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彥範，潤州曲阿（江蘇丹陽）人。他的祖父桓法嗣曾任雍王府谘議參軍、弘文館學士。桓彥範是以門蔭補右翊衛，從而走上仕途的。據說他“少放誕，有大節，不飾細行。常與諸客遊俠，飲於荒澤中。”凡具有這種風習的士人多負氣重義，較少有普通儒者那種優柔寡斷的習性，一般都敢做敢為。《舊唐書·桓彥範傳》說他“慷慨俊爽”，也正是說的這一點。狄仁傑看重與賞識桓彥範，不是因為他有多高的政治才幹和高深的學問見識，僅僅也是這一點。聖曆初，桓彥範任司衛寺主簿，狄仁傑對他“特相禮異”，並說：“足下才識如是，必能自致遠大。”把他提升為監察禦史。
桓彥範果然沒有被狄仁傑看錯，在以後的任官生涯中直言敢諫，正氣凜然，與張昌宗等內寵進行了激烈的鬥爭。長安四年（704），張昌宗與術士李弘泰勾結，妄言己有天子之分。禦史中丞宋奏請把張昌宗下獄，追究其罪，武則天不許。桓彥範時任司刑少卿，也上疏堅決要求把張昌宗下獄治罪，指出：“昌宗無德無才，謬承恩寵，自宜粉骨碎肌，以答殊造。”昌宗謀逆罪大，自取其咎，並非陛下借故而誅。“此而可舍，誰其可刑？”武則天以張昌宗已經自行奏聞為由，不納其奏。宋認為張昌宗是迫於輿論，不得已而奏聞，且謀反大逆，不容自首免罪。武則天無奈隻好命張昌宗赴禦史台受審，還未審畢武則天就遣使宣敕特赦了張昌宗。盡管此次沒有將張昌宗治罪，但也沉重地打擊了這些勢利小人的氣焰。
宰相李嶠、崔玄等奏請，將以往被周興、丘神、來俊臣等酷吏誣陷破家的人，全部予以昭雪平反。武則天不理。桓彥範見狀遂把李崔等人的奏請內容作了一些修改，請求將文明元年（684）以來的罪人，除徐敬業、李貞、李衝等及其他謀逆大罪的魁首以外，全部昭雪。前後十次上表，言辭激切，終於使武則天接受這個請求。使一大批冤案錯案得到平反。桓彥範修正李、崔等人的表疏內容，是他政治上成熟、靈活的表現，這樣就使武則天比較容易接受。武則天這次大規模的平反運動，盡管還不徹底，實際上已經做了最大程度的讓步，讓她給李貞、李衝等人平反那就等於徹底否定了武周政權存在的合理性，因而是不可能的。武則天的這次行動盡管是被動的，但是也表明了她對自己的政策已經做了根本的修正，是她想和平地把政權過渡給李唐子孫的一個信號，即為這種和平過渡營造一種和緩的政治氣氛。可惜的是，時間已經不允許她等到那一天了。
桓彥範任司刑少卿期間，執法嚴明，公正無私，他曾對親屬說：“我今執掌刑罰之權，人命所係，不能順旨詭辭，以求苟免。”凡有奏議，如果遇到武則天詰責，“則辭色無懼，爭之愈厲。”所以桓彥範在當時聲譽頗高。桓彥範任左台中丞時，曾與右台中丞袁恕己共同舉薦太子詹事府司直陽嶠為禦史。宰相楊再思說如果陽嶠本人不願擔任這個官職怎麼辦？桓彥範認為選擇合適的人選充任官職，不一定非要符合本人的意願，凡挑三撿四者，尤其要堅決製止，隻有這樣才能夠整頓吏治，使有才者得以任用，躁進者得以抑製。遂使陽嶠得以充任右台侍禦史。司馬光認為桓彥範的這個見解深合為政之要，便把此事鄭重地寫進了《資治通鑒》。
桓彥範的母親也是一位頗有見識的老人。桓彥範在發動政變前夕，當一切都布置好以後，擔心萬一失敗將牽連到老母，於是便把此事告訴了他的母親，其母說：“忠孝不能兩全，先國後家才是為臣正道。”桓彥範深受感動，更加激發了他以身許國的豪氣。
敬暉，絳州太平（山西新絳北）人。他是通過明經科考試而進入仕途。聖曆元年（698），任衛州（治今河南衛輝）刺史。當時河北正遭受突厥侵擾，諸州均忙於征集民夫修城，敬暉到任後，下令罷役放民回去營田，故戰後諸州缺糧，惟衛州百姓安穩沒有流亡。“由是人吏鹹歌詠之。”狄仁傑正是通過此事，認識到敬暉是有膽有識的難得人才，於是推薦到朝中任夏官侍郎。
敬暉後又出任太州（治今陝西華縣）刺史。大足元年（701）任洛州長史。武則天出幸長安，任命他為洛陽副留守，由於精明強幹，得到武則天的嘉獎，並賜物百段。敬暉敢作敢為，神龍元年（705），任右羽林將軍，掌握禁軍，是發動政變的主謀。
