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推陳出新 3.精品陳列
由於法門寺博物館珍寶閣展覽麵積狹小，布展手段落後，既影響文物展示效果，又不利於遊人安全。同時，原來的文物陳列無論內容和形式都無法滿足廣大觀眾的需求，因此陳列改造勢在必行。為了響應國家西部大開發的號召，適應21世紀文博旅遊事業發展的需要，進一步弘揚中華民族文化，全麵展示法門寺文化文物的豐富內涵，提高法門寺博物館的知名度，讓法門寺旅遊區錦上添花，在全國各界人士的關懷下，法門寺博物館傾注了極大的熱情和心血，籌措資金，投資1000多萬元建成法門寺曆史文化陳列館。
2001年11月15日，重新定位和包裝的“大唐神采東方慧光”——法門寺曆史文化陳列對外開放。該展覽的成功舉辦，正是法門寺博物館牢固樹立精品意識，實施精品戰略，突出時代精神，團結拚搏，開拓進取的集體智慧的結晶。該陳列由法門寺曆史文化、佛教文化、大唐珍寶等三部分組成，陳列麵積由原來的600多平方米增加到3200多平方米，參展精品文物300多件。法門寺曆史文化陳列氣勢磅礴，在這裏可以看到中國文化和漢化佛教；法門寺佛教文化陳列居高臨下，體現了佛指舍利在中國曆史和世界佛教史上的獨特地位；法門寺大唐珍寶陳列金碧輝煌，以國之重寶的地位再現了大唐王朝的輝煌。其展覽規模之大、設計水平之高、精品數量之多，自法門寺地宮文物出土以來尚屬首次。由於在“精”字上下功夫，做到內容上千錘百煉，展品上精挑細選，藝術效果及製作工藝上精益求精，陳列品位和展示手段得到進一步提升，因而更具有視覺衝擊力、曆史穿透力和文化震撼力，在社會上產生了強烈的“精品效應”。中國文物報社社長李文儒、原上海博物館館長馬承源先生參觀後認為整個陳列富有創意，采用圖文並茂的方式展現了唐文化的博大精深，具有很強的震撼力，使人耳目一新。
2001年11月25日，國家文物局局長張文彬在陝西省文物局局長張廷皓的陪同下，興致勃勃地參觀了法門寺曆史文化陳列。他高度評價道：“這個陳列真好，有泱泱大唐的風度。以前好多館隻是把文物擺放出來，而這個陳列很直觀，使人們詳細了解了法門寺的曆史和文物。”參觀完畢後，他為法門寺博物館題詞留念：“國寶淵藪，重任在肩。”次日，在陝西省文物局機關和直屬文博單位領導幹部座談會上，張文彬局長再次肯定了法門寺曆史文化陳列，認為“法門寺博物館的文物陳列搞得特別好，是第一流的，突出了文物的豐富內涵”。2003年7月，由國家文物局主辦，中國博物館學會、中國文物報社承辦的2001—2002年度“全國十大陳列展覽精品”評選活動中，法門寺博物館《寧靜的輝煌——法門寺文化文物陳列》榮獲第五屆“全國十大陳列展覽精品”獎，填補了陝西省文物精品陳列的空白。同年9月13日，在四川峨眉山舉行的頒獎大會上，國家文物局副局長董保華說：“陳列展覽是博物館工作整體水平的體現，十大陳列展覽精品代表了全國博物館在陳列上所達到的最高水平。”
主題為“大唐神采東方慧光”的法門寺曆史文化陳列，其前言為：
在20世紀中國現代考古發現中，法門寺地宮是最重大的發現之一。1987年4月，兩千多件大唐皇室重寶簇擁著舉世無雙的佛指舍利橫空出世，法門寺在一夜之間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
當信仰的真實演變為曆史的真實時，佛祖的寸餘法身即成為精神象征。佛典記載，公元前3世紀，印度阿育王為弘揚佛法向世界散施佛舍利，法門寺得其指骨舍利而成中國古代四大佛教聖地之一。有唐一代三百年間，八帝六迎佛骨，朝野轟動，舉國沸騰，法門寺成為皇家寺院及全國朝拜中心。佛骨的迎送涉及唐代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外交等各個領域，法門寺的輝煌曆程正是唐代社會的一個形象化縮影。
法門寺地宮文物以佛教密宗禮佛陣容之完美形態，向當今世界展現了千年之前大唐文明的風采神韻：璀璨奪目的金銀器群，呈現出皇朝工藝的最高成就；千峰翠色之秘色瓷，揭開了撲朔迷離的千古之謎；異國情調的琉璃器，反映了中外文化的密切交往；奇彩幻色的皇家服飾，堪稱中華紡織奇珍、世界絲綢寶庫……
“法門寺曆史文化陳列”以出土文物為依托，以唐代社會為背景，充分運用現代表現手法，旨在全麵展示大唐雍容大度、雄渾豪邁的時代特征，表現中華文明的博大精深，褒揚勞動人民的勤勞智慧。大唐神采所體現出的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將激勵現代中國走向更加燦爛輝煌的明天！
序廳序廳陳列以法門寺地宮文物為載體，在內容與形式兩方麵通過精心設計和製作，構塑出壯闊的場麵和恢弘的氣勢，再現了千年之前大唐社會輝煌燦爛的曆史畫卷。以引人注目的仿唐建築造型以及舞台藝術效果處理的序廳給人一種從現代進入古代的過渡，穿越時空隧道的感覺，在追求總體藝術效果方麵達到較高境界。
進入序廳，首先映入眼簾的主體展品為仿製放大的鎏金銅浮屠。浮屠就是塔的意思，鎏金銅浮屠出土於法門寺地宮前室漢白玉雕琢的阿育王塔內，用以供奉第四枚佛指舍利。法門寺地宮出土文物中，鎏金銅浮屠是最具有標誌性意義的典型文物。據專家推斷，它可能是唐代四級木塔的原型。金代僧人師偉曾盛讚唐代真身寶塔有“三級風簷壓魯地，九盤輪相壯秦川”之勢，令人遙想其宏偉壯觀之景象。其宗教文化與大唐文明的豐富內涵及其表征意義顯而易見，因此置於此間中心位置，以提綱挈領、開宗明義。
晨曦中，一輪紅日從東方冉冉升起，照耀著法門寺真身寶塔和仿唐式建築群，更烘托出千年古刹法門寺沉雄蒼勁的氣氛，象征著法門寺博物館的文博旅遊事業就像一輪旭日蒸蒸日上，蓬勃發展，展望未來，充滿了無限希望和生機。在經曆了盛唐的輝煌之後，伴隨著法門寺地宮文物的出土，法門寺文化會再度大放異彩，又將迎來它高度發展和繁榮時期，由此揭示了“大唐神采東方慧光”的陳列主題，陳列共分五個單元。
⑴寶塔巍然
千年枯榮——法門寺曆史沿革（第一單元）“周原膴膴，堇荼如飴”。周原，這塊地處岐山南麓、渭水北岸的沃土，是周人的祖庭，亦是中華文明最主要的發源地之一。在這裏，炎黃足跡播下了周族之根，周文化譜寫了曆史華章，秦文化撰就了時代新篇。其後的法門寺文化得以生發，正有賴於大地母親的孕育。其人文之盛，誠如孔子所譽“鬱鬱乎文哉，吾從周”。
絲路西去，佛典東來，自“絲綢之路”開通以來，中外文化交流日見擴展。法門寺地處東傳佛教必經之途，其後法門寺之勃興，實已自此開端。唐代法門寺盛極一時，宋代承唐之盛，猶有宏製。明代晚期，有重修寺塔之舉。清代以後，法門寺漸見衰落。
縱觀法門寺的千年曆程，凝聚著曆史的厚重，豐富了文化的積澱，其滄海桑田之變遷，留下許多寶貴的曆史鏡鑒。
明代銅塔刹
塔刹就是佛塔的頂端，刹是梵語“刹多羅”之略，意為“土田”，代表國土。1981年8月24日，法門寺明塔坍塌，銅塔刹從塔頂墜落，碎裂成數塊，經過工匠們的修複，得以完整麵貌重現在大家麵前。銅塔刹為覆缽形，由千斤銅鐵澆鑄焊接而成，包括座、身、頂三部分，構成一座小塔，高245厘米、底徑145厘米，中部鑄有銘文“大明萬曆三十七年造”，塔刹底座銘文“萬曆三十七年五月初七日造”，表明法門寺明塔竣工時間為1609年；“東”、“西”則表示銅塔刹安置的方位。下方鐵座上有銘文“保佑一方，國泰民安”，“皇圖永固，帝道遐昌”，“佛日增輝，法輪常轉”等，則說明當年建塔和鑄造塔刹的目的。由於銅塔刹體量巨大，已存數百年，極具曆史滄桑感，因此作為本單元的主體展品。
周原遠景（照片）
法門寺位於美麗富饒的關中平原西部古周原之上，周原是一塊古老而神奇的土地，為中華古代文明最主要的發源地之一。自古以來，周原地區物華天寶，人文薈萃，地理位置極為重要，自然條件十分優越。《詩經·大雅·綿》中曾盛讚道：“周原膴膴，堇荼如飴。”意思是說在周原這塊肥沃的土地上，即使生長出來的野菜都是甜美的。3000多年前，這裏是周人的故都和周文化的發祥地，曾經出土了數以萬計的各類文物，皆為國之瑰寶，堪稱藝術珍品，曆來被人們譽為“青銅器之鄉”，具有重要的曆史地位，法門寺文化就是在這種豐厚的文化積澱下形成的。
大克鼎（複製品）
周原遺址出土的青銅器數量之多、造型之精、紋飾之美、銘文之重要、內容之廣泛，都是世界文物史上所罕見的。在諸多傳世的西周青銅器中，大克鼎以其雄渾的形體、精美的紋飾、豐富的銘文內容蜚聲中外。
早在60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已有陶鼎出現，那時鼎是燒煮食物的炊器，用途相當於今天的鍋，最常見的形狀為圓鼎。到了奴隸社會，鼎的功用發生了變化，成為奴隸主貴族在祭祀和宴會上使用的禮器，相傳夏禹曾用銅鑄造九鼎以示他對天下的統治。特別是西周中期，用鼎製度非常嚴格，按照《周禮》規定：“天子九鼎八簋，諸侯七鼎六簋”，而大夫為五鼎，元士為三鼎。鼎成為統治階級劃分身份等級的重要標誌，尊卑有序，任何人不得僭越，後來又進一步上升為王權的象征。春秋時，五霸之一的楚莊王曾遣使詢問周朝九鼎的大小輕重，以後，“問鼎”就成為企圖篡奪王位和政權的代名詞。由於鼎的重要用途和渾厚莊重的造型被王室貴族所看中，成為青銅器中最重要的一種。
大克鼎為西周孝王時（前10世紀末）著名祭器，形體巨大，是迄今所見西周時期最大的青銅鼎之一。高93.1厘米、口徑75.6厘米、腹深74.9厘米，重201.5千克。口沿飾獸麵紋，腹部飾流暢的波曲紋。腹內壁鑄有銘文290字，字體工整，筆勢圓潤，堪稱西周中晚期青銅器銘文的典範。銘文主要敘述一個叫“克”的貴族依憑先祖功績，受到周王的冊命和大量土地、奴隸的賞賜等，是研究西周經濟製度的重要史料。清光緒十六年（1890）出土於陝西省扶風縣法門鎮任家村，同出器物百餘件。清兵部尚書、古物收藏家潘祖蔭以高價收為己有。抗戰時期，蘇州潘氏家人將大克鼎等珍貴文物深埋大廳地下，躲過了日寇多次搜尋。大克鼎及其收藏的大盂鼎和台北故宮博物院珍藏的“毛公鼎”被稱為“海內三寶”。1951年，潘祖蔭之弟潘祖年的孫媳婦潘達於向上海市文管會捐獻大克鼎和大盂鼎等珍貴文物200餘件，受到了文化部褒獎。
法門寺地望
圖法門寺北倚岐山，南臨渭水，與秦嶺主峰太白山遙遙相望。這裏地勢坦蕩，土地肥沃，風光旖旎，山川錦繡，自然景色格外迷人，正如昔人所雲“麵太白而千疊雲屏，枕清渭而一條翠帶”。法門寺不僅有著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而且曆史文化源遠流長，周圍有薑嫄故地、周原遺址、周公廟、五丈原、石鼓山、釣魚台等諸多人文景觀。
