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十篇 輔弼女皇
狄仁傑一生最輝煌的時期是在晚年，可謂地位尊貴，身名俱隆。盡管如此，他仍不惜耗盡自己的才智心力為國操勞，這種不凡的品格贏得了萬民敬仰、千古流芳的美譽。
神功元年（697）至久視元年（700），是狄仁傑一生中最為平穩的三年，就像一隻大船，經過長期的風浪顛簸，終於靠上了風平浪靜的港灣。然而狄仁傑卻並沒有放縱自己，雖然政治上比較平穩，繁忙的國事卻使他不得片刻安寧，強烈的責任心促使他時時操心軍國大事，思考著安邦定國的方略，在許多重大的問題上提出了自己獨特的見解。
一.狄仁傑與武則天
狄仁傑這一時期的平穩生活與整個政治形勢的平穩有直接關係。晚年的武則天變化很大，懷疑一切的心理漸趨平穩，她的注意力不再放在防止宗室和朝臣謀反問題上，因而她結束了酷吏政治，使得朝臣們的安全感大大地增強了。這一時期突厥、吐蕃頻繁地侵擾邊境，如何對付外來的威脅使她不得不加以關注。還有一個重要問題也時常困擾著這位女皇帝，這就是選擇繼承人的問題。以武承嗣、武三思為代表的武氏子弟與李顯、李旦以及擁戴他們的一批朝臣圍繞帝位繼承問題鬥爭得十分激烈，使武則天大傷腦筋。在狄仁傑等一些朝臣的極力主張下，迎回了“廬陵王（李顯）並立為太子，使這場鬥爭暫時平息了下來，但卻又產生了一個新問題，即如何調合李氏家族與武氏家族的矛盾和關係？
為了妥善解決這一問題，武則天想了許多辦法，如她曾命太子李顯、相王李旦、太平公主與武氏子弟盟誓，要互相和好、融洽，並在明堂告之於天地，將誓文鑄於鐵券，“藏於史館”。希望用這種辦法來約束雙方的行動，達到和平相處的目的。她甚至賜太子李顯姓武氏，並為此大赦天下。因為李旦早就賜姓為武了，迎回李顯後，將他也賜姓武氏，這樣兩個家族就成為一個家族了，她以為這樣就可以消彌雙方的矛盾，從此相安無事了。此外，她還做了一些改善李、武關係的工作，如聖曆二年（699）十月，命令“太子、相王諸子複出閣”。以前這些李氏子弟都被幽禁起來，這道命令的頒布，意味著恢複了他們的自由。改善李氏子弟待遇，也是為了調合雙方的關係。武則天所作的這些努力必定是有限度的，不能從根本上調合雙方的關係，如聖曆二年時，鳳閣舍人韋嗣立上疏要求，“自垂拱以來，罪無輕重，一皆昭洗，死者追複官爵，生者聽還鄉裏。”其中當然也包括被誅殺、被流放的唐朝宗室。接受這個建議，就意味著徹底否定武則天過去所做的一切，這當然是她所不願意的。她不能做到這一點，也就無法徹底改善與李氏家族的對立關係。從當時的實際情況看，即使武則天接受了韋嗣立的建議，也無法彌合雙方關係長期形成的裂痕。
晚年的武則天身體狀況很不好，經常生病，幾度病危。如聖曆二年二月，武則天病情危重，遣給事中閻朝隱禱告於少室山。久視元年（700）四月，武則天前往三陽宮避暑，次月病情再次加重，服用胡僧配製的藥後，稍有好轉。年老多病的武則天，當然也希望自己身體康健，長生不老。於是她命胡僧煉製長生藥，花費了3年時間，耗費資財巨萬，終於合製成功，服用以後，武則天自感效果神妙。這樣就更加刺激了她追求長生的信心，於是便在聖曆三年五月改元久視，希望能長久地君臨天下。人到老年最怕寂寞，這時的武則天便頻頻地舉辦內宴，召武氏子弟及內寵張易之、張昌宗等相聚，“飲博嘲謔。”有時她還命張昌宗身著羽衣，乘木鶴，吹笙，扮作仙人模樣，在宮中戲笑玩樂，並命禦用文士賦詩助興。為了滿足她娛樂的需要，改控鶴府為奉宸府，多選美少年為奉宸內供奉，以供驅使。這件事甚至引起了維護所謂禮教的守道朝臣的反對，但武則天也在所不惜。總之，武則天想盡一切辦法來滿足自己生活的需求，打發她晚年的日子。
