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狄仁傑的強烈反對下，武則天隻好下詔罷去這次建造活動。然而，盡管狄仁傑苦口婆心地進行勸諫，武則天並沒有真正聽進去，狄仁傑死後僅數月，她又於大足元年（701）正月提出要建造大像，並籌集了17萬貫錢。這件事再次引起一些朝臣的反對，李嶠上疏甚至提出，不如把造像的17萬貫用於救濟貧民，每戶給錢1000文，可以救助17萬戶，這才是無窮的功德，可以收到萬民擁戴的效果。武則天是否用這筆錢救濟了百姓，尚無資料記載，但這次造像活動的夭折卻是明文記載了的。長安四年（704），她又欲造大像，再次遭到朝臣反對，其中監察禦史張廷反對最為激烈，最後還是沒有搞成。次年，武則天就被迫下台，所以她至死也沒有在洛陽造成大像。
三.安邊定國的主張
武則天統治時期，周邊地區正值多事之秋。在西北吐蕃不斷地向外擴張，與唐朝爭奪西域地區；在北方突厥再度強盛，頻繁地侵擾唐朝邊疆；在東北自從唐高宗征服高麗、百濟以後，唐朝的駐軍也不斷地與當地人民發生衝突，加之契丹的反叛，使局勢更為錯綜複雜。
狄仁傑作為一位政治家，又是執掌朝政的宰相，當然不會對邊疆的局勢漠然置之，他時刻關注著局勢的發展，反複思考應采取的對策。
神功元年閏十月，狄仁傑重任宰相之始，就針對西北局勢向武則天上了一道經過長期思考的表章，提出了自己對吐蕃、突厥問題的見解。在評述狄仁傑提出的邊疆政策之前，有必要先回顧一下這一時期西域局勢變化。唐朝在天山以南設置有所謂“安西四鎮”，指龜茲（新疆庫車）、於闐（新疆和田西南）、疏勒（新疆喀什）、碎葉（吉爾吉斯托克馬克北）等四個軍事重鎮，統轄著天山以南廣大地區。高宗以後，由於吐蕃的不斷進攻，鹹亨元年（670），安西四鎮一度被攻占。武則天臨朝之初，曾數次派大軍征討吐蕃，都遭到失敗，損失很大。後來武則天任用王孝傑為總管，率大軍再次討伐吐蕃，經過激烈的戰鬥，終於擊敗吐蕃軍隊，於長壽元年（692）十月重新收複了安西四鎮。需要說明的是，吐蕃攻陷的諸鎮中不包括碎葉鎮，其勢力當時還達不到那裏，但包括焉耆（新疆焉耆）在內，碎葉鎮代替焉耆為四鎮之一，是調露元年（679）以後的事。吐蕃當然不甘心丟失安西四鎮，在萬歲通天元年（696），攻破了涼州（治今甘肅武威），殺都督許欽明。然後向唐朝提出了議和條件：（一）要求唐朝撤出駐紮在安西四鎮的重兵；（二）兩國分割西突厥十姓部落之地，以伊犁河及天山以北之地屬唐朝，以熱海、楚河、怛邏斯河之地歸於吐蕃。《通典》卷190《邊防典》六。這個條件的核心內容就是要唐朝放棄天山以南廣大地區，當然不能為唐朝所接受。但是唐朝屯兵於萬裏之外，往返番替困難，軍資轉輸所費甚大，給百姓造成了很大的負擔，國家財政也不堪重負。
狄仁傑的上疏正是針對這種問題。他認為國家竭府庫之實用兵於絕域，爭奪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增賦，獲其土不可耕織”，是很劃不來的事。這都是秦始皇、漢武帝所做過的事，曆史已經證明是錯誤的，所以漢武帝晚年才罷兵息戰，休養生息。神功元年，關東一帶發生災荒，饑民甚多。狄仁傑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國家仍然東守安東，西戍四鎮，調發頻繁，百姓不得喘息，蜀、漢一帶逃亡現象嚴重，江淮以南也發生了百姓“相率為盜”的情況。如果不盡快改變政策，減輕百姓負擔，“本根一搖，憂患不淺”。鑒於以上情況，狄仁傑提出封西突厥貴族阿史那斛瑟羅為可汗，讓他率突厥部眾戍守安西四鎮。國家軍隊內撤後，隻須嚴守備，聚資糧，遠警戒，吐蕃來攻則出擊，可以以逸待勞，以主禦客，將會戰無不勝，如此數年邊境自然安寧，百姓也無遠戍轉輸之苦。
