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反對佛教、諫造大像
武則天尊崇佛教，狄仁傑反對佛教，君臣之間在這個問題上有很大的分歧，由於狄仁傑在這個問題上措置得當，信仰上的分歧並沒有破壞她（他）們之間政治上的合作關係。
武則天的母親楊氏就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武則天當上皇後以後，她利用這種特殊的關係，重建了漢代的太平寺，又在嵩山少林寺中建塔。在楊氏的影響下，武則天從小就受到佛教思想的熏陶，又有過在感業寺當尼姑的生活經曆，使她與佛教結下了不解之緣。顯慶元年（656），太子李弘病重，武則天和唐高宗曾祈求如來大發慈悲，予以保佑。李弘病愈後，遂於長安延康坊西南隅建寺。這年11月，中宗李顯降生時難產，武則天與唐高宗向高僧玄奘許願，如佛能保佑平安，所生是男，可以隨玄奘出家。後來李顯便成了玄奘的弟子，玄奘給他起名“佛光王”。睿宗李旦降生時，武則天也曾在蓬萊宮的含涼殿內大搞佛事。鹹亨元年（670），武則天的母親楊氏死，她便把長安休祥坊舊宅改建為佛寺，以追薦冥福。今洛陽龍門石窟中的大盧舍那佛像，也是她輔政期間雕造的。至於繕寫佛經，廣度僧尼，更是尋常之事。垂拱四年（688），明堂修成後，她也不忘在明堂北麵修建一座五級天堂以安放大佛像。這些情況表明武則天與佛教的關係，不僅僅是利用佛教為政治服務，同時也是一位虔誠的信仰者。
唐代是佛教的大發展時期，也是佛教中國化趨勢發展最快的時期。唐朝的大多數皇帝都崇佛，連唐太宗也不例外。因為李唐皇室自稱是老子李耳的後裔，所以也尊崇道教。貞觀十一年（637）正月，唐太宗下詔規定：道士、女冠的地位在僧尼之上。引起了佛教徒的極大不滿。盡管如此，並不表示唐太宗排斥佛教，他之所以如此，完全是出於政治上的需要。武則天要改朝換代，爭當皇帝，總得要找一些理由出來，從儒家、道家的經典中是無法找到女人稱帝的根據，勢必從佛教經典中找根據，結果從《大雲經》中找到女子可以稱王的說法。利用佛教大造改朝換代的輿論，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武則天不僅利用佛教爭當皇帝，她還利用人們普遍信仰佛教的現象，把自己裝扮成佛王形象，以教化其民。她當了皇帝以後，於證聖元年（695）正月稱“慈氏越古金輪聖神皇帝”，這是彌勒的佛王號，顯然武則天是以彌勒的佛王形象麵世。武則天利用《大雲經疏》為當皇帝造輿論時，曾有太後乃彌勒下生，當為“閻浮提主”（即人世之主）的說法，故其以彌勒的佛王形象麵世也就不奇怪了。但是武則天對彌勒形象並不喜歡，所以此後又選擇以密宗千手千眼觀音的佛王形象麵世。實際上早在證聖元年以前，武則天就已使用了帶有濃厚佛教色彩的尊號，如長壽二年（693）稱“金輪聖神皇帝”，次年稱“越古金輪聖神皇帝”。證聖元年二月下詔去“慈氏越古”之號，表明她放棄彌勒的佛王形象。九月，又稱“天冊金輪大聖皇帝”。武則天的這四個尊號皆有“金輪”二字，說明武則天又以金輪王自居。佛經上說世界到一定時期，有金、銀、銅、鐵四輪王出現，統稱輪轉王，其中以金輪王最尊，統治四大部洲，有七寶導從，是人間的聖王。武則天初稱“金輪聖神皇帝”時，即“作金輪等七寶，每朝會，陳之殿庭。”這些情況說明武則天即以佛王形象又以佛經中的人間聖王的佛俗雙重身份麵世，以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佛教對武則天來說既然有如此重要的政治作用，提高佛教地位勢所必然。於是她稱帝後不久，即天授二年（691）四月，頒敕規定佛教地位應在道教之上，僧尼位在道士之前。宗教地位的高低完全由政治來決定，於是宗教也就淪為人們所玩弄的政治工具了。
狄仁傑不信鬼神，對佛教也不信仰。當武則天利用佛教大造輿論時，狄仁傑地位還不高，無法和武則天直接對話。他二次重任宰相後，尊貴的政治地位使他具備了和武則天直接對話的條件，於是便針對武則天佞佛頻頻進諫，十分鮮明地表達了自己的反佛態度。
狄仁傑不是思想家，所以他反佛時和古代許多反對佛教的政治家一樣，很少從理論的角度批判佛教教義，更多的還是從華夷之別、勞民傷財、倫理觀念、社會危害等角度，對佛教提出批判。久視元年四月，有胡僧奏請武則天前往山寺觀看舍利，武則天欲率眾離開洛陽前往觀看。狄仁傑堅決反對此類活動，攔住車駕奏請不要前往。他認為“佛者夷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這種在宗教上區分華夷之別的觀點，並非新鮮觀點，遠的不說，唐初的思想家傅奕就持這種觀點。狄仁傑實際是這種觀點的繼承者和宣傳者。狄仁傑有一個很突出的特點，就是進諫時非常注意方式、方法，往往站在關心被諫者的角度去阻止其行為。他告訴武則天胡僧不過是在利用天子駕臨的宣傳效應，迷惑百姓，撈取經濟上的好處。且山路險狹，不便侍衛，安全無法保證。這樣就迫使武則天不得不認真考慮他的意見，最終使女皇中途而返。
