔽。”原因就在這裏。
宋人範仲淹也是一個十分推崇狄仁傑的人，他既是一個政治家又是一個文學家，所以他對狄仁傑的讚語寫得十分得體，又不乏文彩，就把它作為本篇的結束語吧。範仲淹曰：
天地閉，孰將辟焉？日月蝕，孰將廓焉？大廈仆，孰將起焉？神器墜，孰將舉焉？岩岩乎克當其任者，惟梁公之偉歟《宋文鑒》卷76《唐狄梁公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