狄仁傑所說的這個阿史那斛瑟羅是西突厥可汗阿史那步真的兒子，在垂拱初年被授為右玉鈐衛將軍、兼池都護、繼往絕可汗，統轄西突厥十姓部落中的五弩失畢部落。天授元年（690），改授左衛大將軍，改封竭忠事主可汗。他的勢力最大時，部下共有20員都督，每位都督統兵7000人，牙帳設在碎葉，遠近諸族部落皆歸附他的統轄之下。後來由於不斷遭到東突厥默啜的侵掠，部眾離散，斛瑟羅遂率殘部六七萬人，遷入內地，不敢再回故地。
阿史那斛瑟羅在安西四鎮尚有官軍屯戍的情況下，都沒有能守住故地，在官軍內撤後由他單獨守禦四鎮恐怕更難擔此重任。事實已經證明行不通的事，狄仁傑卻提出要斛瑟羅再回去重任可汗，顯然不切實際。狄仁傑提出這個建議的曆史根據是唐太宗曾任李思摩為可汗，統率東突厥部落返回故地守禦。但是，唐太宗的這個做法後來證明也是失敗的，李思摩在薛延陀的壓力下，無法統禦部眾，單騎返回長安。狄仁傑的這個根據也是不成立的。唐朝設立安西四鎮不僅在於控製天山以南廣大地區，對於維護絲綢之路的暢通，保證中西經濟、文化的交流，都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在經濟上巨大的商業利益也是相當驚人的。狄仁傑雖然是傑出的政治家，但是和中國古代的許多傑出人物一樣，都存在著一定的曆史局限性。比如唐初名相魏徵也持和狄仁傑相同的觀點，與狄仁傑同時代的人持有這種觀點的也並非他一人。這種觀點滋生於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比較發達的土壤上，與古代中國這種相對封閉的地理環境有直接的關係。狄仁傑的主張遭到右史崔融的反對，他上疏指出：如果一旦放棄四鎮，將會導致吐蕃乘虛進占西域。吐蕃占有西域，實力增強，必然向東進攻高昌（新疆吐魯番一帶），進而威脅敦煌（甘肅敦煌西南），西部邊境將永無寧日。崔融指出這個問題非常重要，自從吐蕃強盛以來，成為唐朝的勁敵，安西四鎮在軍事上的意義就在於此，牽製了吐蕃的力量，使其不敢全力向東進攻。安史之亂時，唐朝為平定叛亂，從西北大量地抽調精銳軍隊到內地，致使安西及河隴地區陷於吐蕃。從此以後，吐蕃便沒有後顧之憂地直接威脅關中，甚至一度攻入長安，迫使唐朝每年都從關東抽調軍隊到關內防秋，即防禦吐蕃侵擾，造成非常嚴重的後果。很明顯，在這個問題上崔融比狄仁傑看得更遠一些，他的建議不被朝廷接受自然也就不難理解了。不過狄仁傑主張的出發點在於減輕百姓的賦役負擔，減少國家的財政壓力，穩定國內局勢，這些都是可取的，隻是沒有找到更好的解決辦法而已。
唐武宗會昌三年（843），黠戛斯進攻北庭都護府，當時朝廷中有人主張出兵援救，宰相李德裕就曾以狄仁傑的這個主張為依據，斷然否決了出兵的建議。可見具有與狄仁傑相同觀點的還大有人在，而且還不止李德裕一人。在唐朝以來的曆朝中也都有類似觀點出現，這就說明植根於這塊土壤的傳統觀念是多麼地根深蒂固，決非一時一事所引發的現象。