應該說，法門寺文化的產生雖與周原並無直接關係，但與法門寺所在位置及周原文化傳統有著必然的內在聯係。篇首陳列法門寺地望圖，正在於揭示法門寺文化之流長源遠與根基所植。
薑嫄故地
薑嫄故地位於扶風縣揉穀鄉薑嫄村。大約在五千年以前，炎帝部落生活在西秦的薑水之濱，故而姓薑。後來，薑姓部落的一部分後裔沿渭河向東遷徙，在草肥水美、氣候濕潤溫和的薑嫄一帶定居，建立有邰氏部落，這裏成為華夏先民最早繁衍的一塊生息地。黃帝時，舉薦周族先祖棄為農師，專門教民稼耕，因而百穀豐收，解除了人們的饑饉年荒。舜帝時，又封他為農官，管理天下農業。為獎賞他的巨大貢獻，舜帝將邰作為棄的封地，賜他封號“後稷（後為崇高之意，稷為農作物名）”，並賜姓姬氏。由於後稷在扶風薑嫄的農業示範影響了全國，使天下的農業有了更快發展。
周原遺址
商朝後期，周人首領古公亶父在周原興建岐邑，建都立國。周族以這裏為基地，繁衍生息，發展壯大，經古公亶父、公季、文王三代百餘年而後王天下。考古調查表明，聞名中外的周原遺址為目前保存最完好的西周遺址，其確切位置在今扶風縣黃堆、法門與岐山縣京當、祝家莊四個鄉鎮的交界處，東西長5公裏，南北寬4公裏，總麵積20平方公裏。1976年，經過考古發掘和清理，周原遺址不僅發現了兩座西周大型宮殿遺址（即岐山鳳雛遺址和扶風召陳遺址）和許多墓葬、窖藏、作坊遺址，而且出土了青銅器、甲骨文、玉石器、原始陶瓷器等稀世珍寶，其數量之多、價值之高，冠絕中外，一時與轟動世界的秦兵馬俑發現齊名，被列為新中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1982年，周原遺址被國務院確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釣魚台
釣魚台位於寶雞市陳倉區虢鎮南17公裏處的古磻溪河上，南依秦嶺，北望渭水，山清水秀，古柏疊翠，建築風格典雅，曆史久遠，為省級風景名勝區和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據《史記》記載，薑子牙名尚，東海上（今河南許昌市）人，博聞強記，經倫滿腹，韜略過人。曾在商朝任職，因紂王無道，國勢日衰，遂憤然出走，西入秦川，到磻溪河上隱居。垂釣十載得遇求賢若渴的周文王，被拜為丞相，從此為興周滅商施展文韜武略，建立了不朽功勳，成為著名的西周三公（周公、召公與薑太公）之一。
周公廟
周公廟位於岐山縣城西北7公裏處的鳳凰山南麓，坐北向南，三麵岡巒環繞，狀如簸箕，自然風光如詩如畫。《詩經》描述此地為“有卷者阿，飄風自南”，後人稱作古“卷阿”。“周公吐哺，天下歸心”，曹操的這一著名詩句，高度讚揚了西周政治家周公的傑出政績。周公姓姬名旦，文王第四子，武王同母弟，又稱叔旦，因采邑在周（今周原一帶），故稱周公。他輔佐武王伐紂滅商，建立周朝；輔佐成王率軍東征，平定叛亂；盡力竭智製禮作樂，為鞏固周王朝統治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並對後世典章製度的形成產生了重大影響。自唐代武德元年在這裏修建周公廟以後，曆朝曆代屢加修葺增建，形成了以周三公殿為主體，薑嫄後稷殿為輔，亭、台、樓、閣點綴的古建築群。整個建築相地就勢，對稱布局，殿宇雄偉，亭閣玲瓏，成為我國宏大的廟宇區之一。1957年，周公廟被列為陝西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92年，被批準為省級風景名勝區。
石鼓山
石鼓山位於寶雞市渭濱區石壩河鄉石嘴頭，南倚雞峰山（古陳倉山），北臨渭河，隔河與古陳倉城相望。山上曾有石鼓堡，東南方的石鼓寺中有清嘉慶十三年（1808）《重修石鼓寺記》碑文記：“昔之石鼓實出於此。”
石鼓又稱“石碣”、“獵碣”，高、徑各三尺許，形狀像鼓，發現之初就稱為“石鼓”，為我國現存最早石刻之一。石鼓最早發現於唐天興縣（今陝西鳳翔）南20裏許的野地裏，它的出土雖一直存有爭議，但出於“岐州”
“陳倉”是無疑的。唐代詩人杜甫稱它為“陳倉石鼓”。
石鼓共10枚，現保存於故宮博物院。每石腹周都有刻辭，稱“石鼓文”，又叫“石鼓銘”，字體為籀文（即大篆），文體為詩，殘存的石鼓文字多描寫狩獵場麵。石鼓文不僅是先秦文學中的瑰麗詩篇，也為研究古文字、書法和秦代曆史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
五丈原諸葛亮廟
五丈原位於岐山縣城南25公裏處，為一琵琶狀的黃土台原，高四十餘丈，南北長約4公裏，東西寬約1公裏，因南邊與秦嶺相接處隻有五丈餘寬，故稱五丈原。它南靠巍巍秦嶺，北俯渭河，東西皆深溝，三麵淩空，緊扼關中通往巴蜀通道要衝——褒斜古道，北控關中東西通道，進可攻，退可守，地勢險要，自古是軍事戰略要地和兵家必爭之地。234年，誌欲統一天下的蜀國丞相諸葛亮親率10萬大軍由褒斜穀出師第五次北伐，駐兵五丈原，與駐紮在渭河北岸的魏國大將司馬懿對壘。相持百餘日，操勞過度、積勞成疾的諸葛亮病逝於五丈原軍營，時年54歲，留下了“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唐代詩人杜甫詩句）的千古絕唱。後人在五丈原修建武侯祠以紀念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忠烈一生，當地人習慣叫諸葛亮廟。該廟始建於唐代，明、清屢加修繕，成為岐山八景之一。廟宇由山門、鍾鼓樓、獻殿、八卦亭、正殿、配殿、東西廂、碑廊等構成，坐南朝北，聳峙原頭，雄偉壯觀，曆來為人們憑吊遊覽之勝地，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和省級風景名勝區。
第一組初啟塔基——南北朝時期的法門寺
位於絲綢之路孔道上的古周原，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環境為佛指舍利的埋藏創造了條件。北魏時，佛教大行於中國。元魏二年（558），皇族拓跋育“初啟塔基，肇申供養”，開王朝供奉舍利弘揚佛法之先河，法門寺名聲大振，與五台、終南、泗州普光王寺共成中國早期四大佛教聖地。今法門寺所存之北魏碑刻，即是曆史的見證。
北周武帝建德三年（574），繼北魏太武帝之後第二次滅佛，法難波及法門寺。
釋迦牟尼誕生地——迦毗羅衛城藍毗尼花園
公元前6世紀即中國的春秋時代，被學者們稱之為“哲學的突破”時期。在雄偉的喜馬拉雅山南北兩側，幾乎同時誕生了三位世界級偉大聖人：中國的老子、孔子和印度的釋迦牟尼，他們分別創立了道家、儒家和佛教思想。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姓喬達摩，名悉達多，出生於古印度迦毗羅衛國（今尼泊爾南部），為釋迦族國王淨飯王的太子。釋迦牟尼是佛教徒對他的尊稱，意為釋迦族的聖人。中國佛學界根據《曆代三寶記》中所謂“眾聖點記”的說法，一般認為釋迦牟尼生卒年月為公元前565年—前485年。佛教傳說，其母親摩耶夫人夢見一位菩薩騎著白象，在陽光照耀和鼓樂與鮮花的簇擁下，進入她的寢宮而由此懷孕。
按照當地風俗，嬰兒要出生在外婆家裏。4月8日這一天，摩耶夫人準備回娘家去生育，路過藍毗尼花園，在一棵娑婆樹（即無憂樹）下休息時誕生了悉達多王子。佛教將這一天定為“佛誕節”，也稱“浴佛節”。相傳他出生7天後，摩耶夫人就得病去世了，所以由姨母撫養成人。淨飯王對他寄予極大期望，立他為太子，從各方麵進行嚴格教育和精心培養，期待他施展才華，建功立業，成為統一天下的“轉輪王”。
釋迦牟尼成道地——摩揭陀國尼連河邊之菩提樹
釋迦牟尼雖然出身刹帝利種姓，父親是國王，但他不喜歡權勢，思想翻騰起種種波瀾，滿腦子全是人世間的種種不平：全印度為何把人類分成婆羅門、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羅等？人世間為什麼會有生、老、病、死種種痛苦，怎樣才能擺脫這些痛苦？他讀了許多書，不能回答這個問題，後來他知道，權力再大的國王也不能解決這個疑問。29歲那年，他放棄王位繼承權，悄悄騎馬離開都城，換掉王子衣服，剃掉自己的頭發，做了一個修道者。他孜孜苦行奔波6年，仍然沒有找到解決人間痛苦的辦法，最終結束了苦行。一天，他來到尼連禪河邊沐浴，洗淨了身上的積垢。隨後接受了河邊牧羊女供養的牛奶，恢複了元氣。他走近伽耶山，獨自來到一棵枝葉繁茂的畢缽羅樹下，把吉祥草編的墊子鋪在石刻金剛寶座上，麵向東方，盤膝而坐，對天發誓：“如果我不能徹底覺悟，寧可粉身碎骨，也決不從這個座位上起來！”就這樣，他在樹下靜坐七天七夜，苦思冥想解脫人間痛苦的答案。終於，在12月初8日淩晨，悉達多太子戰勝了最後的煩惱，獲得了徹底的覺悟而成了大智慧的佛陀。從此以後，釋迦牟尼在印度恒河流域進行了長達45年的弘揚佛法、教化眾生活動。因為悉達多是坐在畢缽羅樹下成佛的，畢缽羅樹從此就叫做菩提樹。菩提就是“覺”的意思，佛滅度之後，此樹不僅受到佛教徒的崇敬，更被視為聖樹，作為祥瑞的象征。菩提樹的遺跡，在今印度比哈爾邦。
伽耶山全景
伽耶山為梵文，意譯象頭山，以山頂似象頭，故有此名。唐時印度人俗稱靈山，山頂有窣堵波，為阿育王所建。共有兩處，一處在菩提道場附近，一處在靈鷲山附近。《大唐西域記》卷八記載，菩提道場附近之伽耶山坐落在中印度摩揭陀國伽耶城西南，與該城同負盛名。傳說釋迦牟尼曾長期居住靈鷲山進行修行與說法。
初轉法輪之地——鹿野苑精舍遺址
鹿野苑遺址位於今印度北方邦貝拿勒斯西北7公裏，此為昔日仙人住處，風光明媚，景物宜人，草原廣闊，常多鹿群聚集故名。此地為佛陀成道初轉法輪聖地，一直是佛教徒活動中心。傳說釋迦牟尼在菩提伽耶得道成佛後，來到鹿野苑，第一次明晰地闡釋自己所覺悟到的真理，曾跟隨他苦行過的五個侍者阿若喬陳如等人最終皈依佛教，成為第一批比丘弟子。現在，鹿野苑已建有公園和博物館，館藏許多佛教文物和藝術珍品。
王舍城今貌