在這種情況下，武則天便需要一位德高望重、才智過人的重臣輔佐她處理朝政，狄仁傑在她看來就是一位最好的人選。神功元年閏十月，狄仁傑任鸞台侍郎、同平章事。聖曆元年八月，任檢校納言。久視元年正月，任內史。幾乎一年一遷。在這一時期的宰相中，狄仁傑是升遷最快的一位。史書記載說，武則天信任並倚重狄仁傑，群臣莫及，常稱呼為國老，從不直呼其名。按照當時製度，宰相要輪流在政事堂值班，武則天考慮到狄仁傑年事已高，特令免除宿直。她還告誡其他宰相，如果不是軍國大事，不許打擾狄國老。狄仁傑入宮見武則天，她常常製止狄仁傑，不許他行叩拜禮，說：“每見公拜，朕亦身痛。”有一次，狄仁傑陪同武則天出遊，一陣大風吹落了狄仁傑的頭巾，馬驚不止。武則天見狀，惟恐狄仁傑有閃失，命令太子追上前去保護，太子抓住馬（馬籠頭），製服了驚馬。久視元年，武則天幸三陽宮，百官公卿侍從者甚多，惟獨給狄仁傑賜予宅一區。晚年的狄仁傑身體狀況不好，患有疾病，他曾以年老多病為理由，向武則天提出辭職，武則天不予批準以上見。
武則天信任狄仁傑不是出於一時的好感，而是長期任用和觀察的結果，正像在《授狄仁傑內史製》中所說的那樣：“出移節傳，播良守之風；入踐台閣，得名臣之體。”在這篇製書中，武則天把狄仁傑比喻為當代的管仲、樂毅，稱讚他有致君堯舜的願望，對朝政能“深陳可否”，對君主則敢於“顯言得失”。這些話決非虛美之辭，和當時的其他數位宰相相比，狄仁傑的這些優點顯得更為突出。從神功元年以來的3年中，武則天先後任用了21位宰，大部分隨任隨罷，不能久用，除了武氏子弟和一些趨炎附勢之徒外，較有名望的有婁師德、魏元忠、陸元方、姚崇、王及善等人，此外，蘇味道、李嶠在任也較久。婁師德死於聖曆二年，魏元忠空有其名不敢諫諍，姚崇此時資望尚淺，陸元方為人清正謹慎，因得罪武則天很快被罷相。王及善雖清正有氣節，但缺乏學術，不是宰相的很好人選，與婁師德同年死去。蘇味道此人不僅遇事模棱，而且善於獻媚，試舉一例，即可見其一斑。長安元年三月，天降大雪，蘇味道率百官入宮進賀天降瑞雪，以討取武則天的歡心。殿中侍禦史王求禮曾出麵勸阻，不聽，於是進言說：“現今已是陽春時分，草木發芽，天降大雪，勢必形成災害，豈可稱瑞！凡進賀者皆是諂諛之徒。”武則天聽後為之罷朝。李嶠為相不識大體，他主持天官銓選時，曾增置員外官數千人，形成嚴重的冗官現象，造成了很壞的曆史影響。又依附張易之兄弟，為正直朝士所不齒。蘇味道、李嶠的優點是擅長文辭章句，有人認為觀其文章表疏，也不是沒有精辟見解；驗其輔弼之道，則全無忠貞之事。所以狄仁傑認為蘇、李二人作為文吏足矣，作為輔相則缺乏卓見奇才。當時人評價李嶠時認為，李公有三大缺點，即性好升遷，卻見不得別人升官；性好文章，卻憎惡他人有文采；性好貪濁，卻不願他人受賄。這些評論可謂一針見血。正因為這樣，所以武則天才格外信任與器重狄仁傑。狄仁傑在當時實際上已處於首輔的地位，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武則天對狄仁傑信任不疑，狄仁傑對武則天也是投桃報李。盡管武則天規定非軍國大事不許再煩狄國老，然狄仁傑並未就此放縱自己，仍日夜操勞朝政。他經常為一些重大國事與武則天發生爭議，史載：“仁傑好麵引廷爭，太後每屈意從之。”可見在重大問題上狄仁傑還是能堅持己見，並不無原則地屈從武則天。同時也說明武則天十分尊重狄仁傑的意見。根據記載，狄仁傑在這數年中，前後奏對，“凡數萬言。”可惜的是這些史料已大都佚失不傳了。現能知道的主要有諫造大像和如何處理民族問題兩事，這些後麵還要詳談。另有一事是天授二年（691）他第一次任宰相時對武則天的進諫。