武則天在天授元年（690）下敕規定，兩京、諸州各建大雲寺一區，以後又陸續建造了長壽寺、崇先寺、崇福寺、薦福寺，修繕了慈恩寺、敬愛寺、福先寺等。加上以前諸帝及王公、貴戚和各地自發興建的佛寺，致使全國各地“殿堂佛宇，處處皆有”。《唐會要》卷49《像》。武則天對佛寺保護有加，規定“盜佛殿內物，同乘禦物”。到了武則天晚年，不僅佛寺越建越多，而且規模宏大，雕飾華美，佛像往往用黃金、寶珠綴飾，耗費了大量的資財。狄仁傑對此痛心疾首，上疏極力反對。他尖銳地指出：“今之伽藍，製過宮闕，窮奢極壯，畫繢盡工，寶珠殫於綴飾，材竭於輪奐。”《全唐文》卷169《諫造大像疏》。伽藍，僧伽藍摩的略稱，是對佛教寺院的通稱。狄仁傑認為如此巨額的資財，決不可能全靠僧尼化緣、人們施舍而來，必然要動用國家資財。他還認為不論建造佛寺的經費從何而來，總是社會財富，所謂“物不天來，終須地出”；建造寺塔總要役使人力，所謂“工不使鬼，止在役人”。所有這一切，“不損百姓，將何以求？”狄仁傑還有一個重要的觀點，認為社會生產的財富是有限的，如果毫不節製地使用，必然造成財力緊張，用度不足的狀況，這樣就免不了要增加租賦，致使編戶痛切肌膚，難免不受官吏的“楚”。
在這一時期中，一些僧侶由於種種原因，得到了武則天的信任，使他們得以出入宮廷，獲取錢財。如婆羅門僧惠範，“奸矯狐魅”，“左道弄權”，卻被武則天視為聖僧，寵信異常。武則天的女兒太平公主對此人更是崇禮有加，“以為梵王”。惠範甚至可以騎乘官馬，出入宮掖，被賞賜的綾羅及金銀器物不計其數。給武則天合製長生藥的胡僧也獲得了大量的賞賜。尤其是內寵薛懷義剃度為僧後，出入內宮，如履平地，依仗武則天的權勢胡作非為。朝中獻媚之士對他敬若神明，號為薛師。宰相宗楚客為討好薛懷義，為他作傳記2卷，稱其為釋迦重生，觀音再生，因而得以升任宰相。薛懷義在明堂北麵所造的大佛像，高900尺。又造大金剛像，僅頭部就高達200尺，用牛血塗染麵部，誑稱是刺薛懷義膝部血染成。這些大像造成後，在洛陽城中召開無遮大會，觀者如潮，士女雲集，又以內庫錢拋撒於道，人們爭相拾取，互相踐踏，致使不少老人、少兒死於非命。當夜天堂火起，延燒到明堂，飛焰衝天，火光照得洛陽城如同白日。大火還燒毀了內庫，無數資財化為灰燼。社會上的遊僧到處妄陳禍福，騙人錢財。有的僧人私自納妾，有的誘騙百姓子女，有的佛寺擅自度僧，據狄仁傑估計，這類私度僧尼全國有數萬之眾，僅洛陽一地檢查出的多達數千。所有這些現象引起不少有識之士的憂慮和憤慨，紛紛上疏要求設法改變，狄仁傑就是其中反對最為堅決的一個。狄仁傑主要是從佛寺和僧尼的增多對百姓盤剝和對國家租賦收入的影響角度，提出了激烈的批評。他指出廣建寺院精舍，名曰化緣，實際為強征攤派，催促之急超過了官吏督課租稅。甚至僧尼作法事，也要百姓出錢。寺院經濟對國家財政收入的影響也很大，所謂“膏腴美業，倍取其多；水碾莊園，數亦非少”，加上為數眾多的不納租稅的僧尼，使國家稅收大受影響。他說：“一夫不耕，猶受其弊，如此眾多的僧尼，坐費衣食，又劫人錢財。臣每思至此，實為悲痛。”憂國憂民的忠臣形象躍然紙上。
久視元年（700）閏七月，武則天又要建造一尊大佛像，為了避免群臣反對，她下令要全國僧尼每人每日出一錢，“以助其功。”狄仁傑這時已老病交加，快要走到生命的盡頭，得知此事後，不顧體弱病痛，毅然上疏勸諫。他在表章中列舉了佛寺、僧尼的種種危害，並以南朝梁武帝、簡文帝迷信佛法，施舍無度，最終身敗名裂的曆史教訓，希望武則天能引以為鑒戒。他還認為國家近年以來，水旱災害頻頻發生，百姓困苦，征役繁重，如果此時再興大役，建造佛像，國力、民力將不堪重負。他針對讓僧尼捐錢造像之事，批駁說：“雖然名為僧尼捐錢，所得之數，百未及一。且造大像，必然不能置於露天之下，這樣又要建造高大的殿堂，有了殿堂，還要修建相應的廊廡。如此巨大的工程，卻說不損國財，不勞百姓，豈非自欺欺人？”狄仁傑還巧妙地利用佛教教義向武則天進諫。他說：“如來創立佛教，以慈悲為主，普濟眾生，其本心如此，豈能勞役百姓，以圖虛飾？”最後狄仁傑建議在目前國內有災，邊境不寧的情況下，“宜寬征鎮之徭，省不急之費，”不要再幹勞民傷財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