古印度摩揭陀國都城，著名佛教聖地，在今印度比哈爾邦底賴雅附近，有新、舊城之分。為了報答佛陀的教化，頻婆娑羅王在王舍城的迦蘭陀竹林內建了一座花園式別墅，起名“竹林精舍”，有供佛陀安居的說法，形成佛教第一座寺院。佛陀滅度後，為了使其教法長留於世，在摩揭陀國阿闍世王的保護下，當時五百阿羅漢會集於王舍城外的七葉窟，以摩訶迦葉為上首，發起佛陀遺教經、律、論三藏的第一次結集，為後世佛教傳播打下了基礎。
釋迦牟尼涅盤地（佛陀荼毗處）——印度拘屍那城沙羅林
據佛典記載，公元前485年，釋迦牟尼80歲時，還在繼續傳教。2月15日那天，他來到拘屍那城（現印度北方邦哥拉克浦爾區的克錫亞）跋提河邊，病情加劇，知道自己行將離去，就到河裏沐浴。於是，弟子們在娑羅雙樹之間架起一張繩床，釋迦牟尼側身而臥，枕著右手，利用一天一夜的時間為眾弟子說《大般涅盤經》，諄諄不倦地教導弟子們不要因為失去導師而自暴自棄，要以佛法為指導，努力前進。中夜，佛陀去世，得到徹底解脫而達到最高境界。他的學說和大法傳遍了世界各地，兩千多年來一直不衰。
釋尊涅盤像
釋迦牟尼涅盤後，人們為了懷念他對弟子的苦心教導，就在寺廟裏塑造了釋迦牟尼臥像，側身而臥，右手撐頭，目光慈祥，儀態莊重，周圍還有小佛像，臥佛似在病中不倦地對弟子們諄諄教誨。
阿育王
阿育王（前273—前232年在位）為古印度孔雀王朝的第三代國王。阿育王對羯陵伽發動戰爭，用武力統一全國後，深覺殺戮太多，罪孽深重，遂幡然悔悟，改弦更張，頒布有關法令，宣布佛教為印度國教，大力推崇佛法，廣度僧尼。不久，他召集全國佛教僧侶，舉行大規模集會，編纂整理佛教經典，還在各地修建了許多佛教寺院和佛塔。與此同時，阿育王派出王子和公主先後去錫蘭傳教。佛教不僅傳遍了錫蘭，而且很快傳到了埃及、敘利亞、緬甸等地。在其統治的40多年間，孔雀王朝成為印度曆史上第一個強大的統一帝國。
阿育王石柱
阿育王尊崇佛教，弘揚佛法，命令在宮中和帝國各地樹立石柱，開鑿石壁，雕刻反戰詔令，希望能世代相傳下去。這一時期所立石柱，後世就稱為阿育王石柱，反映了古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時代的佛教藝術。當時所立石柱現存10處，其中以藏於鹿野苑博物館之獅子柱頭最為著名，已成為印度共和國的國徽圖案。
阿育王石柱高15米，柱身刻有國王禁止破僧的詔令，柱頭已斷。上部雕有非常精美的四隻獅子，獅子下為一石鼓，鼓邊有浮雕的獅子、馬、象、牛四獸，神態生動，琢磨光滑，在世界藝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中國古代十九座舍利塔分布圖
“舍利”一詞係梵語SARlRA的音譯，通常指釋迦牟尼火葬後，遺留下來的一種固體物，如佛舍利、佛牙舍利、佛指舍利，是依戒、定、慧之熏修所成者。佛陀涅盤不久，佛舍利就作為一種具有紀念意義的聖物，被視為佛在人世間的代表，發揮著弘法功能，因而佛教徒敬仰和安奉舍利，是從釋迦牟尼舍利開始的。據佛典記載，佛滅度後即三分舍利：一份神天，一份龍王，一份八王。舍利有三種色，白色骨舍利，黑色發舍利，赤色肉舍利。公元前272年，阿育王開啟阿闍世王所藏舍利之地宮，取出佛祖舍利，在他推行佛教的國家和地區廣建佛塔供奉舍利。據說阿育王將佛祖舍利分成八萬四千份，役使鬼神散施世界各地，並建塔造寺以弘揚佛法，中國得十九，法門寺塔（即岐山南塔）為第五處。唐代高僧道宣（596—667）編著的《集神州三寶感通錄》詳細記載了中國古代19座舍利塔分布情況。
千佛造像碑
千佛碑為麻沙石質，殘高59厘米、寬41厘米、厚7厘米。碑陽、碑陰均有浮雕造像，體態勻稱，兩頰圓渾，麵容豐滿，嘴角流露微笑，含情脈脈。碑陽中心圓拱形龕內刻一佛、二弟子、二脅侍菩薩，佛結跏趺坐，雙手置腹前似為禪定印；弟子與菩薩分立兩側，佛座兩端為二力士。龕額上造一立身菩薩、二弟子，兩端鑿回首相顧之龍頭，口銜蓮花；兩側鑿盤足坐於蓮台的供養伎樂人，伎樂人執樂器作演奏狀。碑陰中央圓拱形主龕內雕一尊坐佛，雙耳垂肩，雙手置下腹位，並藏於袈裟之中，結跏趺坐於方台座上。座下有一力士雙手上舉，承托佛座。主龕周圍排列若幹整齊有序的圓拱形小龕，龕內各雕造一尊坐佛。碑左側麵有明顯的磨刀痕跡，邊緣飾纏枝蔓草紋，右側邊緣刻有發願詞一行：“己卯三月己醜朔十七日乙巳佛弟子淳於舍幹。”由於破損嚴重，前後文均缺。“己卯”為年幹支，其前應有年號及紀年。根據所記朔、日、幹支，利用日曆推算表明，己卯年應為北周明帝武成元年，這說明該碑在559年雕造完成。千佛造像碑在“文化大革命”中流入寺院東側一位農戶家中，作為磨刀石使用。1987年發現後收回法門寺保管。可惜此碑長期流失民間，其上造像大部分被損壞，無法觀其全貌。千佛造像碑為目前發現時代最早的文物，為研究法門寺始建年代提供了彌足珍貴的實物資料。
北周七女碑
1981年，法門寺鍾樓倒塌時發現。碑為方形，邊長70厘米、厚15厘米，周邊線刻花卉圖案。碑側尚存北周刻辭，可辨認7行130字，記載北周某望族一家七子的名字、官職以及妻子等情況，官職有儀同三司、大都督、開國公，涉及渭南縣、普原郡、華山郡、高陽郡、漢中郡等。其妻出身高貴，都是王公貴族，估計是該家族到法門寺朝拜佛骨舍利，降香禮佛並出資修葺阿育王塔，故立碑以示紀念。
可證法門寺至遲在北周時期已有寺有塔，並與皇室貴族有著密切關係，為研究法門寺曆史提供了珍貴資料。
第二組皇帝佛國——隋唐五代時期的法門寺
法門寺因北周之滅佛而沉淪衰落，又因隋文帝之崇佛而東山再起。延及唐代，法門寺迎來了它最為輝煌的時期。唐諸帝以法門寺為皇家奉佛的內道場，法門寺因之成為當時的朝聖中心，“瑰琳宮”二十四院聞名天下。八帝六迎佛骨到長安、洛陽皇宮供養，朝野上下一片沸騰。武宗滅佛，法門寺罹難。懿宗、僖宗最後一次迎送佛骨並封閉地宮，似乎意味著國祚將終，地宮永閉。時至五代，割據關中的秦王李茂貞數次對法門寺進行全麵維修，延續著法門寺的繁榮。
隋代佛教造像碑
漢白玉質，高30厘米、寬20厘米、厚10.5厘米，1980年出土於扶風縣南陽鄉雋家村。正、背兩麵均刻有一佛、二菩薩，臉形較瘦，頭稍大，身軀筆直，稍殘。一側刻有供養人形象及姓名，另一側刻有銘文：“開皇十年（590）歲次己醜四月戍午朔八日己醜佛弟子張霍貴減割家財，敬造四麵玉佛一區（軀），上為皇帝階下及七世父母，曆劫師僧，一切法界眾生龍彌勒出世，顛同初首。”下方刻有三供養人的姓名和籍貫。
隋代鳳泉寺舍利塔銘
鳳泉寺位於法門寺西北15公裏處的西觀山上，背靠崇山峻嶺，風景美麗，環境幽雅。據說當時這裏有一眼泉水，名為鳳泉。隋文帝因美其地泉，仁壽元年（601）第一次下詔安奉舍利就在鳳泉寺。鳳泉寺舍利塔銘出土於20世紀70年代，青石質，中間突起，正方形，邊長63.5厘米、厚13厘米，塔銘有欄界，以細陰線劃分為橫11、豎12的方格，共113字。銘文曰：“維大隋仁壽元年歲次辛酉十月辛亥朔十五日乙醜，皇帝普為一切法界幽顯生靈，謹於岐州岐山縣鳳泉寺奉安舍利，敬造靈塔，願太祖武元皇帝、元明皇太後、皇帝、皇後、皇太子、諸王子孫等並內外群官，爰及民庶六道，三塗人非人等，生生世世，值佛聞法，永離苦因，同升妙果。舍利塔下銘。”塔銘記載仁壽元年十月十五日，隋文帝散施舍利於31州，在岐州鳳泉寺安奉舍利並起塔供養的史實，與史料記載基本相符。
唐代鎏金銅造像（20尊）
形製相同，大小略異，高8～13厘米。麵部豐滿，斜腰倚曲，手執寶瓶，具有盛唐造像風格。1963年5月，出土於扶風縣城關鎮南台村一座古塔地宮。據嘉慶《扶風縣誌》卷六記載，縣城小南門外有唐貞觀年間修建的興龍寺，這批鎏金銅造像可能為興龍寺遺物，為當時佛教盛行的曆史見證。
唐中宗“下發入塔”供養舍利石匣蓋銘（拓片）
1987年秋，發現於法門寺寶塔西南方，現存法門寺。
形如墓誌蓋，方形，邊長52厘米、厚9厘米，四刹和四側線刻忍冬紋，右側刹中部刻有獸麵，口銜忍冬，紋飾流暢飽滿，具有盛唐風格。銘文曰：“大唐景龍二年（708）歲次戊申二月乙醜初十五日乙卯應天神龍皇帝、順天翊聖皇後各下發入塔供養舍利，溫王，長寧、安樂二公主，郕國、崇國夫人亦各下發供養。使內寺主妙威、都維那仙嘉、都維那無上。”應天神龍皇帝即唐中宗李顯，順天翊聖皇後為韋後，溫王為中宗第四子李重茂，長寧、安樂二公主為韋後所生，郕國、崇國夫人為韋後之妹。中宗皇帝全家為了表示對佛祖的虔誠之心，以發代身供奉佛骨舍利，可謂絕無僅有之奇事。
寺主、上座、都維那為古代寺院三種最高僧職，主要掌管寺內的一切事務。其中寺主為中國寺院最早出現的僧職，起初隻是寺院的領導者和僧眾的組織者，故由僧眾推舉或由德尊者推薦即可，後來重要或大型寺院的寺主改由官府委派，甚至皇帝敕任。隨著寺院經濟的發展，寺院事務日益繁雜，於是不少寺院在寺主之外另立上座、都維那等僧職，與寺主共同擔負寺院管理、弘法事務，分別監領寺院的宗教活動和生活、生產事務。上座是先受戒及先證果的高僧，為統領僧眾的重要僧職，總管寺內雜務。都維那為禪堂主要負責人，也是全寺的總監察。上殿時，都維那掌握佛教儀式的起腔領念，以聲音為佛事，可以看作儀式的總指揮。至宋代起，三綱職權逐漸歸於寺院住持，上座、都維那地位下降，這一格局保持至今。
唐龍頭構件
漢白玉質，殘長66厘米、寬45厘米、厚30厘米，出土於法門寺地宮填土層。龍頭為當時法門寺建築裝飾之構件，即屋簷或四周翹起的裝飾部分。龍是中國古代天子和皇權的象征，唐龍頭構件充分說明法門寺等級和地位之高，建築之雄偉與壯觀。
唐代《法門寺惠恭大德之碑》
唐永昌元年（689）立，1988年發現於地宮砌石中，碑碎為數塊，後經修複。高200厘米、寬77厘米、厚25厘米。惠恭，俗姓韋，山東鄒縣人，14歲隨慈恩寺審禪入道，23歲居住法門寺。貞觀二十二年（648），惠恭沐浴真身舍利，並燒二指供養。顯慶元年（656），唐高宗賜絹3000匹，敕令惠恭主持修葺塔廟。這是惟一記載法門寺住持僧人潛心修習佛法、以身供養舍利及主持修葺塔廟事跡的碑文，對了解和研究法門寺曆史及佛事活動有著重要價值。
唐代法門寺慧恭塔塔門
1987年發現於地宮中室上方，塔門為青石質，長方形，高73厘米、寬55厘米、厚15厘米，分首、身兩部分。塔首線雕如意雲紋，兩邊各雕飛天。塔身中間有兩階龕，一階深1厘米、長36厘米、寬33厘米，周圍線刻蔓草紋；二階深1厘米、長30厘米、寬27厘米，中間豎刻一條線紋，構成兩扇門，門上對稱雕刻一對童子，一個手端淨水瓶，一個雙手捧供果盤，下坎飾蔓草紋；兩邊對稱浮雕一尊天王力士像，手執法器，腳踩鬼怪。整個圖案線條流暢，浮雕逼真，對稱協調，布局合理。中間陽刻銘文曰：“大唐岐州岐陽縣法門寺檢校佛塔大德禪師慧恭支提之塔。”當時，高僧惠恭主持修葺法門寺佛塔，僧眾修惠恭支提之塔以示紀念，為研究法門寺曆史提供了寶貴資料。由於以後毀佛運動的發生，這件雕刻精品遭到破壞。