高麗問題也引起了狄仁傑的高度關注。唐朝初年，今朝鮮半島上共有3個國家，即高麗、百濟、新羅。由於高麗占據著遼東地區，而這一地區漢魏以來一直是中國領土，這就引起了唐太宗收複故土的欲望。他曾親率大軍征伐過高麗，結果铩羽而歸。唐高宗即位後，利用高麗內部矛盾激化，實力有所削弱之機，派李為大總管，統率大軍於總章元年（668）滅亡了高麗。設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朝鮮平壤），下轄9個都督府、42個州，以右武衛將軍薛仁貴為檢校安東都護，都督、刺史、縣令由華人與高麗人參雜充任。由於當地人不滿唐朝的統治，不斷舉兵反叛，雖遭到唐軍的鎮壓，但矛盾始終未能緩和。上元三年（676），唐朝移安東都護府於遼東故城（遼寧遼陽），並將華人任都督、刺史的統統撤出。儀鳳二年（677），安東都護府又移至新城（遼寧沈陽東北）。聖曆元年（698），改安東都護府為安東都督府。唐朝不斷遷移安東都護府的行為，表明已無意再在朝鮮半島插足，實際控製區已完全移到今朝鮮大同江以北。唐軍撤出後，朝鮮遂逐漸為新羅所統一。
聖曆二年（699），狄仁傑又一次上表，請求廢去安東都督府，以高麗王族高氏後人為君長，恢複高麗政權。主要理由與以前請求放棄安西四鎮大同小異，認為遼東屯兵的資糧大部依賴於海上運輸，而海上風濤無常，船隻漂沒，損失頗大，屯兵計口給糧，猶且不足。長期以往對中國不利，隻能導致弱幹強枝，肥四夷而瘠中國的不良後果，而恢複高麗政權，還可以獲得存亡繼絕的美名。
狄仁傑的這個主張早在神功元年就已經提出過，此次是舊話重提。實際上唐政府早在儀鳳（676—679）中就曾封高麗國王高藏為遼東都督、朝鮮王，居於遼東城，管轄舊部。由於高藏到遼東後，密謀聯合反叛唐朝，事泄後被高宗召回長安，流放到邛州（治今四川邛崍）。其舊部分散到河南、隴右諸州，隻有貧弱者仍留遼東。垂拱二年（686），武則天又封高藏孫高寶元為朝鮮郡王。聖曆元年，封其為忠誠國王，打算讓他統轄在遼東的高麗部眾，因故未成。次年，狄仁傑重提此事，遂又任命高藏的兒子高德武為右武衛大將軍、安東都督，讓他統管遼東舊戶。但是，由於遼東的高麗舊戶多已分散投奔突厥、，所剩人戶極少，以高氏為君長已失去實際意義。
至於狄仁傑主張廢去安東都督府，撤回軍隊的建議，實際並不可行。他主張恢複高麗高氏統治地位的建議，是建立在“三韓君長，高氏為其主”《全唐文》卷169《請拔安東表》。的基礎之上，即想憑借高氏在當地影響力穩定局勢。由於高麗舊戶已分散到各地，遼東地區並無多少高麗人，即使恢複其統治已無任何實際作用，而且一旦撤回軍隊，罷去安東都督府，遼東無人管理，將會給突厥或以可乘之機，他們一定會乘虛而入，占據這一地區。這樣營州（治今遼寧朝陽）、幽州（治今北京西南）等唐朝固有領土，將永無寧日了。因此，他的這種主張不被接受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狄仁傑以上主張之所以多不切實際，不為朝廷所采納，除了受傳統思想的影響外，他作為一位文臣，對軍事問題的生疏，也是他的主張流於空泛的一個重要原因。與他的政治觀點相比較，狄仁傑對邊疆軍事的主張明顯地表現出自守性、封閉性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