袁恕己，滄州東光（河北東光）人。也是狄仁傑推薦的人才之一。由於袁恕己早年的事跡史籍記載較少，也沒有說明狄仁傑因何而賞識此人。長安中，袁恕己任司刑少卿，兼相王府司馬，中宗即位後，他被任命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宰相）。中宗複位之初，袁恕己擔心中宗追求奢侈糜爛的生活，不能勵精圖治，見將作少匠楊務廉以工於精巧製作而得信任，遂對中宗說：“楊務廉位居九卿，不聞忠言嘉謀，營造宮室，務為奢華，如不貶斥，何以昭示聖德？”於是將楊務廉貶為陵州（治今四川仁壽）刺史。從袁恕己的這一舉動看，他的見識確有過人之處。可見狄仁傑推薦他也決不是沒有根據，一定是在發現了他確有才幹後，才向武則天推薦的。
關於政變的五個主謀之一的崔玄，是否也是狄仁傑舉薦的人才？還不好論定。根據記載，政變當天，崔玄等帶兵攻入迎仙宮，直接闖入武則天所居的長生殿，當時武則天曾對崔玄說：“他人皆因人以進，惟卿朕所自擢，亦在此邪？”從這些話看，崔玄似乎是武則天自己提拔的官員，與狄仁傑並無關係。但是有關這段曆史其他許多史書都認為政變的5個主謀皆出於狄仁傑門下《繁演錄》卷11引《廬陵王傳》雲：“五公鹹出門下。”唐人馮宿在他所撰的《魏府狄梁公祠堂碑》中也有“策潛授，五王奮起”等語。既如此，那麼武則天以上所說又如何解釋呢？其實，武則天以上所說也是事出有因的。長安元年（701）十一月，當時任天官侍郎的崔玄突然改任為文昌左丞。原因是他生性介直，從不主動請謁上司，又拒絕別人對他的請謁，引起執政者的不滿，遂把他從這個重要職位上調開。天官乃吏部的改稱，掌官員的選授，侍郎是僅次於尚書的本司長官，權任頗重。未滿月餘，武則天又召見崔玄，對他說：“自卿調任以來，選司頗有不法之事發生，聽說天官的不少令史甚至設宴慶賀卿的離去，說明他們正想借此機會營私舞弊，今日朕要恢複卿的舊職。”又，令史為流外吏職，天官共置80員。武則天不僅恢複了他的舊職，還賜予雜彩70段以示鼓勵。長安三年，拜鸞台侍郎、同鳳閣鸞台平章事。次年，遷鳳閣侍郎，仍為宰相。武則天上麵的話就是指這些事。然而這些事都是狄仁傑死後發生的，並不能排除狄仁傑生前對崔玄的賞識與提拔。
崔玄，博陵安平（河北安平）人。少年時勤學上進，深為其叔父秘書少監崔行功所器重。唐高宗龍朔中（661—663），明經及第，授高陵（陝西高陵）主簿，累遷庫部員外郎。崔玄的母親盧氏是一位很有見識的婦人，她常告誡崔玄要為官清廉，她說：“我曾聽姨兄屯田郎中辛玄馭說：‘兒子做官時，有人說他生活貧乏，這是好消息；如果聽說財貨充盈，衣馬輕肥，此是惡消息。’我常重此言。我看到親表中仕宦者，多以錢物孝敬其父母，父母隻知喜悅，竟不問錢物從何而來？如果是俸祿餘資，當然是好事；如是非理所得，此與盜賊有何區別？縱然無大錯，難道不愧於心？希望你修身潔己，勿負我心意。”據說崔玄極為孝順，遵奉其母教誨，為官清謹。大約出於這個原因，崔玄仕途比較順利，曆任天官郎中、鳳閣舍人。
在酷吏肆虐、羅織嚴密之時，崔玄竟然安然無恙，平安地度過了這一險惡階段。究其原因，竟有一些神異色彩。據載，在這一時期朝官中名望稍隆者，上朝時都要與妻子告別，不知能否再相見。崔玄的老母十分擔心兒子的安危，便讓崔玄去請教名僧萬回，以問吉凶。崔玄不敢違背母命，就把萬回請到家中。萬回到後，其母盧氏對他非常恭敬，並施舍了銀匙一雙，萬回接過後，下階將此物拋到堂屋頂上，掉頭而去。一家人都以為不祥，惶惶不安。次日，命人上屋去取銀匙，在屋頂發現書一卷，取下一觀，竟是讖緯之書，趕緊命人將其焚毀。數日後，忽然來了一批胥吏，到崔玄家中搜尋圖讖之類的物品，結果空手而歸，他家由此得以免遭迫害。“時酷吏多令盜夜埋蠱遺讖於人家，經月，告密籍之。”崔玄由於萬回的幫助，避免了滅族之禍。此事雖然有些神異怪誕的色彩，但卻是當時社會真實狀況的反映。大概崔玄為官清正，聲譽甚好，又安然地度過了那段特殊而又瘋狂的歲月，所以人們才把這樣的故事加在了他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