鹹通年間，唐懿宗重修法門寺塔基地宮，將其安放於中室頂部才得以保存。
唐代迦葉像
漢白玉石質，頭殘，高83厘米。1987年發掘塔基時發現，為唐武宗會昌法難時所毀。據佛經記載，佛陀身旁通常有二弟子，左為迦葉，右為阿難。迦葉為摩揭陀富翁，精通書論，在出家人中為頭陀第一。佛陀滅度後，迦葉主持舉行了佛教的第一次“結集”。其形象一般是手握錫杖或拿缽，身著寬大袈裟，額頭上有皺紋，脖頸扭動出暴突的青筋，裸露的前胸上有櫛比的肋骨，表情嚴謹持重，表現了這位苦行高僧飽經風霜的非凡經曆。
唐代菩薩像
漢白玉石質，頭殘，高83厘米。1987年發掘塔基時發現，為唐武宗會昌法難時所毀。菩薩像無頭無足，兩臂殘缺少許，腰身稍向右傾，斜披輕紗，腰間結帶，佩戴項飾，垂有瓔珞。體態修長，麵容俊美，胸部豐滿，膝部微屈，細腰麗姿，不僅毫無神的威嚴，處處還洋溢著青春的魅力。古代工匠們準確地掌握了人體比例，運用純熟刀法塑造了這尊體態優美的菩薩形象。
唐代菩薩像
漢白玉石質，頭殘，高80厘米。1987年發掘塔基時發現，為唐武宗會昌法難時所毀。
五代《大唐秦王重修法門寺塔廟記》（文版節錄）
原碑存法門寺，後毀於“文革”時期。《大唐秦王重修法門寺塔廟記》全文約1500字，頗富史料價值。該碑記載割據關中西部的秦王李茂貞為鳳翔節鎮20年間，自感羽翼未豐，不敢茂然稱帝，故仍奉唐朝為正朔。為求亂中生存，李茂貞不僅千方百計加強其政治、軍事力量，同時積極尋求精神支柱，禮法祈福。因此，他追唐時之盛況，先後5次大興土木修葺法門寺，繞塔修複階舍28間，塑42尊賢聖菩薩及畫西天二十祖，蓋造護寺牆舍400餘間等，施梵篋金剛經一萬卷，法門寺煥然一新，極為莊嚴。李茂貞標本兼顧，全麵修複法門寺，既從根本上加固了塔身，又減輕了風雨對塔的自然侵害，恢複了盛唐風貌，當是唐代朝佛運動的尾聲。1957年5月31日，陝西省政府公布《大唐秦王重修法門寺塔廟記》碑為第二批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敦煌五代寫本《偈法門寺真身五十韻》
發現於敦煌石室，敦煌研究院藏。大約作於922—924年之間，係五代遊方僧人為秦王李茂貞重修法門寺歌功頌德之偈文，內容十分豐富，有著極其珍貴的史料價值。
第三組唐風流被——宋金元時期的法門寺
宋代的法門寺雖不可與唐時的繁盛同日而語，但仍承襲了唐代皇家寺院之宏闊氣勢。法門寺寺藏文物記載，當時僅二十四院之一的“浴室院”即可日浴千人，其龐大之規模可想而知。北宋皇帝多崇佛佞道，宋徽宗曾為法門寺題寫“皇帝佛國”寺額。金元之際，法門寺仍是關中名刹。寺藏金碑有法門寺僧人抄寫大藏經5000卷及天王院香雪堂僧人頌經、煮茶的記載。金人盛讚其寺塔有“三級風簷壓魯地，九盤輪相壯秦川”之勢，正是其形象化的真實寫照。
《法門寺浴室院暴雨衝注唯浴室鑊器獨不漂沒靈異記》碑
碑為方形，邊長54厘米，刻字16行。碑文敘述了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978）五月二十日、七月十八日，法門寺一帶連續遭到暴雨衝注，頹垣壞屋，盈川注壑。二十四院之一的浴室院出現靈異現象，暴雨逾越浴鑊器數尺而過，不得注入，此皆佛之功德，勸緣眾人多做善事，常為佛事。碑文記載：“寺之東南隅有浴室院，或供會輻輳，緇侶雲集，凡聖混同，日浴千數，洎百年已還，迄於今日。”沐浴是人人都離不開的事，民間開設浴室，始於宋代。浴室院是屬於全寺所有的一項牟利事業，僧俗供奉佛祖前一般都要沐浴淨身，隻要佛事活動不斷，就浴之人就會不絕，有時竟多至上千人，但對俗人則應收費，這無疑是一項穩定而又可觀的收入，足見其時法門寺香火旺盛。
《普通塔記》碑
原為北周碑刻，碑側有北周七女題名。宋仁宗慶曆二年（1042），重真寺（法門寺）天王院僧人智顒因為亡僧遺骨露散，在法門寺南城外1裏處化緣募地修普通塔，以埋葬遊僧屍骨40餘具，從側麵反映法門寺僧人之多。慶曆五年（1045），寺僧可度撰《普通塔記》，磨去北周文字以記載修普通塔事。
《重真寺買田地莊園記》碑
宋真宗鹹平六年（1003），重真寺僧人置買田莊，立《重真寺買田地莊園記》碑。當時，真身塔寺（真身院）不僅擁有4頃土地，而且在寺院西南5裏處興辦水磨一所。真身塔寺水磨除供寺僧使用外，也向民眾開放，從而開辟了一條生財之道，充分說明北宋時期法門寺仍具有雄厚的經濟實力。
宋版《毗盧藏》、元版《普寧藏》
1981年8月，明塔坍塌，佛龕內珍藏經卷散落，後經整理共千餘卷。
《毗盧藏》雕刻於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雕經局設在福州開元寺，為我國第二部折疊本大藏經，目前所存無幾。法門寺發現宋版《毗盧藏》共16殘卷，字體近顏，刀法勁挺，卷首多有原文題記，印刷於南宋度宗鹹淳五年（1269）。
《普寧藏》為元代白雲宗編刊，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84）由大明寺慶寂堂思宗師首倡雕刻，始雕於元世祖至元十五年（1285）。大德元年（1297），高僧苑吉祥為了弘揚佛教，專門為缺少大藏經的法門寺、興國寺和洪福寺給予施舍，印成《普寧藏》。法門寺發現元版《普寧藏》共570餘卷，其中15卷為全帙，餘皆殘損。在這些殘經中，發現刻工多人，其中姓名俱全者62人。這種專門為某寺印就的經卷，今天又能在原寺發現，尚屬罕見。
此外，還發現元刻《秘密經》33殘卷、清版手抄本《妙法蓮花經》7卷、民國時期手抄本石印經390多卷。
這些經卷均為珍貴的佛經版本，為中國雕版印刷術流行早期之要籍，補充了佛教史上的重大課題，為研究法門寺曆史提供了珍貴的資料。
金《法門寺藏經》碑
金章宗完顏璟承安五年（1200）立，發掘地宮時發現，已碎為數塊，後經修複。殘高113厘米、厚23厘米。
該碑記載金熙宗完顏亶皇統元年（1141）之前，法門寺不僅珍藏佛骨舍利，還以藏經之宏富冠蓋叢林。法門寺藏經情況文獻記載極少，此碑史料價值更顯重要，二十四院僧人經49年之搜索，獲經5000餘卷，反映了金代法門寺弘法和佛經收藏情況。僅憑藏經“不啻萬卷”這一點可以看出，宋金時代法門寺雖已衰落，但“關西名刹”的地位不曾動搖。
金代經幢
八棱形，高138厘米、直徑40厘米，其上刻有佛頂尊勝陀羅尼神咒經。經幢為佛教寺院石刻，是指刻著佛號或經咒的石柱子，這是我國唐代初期寺院出現的一種新的建築類型。一般由基座、幢身和幢頂三部分組成，幢身刻陀羅尼經文，基座和幢頂則雕飾花卉、雲紋以及佛像、菩薩佛像等圖案，陳列於古刹佛寺，與殿堂相得益彰。佛教相信經幢具有無限法力，可以鎮魔驅邪，護佑太平，幢影於人身，據說都可以消災免罪。於是，佛教徒們都開始熱心刻石立幢，以做功德。遼宋時代建幢之風盛行，有為建立功德而鐫造的陀羅尼經幢，也有為紀念高僧而建的墓幢。我國經幢多係石幢，也有少數鐵鑄，高度不等，形狀有圓柱形或六角形、八角形等。
第四組世代遞修——明清以後的法門寺
明清以後，法門寺逐漸走向衰落，已無昔日繁榮景象，但從寺藏明碑，知當時仍有二十四院之建製。明憲宗朱見深成化八年敕令鑄造大鍾，“法門曉鍾”為扶風八景之一。明隆慶三年，已有數百年曆史的唐代木塔倒塌。明神宗萬曆七年，當地百姓集資重建法門寺塔，曆時30年建成八棱十三級磚塔。清代對法門寺時有修葺，但規模不大。民國時期，法門寺更見凋敝。民國28年，在愛國誌士朱子橋先生的主持下，完成了自晚明以來最大規模的維修。
明《西蜀大洲居士書癡僧勸緣偈》
高83厘米、寬129厘米，現存法門寺。隆慶三年，法門寺唐代四級木塔朽毀，當時有一位僧人發願募資重建，不惜以百尺長的鐵鎖鏈穿透自己的肩筋骨拖地行乞，四處化緣，以便為釋迦如來佛增長氣概，並勉勵自己要像許玄度那樣對佛虔誠，不怕殘膚苦行，其精神感天動地。
後有西蜀大洲居士刻石以記其事，明隆慶六年（1572）立，反映了當時法門寺衰落情況。詩中“成、住、壞、空”四字為佛經中所說的“四劫”，指法門寺真身寶塔自興建至倒塌所經曆的漫長時間和演變過程。
西蜀大洲居士書癡僧勸緣偈
法門寺，成住壞，空中忽起癡僧債。
百尺鐵鎖掛肩筋，欲與如來增氣概。
增氣概，爾毋苦，好待當年許玄度。
明塔磚刻（5塊）
1987年，在拆除明塔、清理塔基時發現磚刻40餘塊，長40厘米、寬20厘米、厚8厘米，磚上有刻字銘、墨書銘。例如：“塔上缺米麵。”“法門寺修磚塔，頭層已滿，缺少二層磚灰，告白十方居士，各舍資財，共成聖事，謹告。”“四月初八日佛會，塔上使磚，缺少米麵、磚灰，告白十方善男信女逢會進香，隨心各代布施，多憂勸緣，共成聖事，完工之日，勒石刻名，萬代留名，謹告。”
“豆子蚌崩。”“匠人豆子蚌，興平縣磚匠。”“舍水之人多積福，無窮之福也。但舍一擔之水，積一家之福。”磚刻題記傳遞了許多曆史信息，真實反映了明萬曆年間民間集資修建寶塔的艱難情況，彌補了法門寺史料之不足。
明萬曆修塔碑
方形石碑，上半部殘缺，寬65厘米、高55厘米、厚30厘米，楷書。碑文記載未建至四層時，施工坎坷困難重重，人心渙散，工程進度緩慢；在建至四層時，似乎注入了新的活力，萬眾一心，竭盡全力以為之，於是“大成在望”。碑文中工匠“豆子蚌”正好與出土之磚刻人名相符，證明豆子蚌為興平人，專門為修塔而燒製青磚，碑文記其姓名當為紀念，其餘29人應為修塔群眾。