這次進諫是由一位太學生上表向武則天請假而引起的。狄仁傑認為天子隻有生殺之權不應下移，其餘各種權力都應由朝廷諸司掌握，比如文昌左右丞，徒刑以下的犯罪不過問；左右相，流刑以上的犯罪才審查，原因就在於事情比較重要。學生告假之類的事，本是丞、主簿等官員所應管的事務，結果天子都要親自過問，並為此專門下一敕令，上行下效，天下事不論大小都來由天子處理，不知將要發多少敕才能滿足需求。且慮事不一定周全，難免產生積怨。狄仁傑要求審明辦事規程，規範行為，避免再發生此類事情。此事得到武則天的讚同。狄仁傑進諫往往能抓住問題的實質，小處見大，不就事論事，他的這個特點在重大國事的決策上體現得最為明顯。所謂善能斷大事。因此，當狄仁傑去世後，武則天十分悲痛，說：“朝堂空矣。”自此以後朝廷每有大事，諸位宰相議論紛紜，不能決斷時，武則天便歎息地說：“天奪吾國老何太早邪！”
狄仁傑雖然敢於進諫，甚至與武則天當廷爭論，但他始終把握著一定的度，即隻談國事，不及其他，尤其是一些敏感問題和武則天的私生活。在有關唐代史籍中，不少朝士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此類問題，但還未見到一條狄仁傑談論這類問題的記載。這種現象的出現，一方麵也許是狄仁傑吸取了自己或他人的教訓，另一方麵大概是他認為有些事為生活小節，沒有必要為此大驚小怪，有些事解決的時機尚不成熟，不宜過早地提出。在對待武則天的繼承人問題上，狄仁傑表現得非常積極，因為這個問題決不是皇室內部的所謂家事，而是關係到國家未來的大事，所以他力主以李氏子弟為繼承人，反對以武氏子弟為嗣君。
通觀狄仁傑一生的言論與行動，他並不反對武則天個人，也擁戴和承認武則天執政的合法性。他之所以匡複唐室，是出於隻有李氏子孫才是合法皇帝繼承人，匡複唐室是作為唐臣應盡的責任，即所謂為臣大義的認識，從而否定武氏政權繼續下去的必要性和合法性。他始終認為武則天是唐室的皇後，她的執政本應是唐朝統治的繼續，盡管武則天已經稱帝十幾年，但最終還應當把政權還給李氏子孫，隻有這樣才合理。事實也是當武則天把廬陵王迎回並立為太子時，她最終還要回到李氏媳婦地位的命運就已經決定了。
由於這樣的認識，狄仁傑把自己所做的一切事都視為為國家（唐朝）效力，並非為某個個人做事。比如契丹李盡忠、孫萬榮舉兵反叛時，他們部下有兩員戰將十分驍勇，即李楷固、駱務整，能騎射，善用槊。李楷固曾生擒過朝廷大將張玄遇、麻仁節，駱務整也屢次擊敗過官軍。孫萬榮死後，二人皆來歸降。有人主張將他們全族誅殺，狄仁傑堅決反對，認為將才難得，他們既然能為李盡忠、孫萬榮出力，如果善加撫慰，必能為朝廷所用。奏請予以赦免。他的親屬都出麵阻止，擔心由此引來大禍，狄仁傑說：“苟利於國，豈為身謀！”武則天最後還是采納了狄仁傑的意見，赦免了他們的罪行。狄仁傑請求授予官職，武則天遂任命李楷固為左玉鈐衛將軍，駱務整為右武威衛將軍。久視元年六月，命二人率軍征討契丹殘餘力量，獲得大勝。次月，李楷固、駱務整凱旋，武則天在洛陽含樞殿舉行了盛大的獻俘儀式。升任李楷固為左玉鈐衛大將軍，封燕國公，賜姓武氏。武則天十分興奮，又召集公卿，舉辦了慶功宴會。在宴會上，武則天舉酒對狄仁傑說：“這都是國老的功勞。”並重賞狄仁傑。狄仁傑回答說：“此乃陛下威靈，將帥盡力，臣何功之有！”堅決推辭不接受。武則天由此更加敬重狄仁傑。狄仁傑不居功、不受重賞的行為，說明他對名與利十分淡薄，從而也證明了張評論狄仁傑“晚途錢癖”的說法，並非真實情況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