在皇太後的督促下，明神宗朱翊鈞下詔重建法門寺塔。明萬曆七年七月初八日奠基開工，法門寺“邑人黨萬良、楊禹臣主持社眾修真身寶塔”。其間因為建塔首先由民間發起，工程浩大，曠日持久；萬曆年間災荒連年，當地百姓集資重建經費短缺，時建時停，十分艱難。後來由於官府支持，朝野響應，僧侶化緣，建塔功德才最終在萬曆三十七年得以圓滿告成，造銅塔刹標明竣工。八棱十三級磚塔係明代一般磚塔結構形式，高47厘米、直徑16米，塔身按八卦定方向，第一級有“乾”、“坎”、“艮”、“震”、“巽”、“離”、“坤”、“兌”等字。塔的第一層四麵均有題額，南麵塔門上方“真身寶塔”前刻“賜進士出身，戶科給事中陝西按察司簽事，前知扶風縣事任丘徐三畏重修”，後書“大明萬曆七年七月初八日起工”。正東書“浮屠耀日”，正西書“舍利飛霞”，正北書“美陽重鎮”等題刻。塔身第一層簷下用磚刻有垂爪柱，鬥拱帳幔，磚雕二龍戲珠、雙鳳朝陽、赤虎豹獸等圖案，設計大方，左右對應，雕工細膩，形象逼真，富於民族特色。第二層下部周圍雕刻的是倒重欄杆，裝飾蓮花朵卷草雲圖案，雕工亦極精細。從第二層到第八層簷下均刻出額枋、鬥拱，以疊澀出簷。八層以上僅作疊澀出簷，而無鬥拱和其他構件。十三層為八角形圓蓋，塔刹為銅覆缽寶珠。由第二層往上十一層各開8個佛龕，共有88個佛龕。每個佛龕內安奉銅佛或菩薩像一至三尊，88個飛簷翹角上各係一個銅鐸，風吹鐸響，悅耳動聽。在平坦的關中西部平原上，這座寶塔飛簷雕軸，莊嚴雄偉，八麵臨風，直插雲霄，實有拔地出世之態，蔚為壯觀。
明代曆時30年重建真身寶塔，無疑是法門寺曆史上一件大事，對唐代地宮文物和佛骨舍利起到了有效的保護作用。可以說沒有明塔，就沒有法門寺今日之輝煌，明代扶風地區廣大僧俗的功勞不可磨滅。
明代銅舍利寶塔
原置於明代磚塔十一層佛龕內，清初因地震而跌落，又被送回塔上，現存法門寺。高64厘米，重1700克，由兩層八邊形底座、鼓形塔身和圓錐形塔頂三部分組成。塔身殘損，上開盾形壼門，內藏盾形銅牌和錫牌，以及珊瑚、琥珀、瑪瑙等珠寶及五彩荷包一團。其中盾形銅牌正中陰刻“萬曆三十五年（1607）七月造”，兩邊刻“順治十一年（1654）六月初九日地大震，佛像跌落，十二月初七日重造仍送上頂”。錫牌陰刻：“歲次庚寅永樂八年（1408）五月初五日，主持沙門灝賢。”盾形銅牌刻文記載，清代受關中大地震影響，塔上佛龕內佛像跌落，塔體產生多處裂縫。法門寺明代磚塔在其400多年曆史滄桑中，經曆了大小60餘次地震，經受了嚴重破壞，直到最後坍塌。
民國28年修塔現場（
民國初期，軍閥割據，戰亂不已，民不聊生，官方及民間均無暇整修法門寺，殿宇年久失修，梁柱傾倒，更見凋敝。民國19年（1930），華北慈善聯合會會長朱子橋先生來陝西賑災，目睹法門寺塔傾斜，寺宇殘破衰敗，遂起草《重修法門寺真身寶塔義賑》一文，呼籲各界人士慷慨解囊，積極募捐籌款，倡導維修寶塔。民國28年3月，法門寺寶塔修繕工程正式動工。這次施工以整修塔身為主，並對塔基進行加固。一是在塔基平台上用條石砌築，將塔座由八麵改為邊長27米的正方形，周圍以磚砌2米高的圍牆，以黃土填至塔身，再以條石疊鋪封麵，將八角形塔身和正方形塔座連接在一起，既起到了加固作用，又增加了寶塔風韻。二是采取修殘補缺的辦法，換掉塔身剝落的磚塊，用白灰漿灌糊塔身裂縫和磚縫。同時清理塔刹及塔上經像，整修寺內碑碣，翻修大殿、山門，用條石鋪砌寺內外道路。這是自明萬曆年間真身寶塔建成以來最大規模的修繕，因條件限製，未能從根本上將已經傾斜的塔身扶正，故維修後的寶塔雖麵目一新，但隱患依然。民國29年（1940），維修工程全麵完成。7月24日，法門寺舉行盛大的開光法會。8月15日，舉行樹立《重修法門寺真身寶塔碑記》盛典。朱子橋先生以及周原父老鄉親重修法門寺塔，為國家和民族做了一件善事，同不朽的石碑一道永垂青史。
民國28年修塔委員會合影
民國27年（1938），法門寺真身寶塔整修工程開始籌備，成立修塔委員會，修塔首倡者為朱子橋先生，功德主為李組紳、李組才兄弟，工程總監督為扶風縣災童教養院院長崔獻樓，工程師為趙夢瑜，遂以工代賑，募捐維修寺塔。
朱子橋先生
朱子橋，名慶瀾，祖籍浙江紹興，1871年出生於山東曆城。早年家貧，性格剛毅，19歲投軍於東北，曾任三營統領。1911年，響應武昌起義，宣布四川獨立，被公推為大漢軍政府四川副都督，後任黑龍江督軍兼民政部長；1917年，任廣東省長，參加二次護法運動，曾撥出20個營的兵力支持孫中山革命；1923年，任哈爾濱中東鐵路護路軍總司令兼東省特區行政長官，奉命接受中東鐵路；“九·一八”事變後，國難當頭，開始與程潛、張學良等人會商，成立“遼吉黑熱四省抗日後援會”並被推選為會長。1932年，馮玉祥組建“察哈爾抗日同盟軍”，與日寇決戰，朱子橋先後招募10餘萬援軍開赴前線，與日寇血戰七晝夜，收複多倫等四縣。當宋哲元將軍率部在長城喜峰口抗擊日寇時，運往前線的第一批軍需物資就是由朱子橋組織並親自押送的。從1918年起，他致力於社會救濟和慈善事業，後在天津組建“華北慈善聯合會”，開始慈善賑濟生涯，曾任國民政府賑務委員會委員長。
1941年，他終因操勞過度而病逝於陝西臨潼，後歸葬終南山下東韋村，長眠於三秦大地。其墓誌碑今存西安碑林，於右任篆蓋，葉恭綽撰文並書。紀念碑為馮玉祥先生撰文並書。
朱先生集將軍、政府官員、居士、慈善家諸身份於一體，平生愛國行為及濟貧救困之善行甚多，堪為楷模，自應予以表彰。
張式綸
張式綸先生曾任民國28年扶風縣縣長，支持朱子橋先生修塔，後移居台灣，已去世。
民國《重修法門寺真身寶塔碑記》
高245厘米、寬74厘米、厚22厘米，首身斷裂，無底座，民國29年8月15日立，現存法門寺。該碑詳細敘述了朱子橋先生辦理慈善事業及以工代賑、重修法門寺真身寶塔的功德，為研究法門寺曆史提供了重要資料。
曆代僧人生活用瓷
這些瓷器為曆代僧人生活用瓷，包括碗、盤、缽、罐等種類，共21件，出土於法門寺博物館院內，多為宋代耀州窯青瓷，少量為唐、五代定窯、邢窯的白瓷及明、清青花瓷，說明唐代以後法門寺香火依然旺盛。唐代白瓷碗1件，敞口，卷沿，弧腹，玉璧底；通體施白釉，底部露胎，口沿殘。高4.4厘米、口徑14.6厘米、足高0.6厘米、足徑1.4厘米。
⑵神秘地宮橫空出世——20世紀考古重大發現（第二單元）1981年8月24日，在經曆了402年的風雨之後，法門寺明代磚塔完成了其曆史使命，轟然倒塌，半壁突兀，一時成為奇觀。意味著法門寺一段古老曆史的結束，一頁嶄新曆史的開篇。
1986年，經國家文化部批準，陝西省政府決定重建寺塔。次年2月底，開始清理塔基。曆史記住了這個偉大的時刻——1987年4月3日，意外地發現了唐代地宮，“從地湧出多寶龕，照古騰今無與並。”在沉寂了1113年之後，2000多件大唐國寶重器，簇擁著佛祖真身指骨舍利重回人間！
如果說秦始皇兵馬俑坑的發現被譽為是“世界第八大奇跡”的話，那麼，法門寺地宮的發現可謂“世界第九大奇跡”！
法門寺塔基遺址全景
經過清理，明代塔基東西長約19米，南北寬約20米，總麵積約320平方米。其特點：一是平麵略呈圓形，與八棱形塔身要求密切相關；二是塔基處理得深，符合磚塔承重要求；三是采用“大圓夯”，密度較大，用夯土築成；四是範圍較小。
明代圓形塔基周圍發現了唐代方形塔基，邊長26米，麵積676平方米。唐塔為木結構，有4根承重柱，19個（應為20個，另一個推測在修明塔時柱基被挖毀）回廊柱，呈樓閣式結構，有四道流水飛翹的重簷，結構奇巧嚴謹。推想當年木塔高台基座，座有鬥拱，拱頂施簷，簷上有脊，屋角起翹，雕梁畫棟，龍飛鳳舞，朱紅窗，彩繪門，可以想象唐塔要比明塔更加雄姿秀麗，精美壯觀。
法門寺明代塔基下發現唐代地宮，修建明塔時，出於對地宮的保護，未將中心方座擾動，從而保存了唐代部分塔基。從發掘情況看，唐代地宮在建造之前，首先挖掘了一個長方形基槽，基槽位於各室頂蓋以上為豎直，以下因砌築石料的需要為梯形斷麵。整個地宮砌築施工完成之後，再將基槽餘空回填。在科學技術發展的今天，這種地下建築施工方法仍被采用。
封閉千年的法門寺唐代地宮位於塔基正中部位，為盝頂窯洞式石製建築，呈南北走向，內設四道石門，由踏步漫道、平台、隧道、前室、中室、後室及秘龕7部分組成，長21.12米，總麵積31.48平方米，俯視呈“甲”字形。唐代地宮前室、中室、後室及秘龕各供奉一枚佛指舍利，金銀器、秘色瓷、琉璃器、絲織品等數千件唐皇室供佛珍寶按照佛教最高儀軌和禮佛陣容放置其中。很顯然，唐代地宮完全按照皇家帝王陵寢的最高規格和等級建造而成，從某種意義上說，等於為佛骨舍利修了一座墓。根據史料記載，法門寺是唐代皇帝迎奉佛骨活動的重要場所，其佛塔地宮形製之特殊及其內瘞藏文物之多，與此不無關係。唐代以前法門寺塔下已有地宮，用以珍藏佛骨舍利，但不會有唐代地宮那樣堅固壯觀。法門寺唐代地宮的布局和規模，比我國迄今所發掘的涇川大雲寺、臨潼慶山寺、鎮江甘露寺之唐代地宮要宏偉得多，整個地宮不僅是一件極其珍貴的唐代文物，也是目前世界上考古發現時代最久、規模最大、等級最高、保存最完整的佛塔地宮。
第一組玄宮秘聞——地宮之傳說
鹹通十五年，唐僖宗歸安佛骨於法門寺，此事舉世皆知。而以數千件皇室奇珍異寶安放地宮以作供養，則為世間秘聞。五代時期，關中唐陵被盜發殆盡，法門寺免遭毒手。宋代人曾有關於地宮的傳聞，明代修塔時，亦傳說地宮情形，亦真亦幻，似是而非。民國28年，朱子橋先生賑災修塔，發現地宮，時值日寇即將侵陝，朱先生與知情人士舉誓，共守秘密，並鑄銅佛像以鎮守國寶。“文革”
期間，良卿法師為保護寺院而自焚。地宮雖曆經劫難，仍安然無恙。
法門寺殘塔
1987年，清理塔基時勘測，法門寺明塔建築在3米多深灰土基礎上，白灰含量極少，塔身自重達一萬餘噸，塔基麵積僅300餘平方米，每平方米承重達40餘噸。塔身磚縫僅摻和少量白灰砂漿填充，塔身內壁以生土坯砌築，強度極低。這樣，47米高的巨塔自然經不住地震的巨大衝擊而出現裂縫，地基在巨大的承重壓力下不斷變形，產生不均勻下沉，引起塔身嚴重傾斜。1976年，在四川鬆潘地震波及影響下，塔身裂縫進一步擴大。1981年8月24日上午10時、下午4時，法門寺明代真身寶塔終於支撐不住高大的身軀，在綿延大雨中西南方向兩次坍塌，半壁突兀，一時成為奇觀。
銅佛像
共10件，高40厘米。法門寺真身寶塔坍塌後，從塔上佛龕清理出銅質、石質、泥質佛像106尊，大部分為明萬曆年間建塔時所造，腹內裝藏佛教經卷，可謂“滿腹經綸”。裝藏是佛教徒表示莊嚴、以示虔誠的一種宗教方式，對佛教經典和版本起到了保護作用，也為研究佛教藏經方法提供了實例。法門寺銅佛像保存基本完好，其共同特征為螺旋發式，有的胸前有字，結跏趺坐，說法或禪定式；有的身披袈裟，有的身著褒衣博帶式大衣。這些佛像麵相方圓，莊嚴慈祥，形態各異，製作精美，技巧嫻熟，為研究我國古代佛像造型藝術提供了珍貴資料。
宋代邵博《河南邵氏聞見後錄》有關法門寺地宮的記載
宋徽宗宣和年間，邵博曾前來法門寺瞻禮真身寶塔。
據邵博《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二十八中記載：“鳳翔府祁（岐）陽鎮法門寺塔，葬佛手指骨一節，唐憲宗盛儀衛迎入禁中，韓吏部表諫者。塔下層為大，有石芙蕖，工製精妙。每芙蕖一葉上刻一施金錢人姓名，殆數千人，宮女姓名為多，如曰張好好、李水水之類，與慈恩寺磚塔上所書同。又刻白玉像，所葬佛指骨置金蓮花中，隔琉璃水晶匣可見。予宣和中過之，有老頭陀言，舊多寶器，唐諸帝諸王施以供佛者，盡為權勢取去，尚餘二水晶獸環洗，亦奇物也。”
清代《扶風縣誌》有關法門寺地宮的記載
據清代《扶風縣誌》卷六十記載：“隆慶中，木塔崩，啟其藏視之，深數丈，修製精工，金碧輝煌，水銀為池，泛金船其上，內匣貯佛骨，旁金袈裟尚存。”這段文字記載與北宋時大體相同，唐代四級木塔倒塌後，明代修塔時曾有人探視塔下地宮，見到了唐僖宗所藏佛骨舍利及其珍寶，進一步證實了曆史文獻和金石銘文有關記載的真實性。出於對佛祖的虔誠，沒有人敢於擾動，這成為人們保護佛骨舍利、重建真身寶塔的直接動機。
朱子橋鑄銅佛像
高80厘米，現存法門寺。民國28年，朱子橋為護國息災而募捐維修寺塔時，有人曾發現了塔下地宮，並從明代探視地宮後室的藻井石蓋殘角向下窺視，依稀見到珠光寶氣、琳琅滿目的寶物。朱子橋聞訊趕到現場，命令合上藻井石蓋，並小心填上夯土，依照原樣封存。同時，封鎖消息，不準四處傳播。時值日寇即將侵陝，在民族危難之際，朱子橋特鑄銅佛像以鎮守地宮，並起誓共守秘密。千年古刹法門寺不僅得到了維修保護，而且塔下地宮躲避了一場劫難，朱子橋以及當地民眾保護民族遺產的愛國壯舉，令我們肅然起敬。
良卿法師
良卿，法名永參，河南省偃師縣人，少年出家。1953年，從終南山南五台大香寺應邀來法門寺任住持。他愛國愛教，廣結善緣，興修寺院，使寺院興旺發達。1966年7月12日，正值“文化大革命”時期，法門寺遭受衝擊。當地紅衛兵以破“四舊”為名義，前來法門寺造反，不僅砸壞了寺裏的佛像、法器，而且挖地三尺想探索塔基地宮，良卿法師被迫引火自焚，以示抗議。熊熊烈火、滾滾濃煙嚇跑了紅衛兵，地宮得以幸存。因為再深挖50厘67米，就能觸及地宮後室，所以說，是良卿法師用自己的生命保護了寺塔和地宮珍寶。
神秘符號
大唐鹹通十五年，法門寺地宮封門時曾舉行盛大法事活動。在第一道石門外左側的長條形石塊上，用白粉書寫了神秘符號。此符號內容至今無人辨識，成為難解之謎。
第二組石破天驚——地宮的發現與發掘
地宮轟然麵世，恰似平地春雷，石破天驚。當千年鐵鎖解放、石門洞開之後，展現在人們麵前的是重重無盡的大千世界。從撒滿金錢的隧道，到以阿育王塔為中心的前室，再到以漢白玉靈帳為主體的中室，最後到金碧輝煌的後室，還有那深藏不露的地宮秘龕，整整2499件皇室重寶，包括武則天繡裙、唐皇室金銀器、秘色瓷器、阿拉伯琉璃器等等，簇擁圍聚在佛祖一枚真骨、三枚影骨身邊。
大唐精神與物質文明的總彙集成，迸發出亙古不泯的智慧靈光。
地宮發掘現場
千年古刹法門寺以真身寶塔的毀滅拉開了地宮重見天日的序幕，1987年2月28日，考古工作者陸續趕到法門寺，開始塔基清理工作。4月3日上午10時，意外發現塔基下藻井石蓋，輕輕撬開石蓋殘角處，大家看到了藏之千年的珍寶，這是一次劃時代的重大考古發現。陝西省副省長孫達人和省文物局領導王文清、常寧州、張廷皓等親自坐鎮現場，指揮法門寺地宮發掘工作。著名考古專家、陝西省考古所所長石興邦先生擔任法門寺地宮考古隊隊長，曾參與鳳翔秦公一號大墓發掘工作的韓偉先生、寶雞市文化局文物科科長任周方等出任副隊長，發掘人員有石興邦、韓偉、任周方、韓金科、淮建邦、傅升岐、馮宗遊、曹瑋、王占奎、王寶平等。
地宮第一道石門鐵鎖
法門寺地宮位於塔基正中部位，南端超出塔基範圍，入口位於羅漢殿北8米處，第一道石門上懸掛一把鏽跡斑斑的大鐵鎖，說明自唐代石門封閉以後的1113年之間，再無人踏進法門寺地宮一步。鐵鎖長28厘米、管徑3厘米，重960克。鎖呈管狀，兩端有淬銅箍，內插鎖簧。鎖頭與鎖簧用鐵釘鉚接，鎖頭呈錐體，與管狀鎖身套接。打開鐵鎖，封閉千年的地宮石門被緩緩推開，輝煌的盛唐氣象如夢幻般穿越時空隧道，與我們相聚，一幅鮮活生動的大唐皇室生活畫卷展示在我們麵前……。
1987年4月9日10時10分打開地宮第一道門
踏步漫道為進入地宮的外通道，共20級台階，總長580厘米、寬200厘米、總高差363厘米；每級台階高約16.5～19厘米、寬約27～33厘米、長為200厘米。踏步漫道全部用地磚鋪砌，表麵平整光滑；兩壁用草泥及白灰敷抹，基本垂直。台階上鋪滿了開元通寶、乾元重寶以及漢五銖等錢幣，讓人聯想到地宮封閉時，金錢如雨點般灑落的壯觀場麵。
沿著踏步漫道來到方形平台，平台南北長170～175厘米、東西寬190厘米，麵積3.5平方米。由5排（每排6塊）方磚鋪成，表麵光滑，布滿各種錢幣。
第一道門前放有8塊大小不一的封門石，大體分南、北兩行斜倚向北，將門嚴密封堵。第一道石門高78～81厘米，寬62～64厘米，門框用四塊較大石材砌成。門為雙扇，門扇寬38、高82厘米、厚10厘米。門扇之“樞”
直徑10厘米、高3～4厘米，放入門楣與門檻的“門臼窩”內，可以轉動。兩扇門之間約有2厘米縫隙。門扇正麵素淨，表麵不平整，鑿痕猶存，邊上正中處各有一直徑約3厘米的圓孔，將兩鐵環澆鑄其中，鐵鎖套在雙環上。
沉重的石刻門楣為梯形大理石，底寬114厘米、高44厘米。其上鐫刻相對而立的兩隻朱雀，羽豐體健，張翅揚尾，形象生動，充滿活力，布局對稱，構圖明朗，刻畫細膩，栩栩如生，具有明顯的唐代風格。朱雀形似孔雀，又像鳳凰，為“四神”中守護南方之神，朱雀在墓室中是引導死者飛升的神仙，在佛窟中同樣表現著迎接人們飛升天國的思想。地宮門向南，朱雀鎮守南門，應該與唐代文化風俗相一致，可見地宮當是唐代修建無疑。
第一道門檻為條形石刻蓮台，長169厘米，高出地麵20（外）～44（內）厘米。門檻石兩端不整齊，殘斷而致，正麵打磨光滑後雕刻三層仰蓮瓣浮雕，最下層和上層為五瓣，中層六瓣；每層蓮瓣排成一行，上下大致平齊，三層蓮瓣則上下錯列，蓮瓣外圍有卷雲紋，單線條陰刻。
中層蓮瓣正中刻有佛像，旁有題刻文字，如“南無阿迦佛”、“南無毗盧遮那佛”等等。
隨著封閉千年的石門被緩緩地推開，1000多年前的時空與20世紀重合相會在一起。在這千載難逢的時刻，考古專家韓偉曾這樣形容他當時的感受，“當我第一個舉起手電筒，向這座剛剛啟開的卻已經封閉了1113年的地下寶庫照射時，一股強烈的那個時代的雲煙氣息撲麵而來，我仿佛看到了宗教信徒的無比虔誠和敬意，看到了統治者為求得安穩而不惜耗費的巨大財富，也看到了那樣一個被神學時代所統治的中國中世紀的風貌……”
地宮隧道
從第一道石門到第二道石門之間為地宮隧道，盝頂窯洞式結構，前寬後窄，原來豎直的兩壁出現內傾或個別錯位現象。長501厘米、寬120～132厘米、高162～172厘米。地麵以石板鋪砌，南高北低，相差約42厘米。隧道地麵上依然金錢鋪地，東牆壁上題刻銘文清晰可辨，內容多與迎送真身有關。
第二道門前立有兩通石碑，上麵刻滿楷書文字。一為靠著門扉的《大唐鹹通啟送岐陽真身誌文》碑，記載古印度阿育王散施佛骨於法門寺及大唐曆代帝王迎奉佛骨舍利的盛況；二為《應從重真寺隨真身供養道具及恩賜金銀器物寶函等並新恩賜到金銀寶器衣物等如後》碑（以下簡稱《物帳碑》），貼在《大唐鹹通啟送岐陽真身誌文》碑之前，記載唐代皇室為迎奉法門寺佛骨舍利而奉獻珍寶的具體名稱和數量。這兩通石碑不僅是人們了解法門寺、認識地宮珍寶的說明書，而且也是研究法門寺曆史的珍貴資料。
1987年4月9日17時10分打開地宮第二道門
前室石門一副兩通石碑後為第二道石門，門框高72厘米、寬64厘米。門檻寬21厘米、高20（裏）～40（外）厘米。兩扇石門大小基本一樣，高90厘米、寬42厘米、厚約10厘米。門扇、門框均磨光，加工精細。門框東、西兩側均有細線陰刻的佛像，結跏趺坐，有背光與頂光，線條簡潔，形象生動逼真，神采飄逸，足下各乘一團蓮雲。左邊菩薩手揚拂塵，右邊菩薩捧淨水聖瓶。東側3行6排共18尊佛像，中間一行佛像邊有刻文，當為人名，如“杜從真”、“從諫”、“任士良”等。西側3行13排共39尊坐佛像，個別因石塊碎裂脫落而損壞或不複存在。門框內側麵均有一線刻力士像，兩塊門扇上各刻有一尊菩薩像。
地宮前室
打開第二道石門，進入地宮前室。前室長400厘米、寬120～157厘米、高110厘米。東壁上留有數處題刻，如“內弓箭使左街上將軍劉從實”等。
由於長期承受塔體壓力和遭遇曆史上幾次地震影響，天頂石板大多折斷、脫位，地麵石板也拱了起來。遺物多集中於前室北部，以阿育王塔為中心，北壁兩角各置一座漢白玉護法金毛獅子作為守護神，以及開元二十九年石函、鎏金單輪六環銅錫杖、蹀躞銅十事等，前室內除了地麵鋪滿大量錢幣外，便是大堆鑲金嵌銀、五彩斑斕的絲綢織物。
1987年4月10日22時10分打開地宮第三道門
中室石門一副
地宮第三道門框高80厘米、寬69厘米。兩扇門左右對稱，門扇高89厘米、寬42～44厘米、厚10厘米。結構與第一道門大致相同，門檻石長142厘米、高30厘米、厚34厘米，鑿有兩個“門臼窩”，直徑10厘米、深3～4厘米。門框石厚33厘米，門楣石橫架於門框石之上，長120～150厘米、高20厘米、厚35厘米，呈上小下大的條形，正麵有紅白相間的彩色圖案。兩扇門各有一尊天王像，左側為彩繪浮雕，右側為線刻，身披鎧甲，豹頭環眼，一尊手執巨斧，一尊手握寶劍，那威風凜凜的樣子，好像提醒人們不要走過來。據考古專家推斷，第三道石門原為彩繪浮雕，但在唐武宗會昌法難滅佛時，法門寺地宮遭到嚴重破壞，右側門扇不幸被打碎，唐懿宗和僖宗最後一次迎奉佛骨並送還法門寺時，由於唐末動蕩不安，匆忙之中以線刻門扇代替來封閉地宮。
地宮中室
打開第三道石門，進入地宮中室。中室長306厘米、寬142～162厘米、高162～172厘米。中室結構與前室相同，地麵基本平整，破壞較小。中室以漢白玉靈帳為中心，周圍依然堆放大量的絲綢織物，靈帳前後放置鎏金象首金剛銅熏爐、壼門高圈足銀風爐、圓形金銀棱檀香木箱子及捧真身菩薩等。
1987年4月12日22時28分打開地宮第四道門
地宮中室後部為第四道門，門框為方形，高80厘米、寬65厘米。門楣長155厘米、高53厘米、厚33厘米。
門扇高92厘米、寬42厘米、厚9厘米。把守第四道門的守護神為兩尊圓雕彩繪天王，手執斧劍，腳踏小鬼，那副威風凜凜、殺氣騰騰的架勢讓人望而生畏。
緩緩打開石門，進入地宮後室。後室平麵近方形，長135厘米、寬121厘米、高187厘米。室內建造結構嚴謹，頂蓋由兩塊凹形石材東、西對合而成，中間為八角形藻井，底麵由較小的石板鋪成，基本平整。以放置於後室北部石地板上的八重寶函為中心，其餘器物分置寶函兩側，上下疊壓，分層放入。
地宮後室天井蓋
長73厘米、寬65厘米，中心凸出部分厚18厘米。
局部殘破，修複入展。1939年，朱子橋先生主持修塔時，曾有人挖開塔心夯土，從明代探視地宮處再次撬開後室頂部天井蓋殘角處，往下窺見過內部情形。1987年地宮發掘時，發現地宮後室天井蓋確已坍裂。
地宮後室複原模型
中心展櫃采用三麵玻璃一麵牆，上為石質天井蓋，其下懸掛“寶帳鏡花”，內置複製品52件，以恢複地宮封閉時之原始狀態。
地宮秘龕
1987年4月21日，地宮隧道、前室、中室、後室文物清理完畢後，考古工作者在後室北壁牆根意外發現了方形秘龕。秘龕四壁及底部均以青石板砌成，通道口寬28厘米、高26厘米，進深28厘米，裏麵盛放著一隻鏽跡斑斑的鐵函及大堆珍珠串飾、雕花玉枕等。鐵函造型並不突出，《物帳碑》中毫無記載，因而一度被人們遺忘，但鐵函的發現充滿了戲劇性，成為整個法門寺地宮發掘中最富傳奇色彩的小故事。
⑶社稷彩章國家隆典——唐代的政治與佛教（第三單元）
唐代為中國古代曆史書寫了最為輝煌壯麗的篇章。大唐文明對外來文化兼收並蓄的包容態度，使其在華夏曆史畫卷中顯得異彩紛呈。外來的佛教亦在這一時期完成了其中國化與世俗化的過程，成為中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唐代統治者的崇佛，並不純粹是信仰因素。當佛教作為一種精神力量有益於治國利民、“有補於世教”時，統治者推波助瀾自為順理成章。唐諸帝崇佛，賢智者如太宗李世民，公認為一代明君，以“貞觀之治”開啟了大唐天下300年。又有則天武後，終為“開元盛世”奠定基礎。愚昧者如代宗李豫，竟至念咒求佛以退敵兵。唐代皇帝崇佛不可一概而論，其間頗有發人深省的曆史經驗值得借鑒。
法門寺佛骨的迎送反映了唐代政治與佛教的血肉關係，是唐王朝的一種治國之策及政治手段，超脫了純宗教範疇，成為國家、民族凝聚力的一種象征。
第一組皇家寺院——唐“瑰琳宮”二十四院
唐代的法門寺被諸帝視為皇家奉佛的總道場，備受尊崇。朝廷不惜巨資，幾經擴建，終成宏偉的“瑰琳宮”二十四院，是為古代中國規模最大、等級最高、宗派最多、僧人最眾的皇家寺院。法門寺的住持則由皇帝親自任命。寺內大、小乘並弘，顯、密圓融，成為唐代叢林梵刹之典範。如同唐代社會對各種文化所體現出的包容精神一樣，唐代法門寺的佛教亦表現出各宗各派、共存共榮的兼容態度，這是其最值得稱頌的特點之一。
唐代法門寺“瑰琳宮”二十四院（模型）
依據出土文物及相關史料記載，特製作二十四院立體模型。模型為正方形，邊長320厘米、底座高60厘米，比例為1∶200。由陝西省古建設計研究院模型製作中心承擔製作，2001年11月完成。該模型不僅有佛寺建築，還包括法門寺周圍地理環境、山川走勢、河流等，清楚地再現了唐代法門寺皇家寺院的宏大規模，從而加深廣大觀眾對法門寺曆史文化的理解。
法門寺不僅是唐代帝王迎奉佛骨的聖地，而且經過唐太宗、高宗、肅宗、代宗、懿宗、僖宗等擴建重建，形成了規模宏大的“瑰琳宮”二十四院，呈現出一派繁盛景象。法門寺這一特殊身份決定了其弘法活動不偏重於某宗某派，而是供養佛舍利、尊崇釋迦牟尼佛所說一切法的靈境，因此可以說是“九經”、“十二部”總弘的中心道場。
首先，作為一個大、小乘和“九經”、“十二部”總弘的道場，二十四院中第一門類有淨土宗的淨土院、宣說小乘極果阿羅漢的羅漢院、禪宗的禪院。
其次，由於法門寺是皇帝做佛事活動的地方，擔負著守護、供養佛骨，必要時迎送真身和為皇帝、為封建國家祈福消災的任務。因此，二十四院的另一重要職責是側重於做法事，應有護法的天王院、供奉真身舍利的真身院、消災並超度亡靈的地藏院、供養文殊的吉祥院。
再次，二十四院的第三大職責是行使寺務管理的院落，有浴室院、修造院、庫院、招提院等。
法門寺二十四院自唐代確立後，其間名稱雖有變更，但建築布局沒有發生太大變化，曆五代、宋、金、元，至明代仍有案可查，隻是隨著時代變易和宗派興替，在內容上有所損益而已。
釋迦院以誦習佛傳經典為業，宣示佛祖事跡及教旨，乃眾院之首；彌陀院主誦淨土三部一論，即《無量壽經》、《觀無量壽佛經》、《阿彌陀經》、《往生論》，專一念誦、供養彌陀佛；塔會院即真身院，專門護持供養真身舍利寶塔；毗盧院誦習《華嚴經》，專一供養毗盧遮那佛；羅漢院專門供養小乘修行者所成就的最高果位——阿羅漢；祝壽院即延生院，專為皇室祈福、請壽而設；上生院供養彌勒佛；天王院供養四大天王；三聖院供養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主弘淨土三部經典及《華嚴經》、《法華經》；十王院即普賢院，十王為普賢十大願王；五會院專修淨土五會念佛法門；圓通院即觀音院，專門供養觀世音菩薩；淨光院主修齋天、敬天教法的道場；淨土院專修淨土宗念佛法門；北禪院、南禪院、西禪院修禪法，悟般若；維摩院主講《維摩詰經》，弘揚“不二”大乘教旨；妙嚴院誦持楞嚴咒，講誦《金光明經》；地藏院供養地藏菩薩，為眾生消災，為亡靈祈福；戒壇院為四眾受戒，弘揚各種戒律；吉祥院即文殊院，供養文殊菩薩，弘揚文殊信仰；新興院即弟子院，相當今之佛學院，乃為佛學教育機構。
以上總計二十三院。有學者研究認為還應包括浴室院、庫院、修造院，供遊方僧住的招提院及供養道教神官隻的城隍廟院。
《金燭和尚焚身感應碑》
發掘地宮塔基時發現，出土時已碎為數塊。殘高225厘米、厚36厘米。碑文記載岐陽鎮重真寺（法門寺）二十四院中淨土院僧人法爽（即師偉焚身時自立名號）於金泰和八年（1208）三月十七日中夜在寺東南四五裏壇場焚身，行真法供養真身、數萬人前來觀禮的事件。其中有“塔院”、“修塔院”、“南禪院”、“圓覺院”等記載，圓覺院至明代已不存在。金大安二年，法門寺僧眾立《金燭和尚焚身感應碑》以紀念法爽。
按石碑所載，可知燃頂、燃臂、焚身等供養法，在當時極受人們讚歎。佛陀成道之前雖也曾做過種種舍身供養，但在其悟道後，則明確地告訴大眾苦行不應效法。而曆史上幾次滅佛活動，都把這些激烈的供養方式視為迷信，有悖常理。
金代天王院香雪堂碑
2000年10月，出土於法門寺院。碑為方形，邊長45、厚10厘米。碑文分前後兩部分，前部分記載法門寺二十四院中天王院主持僧苑戒所居之“香雪堂”得名的來曆及贈名者為金代駙馬鎮國上將軍都尉蒲察公。後半部分為扶風縣令郗文舉所賦七言律詩讚天王院“香雪堂”環境幽雅寧靜，翠柏森列，荼糜花香，飄謝飛散，猶如香雪；僧人煮茶，手捧經卷，終日坐禪念經，一派佛家超凡入聖之境界。天王院位於今法門寺大雄寶殿北30米處。
明代法門寺二十四院刻字殘碑
長34厘米、寬33厘米、厚10厘米，清理塔基時出土。
《重修法門寺大乘殿記》碑
1992年出土時破碎，長270厘米、寬l00厘米。明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立碑，國子監生張傑撰文，閻忠書丹。碑文詳細記載了弘治元年至五年（1488—1492）期間重修法門寺大乘殿、莊嚴寺宇之盛事。可見，唐代法門寺寺塔建製始終以真身寶塔為主體，前有山門，後有大殿，山門、寶塔、大殿構成中軸線。大殿之後鍾、鼓樓和二十四院對稱分布；東、西行廊和階舍環繞塔下，閣樓、經幢及僧房星羅棋布，錯落有致，宏偉壯麗如皇宮一般。碑陰亦有“本寺二十四院”：
釋迦院、彌陀院、濡濕院、羅漢院、塔會院、祝壽院淨光院、毗盧院、千僧院、十王院、天王院、上生院三聖院、圓通院、新興院、修造院、經藏院、戒壇院淨土院、妙嚴院、五會院、北禪院、南禪院、西禪院。
第二組盛世之舉——唐代八帝六迎佛骨
法門寺之名稱，由唐高祖所賜。太宗敕命岐州刺史開啟地宮供養佛骨，此舉漸成以後“三十年一開”之定製，其意在祈求“歲穀稔而兵戈息”，可謂用心良苦。其後諸帝奉佛變本加厲，先後有高宗、武則天、中宗、肅宗、德宗、憲宗、懿宗、僖宗等八位皇帝迎奉法門寺佛骨至京城長安與東都洛陽皇宮供養，其社會影響及曆史意義深遠，對於鞏固政權、凝聚人心、弘揚文化等，自有其積極的一麵。同時，也造成了社會資財極大的靡費並助長了民間的宗教狂熱。
唐代諸帝迎奉佛骨盛舉
唐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全盛時期，也是中國佛教的鼎盛時期。李唐皇帝自認為是老子李耳之後，因此崇尚道教。但自唐高祖起又大都信奉佛教，隻是虔誠程度和崇信方式有所不同而已。
唐太宗李世民並不信仰佛教，曾有“至於佛教，非意所遵”之說，並置道教於佛教之上，動員玄奘還俗從政等，就說明了這一點。但是，他看到佛教對鞏固封建統治有利，就積極扶持佛教，在法門寺供奉佛骨就發端於唐太宗。
貞觀五年（631），岐州刺史張德亮素來崇信佛教，又久慕法門寺聖名，不僅上書奏請重修法門寺，並且開示舍利。《法苑珠林》卷三八記載：“古老傳雲：此塔一閉，經三十年一出示人，令道俗生善。恐開聚眾，不敢私開。”
唐太宗當即恩準，於二月十五日在當地開啟塔基，在一丈多深處發現了周、魏時所立的兩通石碑，請出舍利就地頂禮膜拜，京師長安為之沸騰。唐代高僧道宣《集神州三寶感通錄》記載：“其舍利，形狀如小指，長寸二分，內孔方正，餘內小指於孔中，恰受示眾。”說明道宣是將佛骨套於自己小指上以示眾人的。
《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和《法苑珠林》中對當時的盛況都有詳盡記載，舍利一出，“無數千人，一時同觀。有一盲人，積年目冥，急努眼直視，忽然明淨。”這種目睹佛骨舍利而使盲人眼明的神奇感應，一時轟動京邑內外。
於是每天都有數千人來到法門寺瞻仰佛骨。有的人甚至燒發煉指，刺血灑地，不惜傷殘身體虔誠事佛。
這是唐代法門寺第一次就地供奉佛骨，拉開了唐代皇室迎送佛骨這一盛大佛事活動的序幕。唐太宗開啟法門寺塔基、供養佛骨舍利之舉漸成以後“三十年一開”之定製，為以後諸帝敬佛禮佛開創了先例，做出了榜樣。唐代先後有高宗、武則天、中宗、肅宗、德宗、憲宗、懿宗、僖宗等八位皇帝以隆重禮節迎奉佛骨至京城長安或東都洛陽的皇宮供養，並飾以金玉、錦繡、珠翠等，不惜興師動眾，耗資萬金，而且愈演愈烈，聲勢浩大，朝野轟動，形成了中國佛教史上最盛大的典儀和完整燦爛的曆史文化畫卷，波及唐代社會及政治生活的各個方麵，幾乎貫穿於唐代曆史發展的始終。因而法門寺的發展與唐皇室的興衰緊密相連，法門寺的存在與發展是唐代佛教發展的一個縮影。唐代帝王圍繞真身舍利演繹出一幕又一幕的曆史故事，作為皇家寺院的法門寺也掀開了它在中國曆史及中國佛教史上最輝煌的篇章。
第一次迎奉佛指舍利
高宗李治是唐太宗的第九子，雖然為人懦弱，政治上無所作為，後期被皇後武則天把持朝政，但是他虔誠信佛絕不落後於其父，尤其對法門寺佛骨表現出濃厚的興趣。
顯慶四年（659）九月，內道場僧人智琮、弘靜因當時距上次開示佛骨之事已滿30年，奏請再次啟塔，高宗欣然同意。十月，敕中使王長信與內道場僧智琮等人赴法門寺恭請佛骨舍利，並親賜錢五千、絹五十匹以充供養。
《法苑珠林》卷三八記載：“敕使未至前數日，望寺塔上有赤色光，周照遠近，或見如虹，直上至天。或見光照寺城內赤如晝。旦具以聞，寺僧歎訝曰：‘舍利不久應開，此瑞如貞觀不異。’其舍利狀如小指，初骨長可二寸，內孔方正，外棱亦爾。下平上漸，內外光淨，以指內孔，恰得受指，便得勝戴。以示大眾，至於光相變現不可常準。於是京邑內外，道俗連接二百裏間，往來相續，皆稱佛德。”佛骨現世之日，又賜絹三千匹，造與其等身之阿育王像，迎請舍利至長安入宮供養。
顯慶五年春三月，就在佛骨入宮供養半年後，高宗又下敕取舍利往東都入洛陽宮中供養。皇室貴族們爭相施舍供奉，皇後武則天更是出手闊綽，獻絹一千匹，施所寢衣帳等，並為舍利造金棺銀槨，“數有九重，雕鏤窮奇”。
佛教傳入中國後，建塔瘞埋佛骨舍利的習俗也在中國流行，為符合中國習慣，逐漸改變了印度用罌壇盛放舍利的方式，改用中國式棺槨，這一變化從北朝經隋代到唐初方告完成。唐代用於瘞埋佛骨舍利的成套容器除最外重常為石函外，內重寶函多以金屬製作，最裏麵兩重常以金銀製成小型棺槨形狀，雕飾精美，成為重要的佛教藝術品。
唐代舍利瘞埋製度進一步中國化，開始按中國傳統的棺槨製度來設計舍利容器，並按照墓室形製在塔基下建築地宮。由此可見，中國佛教以金銀寶函和金棺銀槨來安置舍利的創舉開始於法門寺，而始作俑者則為武則天。此後，唐代流行以金棺銀槨瘞埋舍利之風，既顯示其歸宿自然，又不失永恒不滅之意義，中國化佛教的特色從此也得到了體現。直到唐末愈演愈烈，從皇帝到大臣均熱衷於此，而且從都城到全國各地都有建塔瘞埋舍利之舉。
龍朔二年（662）二月十五日，詔送佛骨舍利還法門寺塔，智琮、弘靜等京師諸僧和官員“數千人共藏舍利於石室掩之”。這次由唐高宗發起的崇佛活動，時間長、規模大，轟動了岐州、長安、洛陽等地，是曆史上盛況空前的一次大型佛事活動，它開創了唐代開啟地宮，迎奉佛骨到皇宮供養的先河。從此，法門寺真身舍利的供養禮儀完全升格為皇家規格，成為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一項盛典。龍朔三年（663），武後姊子賀蘭敏之撰《唐岐州法門寺舍利塔銘》記載這次迎奉活動，可惜銘文已佚，宋代趙明誠《金石錄》中有其題錄。
第二次迎奉佛指舍利
天授元年（690），武則天稱帝，改國號為周，降其子睿宗為皇嗣。她以女身稱帝，在中國曆史上實屬空前絕後之舉。武則天利用佛教登上皇位，繼續用佛教來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她登基以後，重新調整三教座次，公開宣告佛教在道教之上，僧尼在道士之前，從而掀起了唐代第一個崇佛高潮。在參與並組織顯慶年間迎奉舍利後，她親自登上舞台，導演了又一次迎奉舍利活動。
長安四年（704）冬，高僧法藏在內道場說到岐州舍利是阿育王靈跡，一直熱心於迎奉舍利的女皇武則天雖已到垂暮之年，仍命鳳閣侍郎崔玄暐及法藏、文綱等十人到法門寺，舉行了聲勢浩大的迎奉佛骨舍利活動。一路之上，成千上萬的善男信女們競相施舍，“頂缸指炬者爭先，舍財投寶者恥後”。入京城時，千官拜慶，萬眾焚香。次年正月十一日，舍利入神都洛陽，“敕令王公以降，洛城近事之眾，精事幡華幢蓋，乃命太常具樂奏迎，置於明堂”。明堂是當時政治中心，女皇常在此宴饗群臣，接受朝賀，發布政令。“敕岐陽施絹三千匹”。正月十五日，武則天“身心護淨，頭麵盡虔，請法藏捧持，普為善禱”。後又送諸寺讓僧俗瞻禮。
神龍元年（705），在武則天重病時，宰相張柬之等乘機發動政變，擁兵入宮，殺死武則天男寵張易之、張昌宗兄弟，迎唐中宗李顯即位，恢複唐朝國號。同年十一月，武則天去世。
武則天與法門寺結有深邃之因緣，她一生中曾兩次迎奉佛骨舍利，這在唐代皇帝中，也是在整個封建社會曆史中絕無僅有。武則天與佛教互為利用，相輔相成，堪稱我國古代將神權與政權巧妙結合的典型。法門寺地宮出土《物帳碑》明確記載有“武後繡裙一腰”，作為供養物陪葬於佛骨舍利旁，大概以此代作武則天的靈魂，向佛祖奉送綿綿不絕的敬意吧！
武則天死後，宮廷內部鬥爭不斷，政局一直動蕩不安。直到景龍二年（708）初，中宗派律僧文綱等送真身舍利往無憂王寺（法門寺）入塔，曆時四年，為曆次迎奉時間最長的一次。當時高僧法藏敬造漢白玉靈帳一鋪，記載了舍利入塔的情況。同時，為了表達對佛祖的虔誠，中宗和皇後韋氏等下發入塔以身供養佛舍利。
第三次迎奉佛指舍利
“安史之亂”後，唐王朝逐漸衰敗，統治階級更將宗教作為維係其統治的手段。上元元年（760）五月，平息了“安史之亂”的唐肅宗李亨敕令中使宋合禮、鳳翔府尹崔光遠和僧人法澄等迎請佛骨舍利入長安內道場供奉，並賜金玉佛像、金銀器具、寶石、瑟瑟念珠、金%袈裟等。“聖躬臨筵，晝夜苦行”，祈求佛祖神靈保佑大唐社稷江山，其年七月下詔送還本寺。與當時這種內憂外患的氣氛相一致，這是曆次迎奉佛骨活動中規模較小的一次。
第四次迎奉佛指舍利
唐王朝遭受“安史之亂”的沉重打擊後，處於多事之秋的唐德宗皈依佛教，以祈求佛祖保國安邦。貞元六年（790）正月，有人奏請迎岐州無憂王寺佛骨以示眾。德宗李適按照慣例，“出，置於禁中（內道場）精舍”。又送京師諸名寺，“傾都瞻禮，施財巨萬”。二月，命中官送歸岐陽舊所，曆時一個月左右，為曆次迎奉時間最短的一次。《舊唐書》中第一次記載了此次迎送佛骨活動。貞元十年（794），長安西明寺僧圓照著《聖朝無憂王寺大聖釋迦牟尼佛真身舍利塔記》三卷，並具狀進上。
第五次迎奉佛指舍利
唐憲宗李純是繼唐玄宗之後很有作為的一位皇帝，在他即位後的十多年中，采取斷然措施，先後削平強藩，取得了“中興”局麵。同時，唐憲宗也是唐代帝王中崇佛最突出的一位，為誇示功業，點綴升平，自然進行祖宗流傳下來的迎奉佛骨活動。
元和十三年（818）十一月，有“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來年應開，請迎之”。第二年正月，唐憲宗派中使杜英奇押宮人三十，持香花赴臨皋驛迎法門寺佛骨。唐憲宗禦安福門迎拜，開光順門入大內，留禁中三日。據《佛祖統紀》
記載：“初，舍利入大內，夜放光明，早朝群臣皆賀曰：
‘陛下聖德所感。’韓愈獨不言。上問愈，愈曰：‘微臣曾見佛經，佛光非青、黃、赤、白等相，此是龍神衛護之光。’上曰：‘如何是佛光？’愈無對。”唐憲宗瞻禮佛骨的舉動震動了京師，人們奔走相告。所謂“上有所好，下必附趨”。佛骨送到京城各寺院，“王公士庶奔走舍施，惟恐在後。百姓有廢業破產，燒頂灼臂而求供養者”。
同年二月二十四日，還佛指骨於岐陽舊塔，前後近三個月。
據元和年間張仲素奉敕所撰的《佛骨碑》記載：“岐陽法門寺鳴阜有阿育王造塔，藏佛身指節。太宗特建寺宇，加之重塔；高宗遷之洛邑；天後薦以寶函；中宗紀之國史；肅宗奉之內殿；德宗禮之法宮。據本傳必三十年一開，開則玉燭調，金鏡朗，氛祲滅，稼穡豐雲雲。二十四日奉佛骨還於岐陽舊塔。”
第六次迎奉佛指舍利
會昌六年（846）三月，唐宣宗李忱即位後下令恢複佛教，敕令“靈山聖境天下州府一應會昌五年四月所廢宇，有宿舊名僧複能修創，一任住持，所司不得禁止”
（《舊唐書》卷十八下《宣宗紀》）。作為靈山聖境之一的法門寺佛事複興，殿堂也得到重修，到唐懿宗李漼時基本恢複了舊有規模。
晚唐時期，統治階級橫征暴斂，宦官專權，藩鎮割據，土地兼並加劇，內憂外患日益深重，天災人禍不斷，大唐帝國日薄西山，全國性農民大起義的暴風驟雨即將來臨；唐懿宗本人瀕於病疾，深感回天乏術，無力再治理這樣一個泱泱大國，為了緩和階級矛盾，穩定政治局麵，轉而虔誠事佛。《資治通鑒·唐紀》卷68記載：“鹹通十四年（873）春三月癸巳，上遣敕使詣法門寺迎佛骨，群臣諫者甚眾。”李蔚反對說：“昔憲宗嚐為此，俄晏駕！”唐懿宗不聽，說：“朕生得見之，死亦無恨！”這句話深刻地刻畫出了唐懿宗沉溺於佛教狂潮的情態。
為慶迎真身，唐懿宗特別頒布了《迎鳳翔真身德音》，以大赦天下。他說：“朕以寡德，纘承鴻業，十有四年。頃屬變寇猖狂，王師未息。朕憂勤在位，爰育生靈，遂乃尊崇釋教，致敬玄門，迎請真身，蓋為萬姓祈福。”表麵上為了“爰育生靈”，“為萬姓祈福”，實際上幻想借助佛祖庇佑，寄望於佛祖真身舍利顯靈，以達到“聖壽萬春，聖枝萬葉，八荒來服，四海無波”的目的。
鹹通十四年，唐懿宗不顧一切地操辦唐代最後一次，也是最隆重的迎奉佛骨活動。三月二十二日，唐懿宗派遣供奉官李奉建、高品彭延魯等到法門寺迎請佛骨，同嚴香火，虔請真身。遂以金銀為寶刹，以珠玉為寶帳、香輿，並用孔雀毛飾寶刹。“又悉珊瑚、瑪瑙、真珠、瑟瑟（按，碧珠）綴為幡幢。計用珍寶，則不啻百斛。其剪彩為幡為傘，約以萬隊”。
自京城長安至法門寺沿途三百裏間，道路車馬，晝夜不絕。四月八日佛骨至京，導以禁軍兵仗，儀衛之盛，過於郊祀，自開遠門安福樓夾道佛聲振地，士女瞻禮，僧徒道從，懿宗至安福門頂禮膜拜，流涕沾臆，舉國若狂。瞻禮佛骨時至有斷臂、煉頂、齧指、截發以表示至誠者。宰相已下競施金帛，不可勝紀，皇室賞賜規模驚人，集曆代事佛侈靡之大成。這種盛況比之元和十四年迎佛骨“又加甚，不啻百千倍焉”。
唐代蘇鶚《杜陽雜編》詳細記載了當時佛教徒各種狂熱的崇佛活動，對了解唐人社會情趣和宗教信仰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四方挈老扶幼，來觀者莫不蔬素，以待恩福。時有軍卒，斷左臂於佛前，以手執之，一步一禮，血流滿地，至於肘行膝步，齧指截發者不可算數。又有僧以艾複頂上，謂之‘煉頂’。頭發痛作，即掉其首呼叫。
坊市少年擒之，不令動搖，而痛不可忍，乃號哭臥於道上，頭頂焦爛，舉止蒼迫。凡見者無不大哂焉。上迎佛骨入內道場，即設金花帳，溫情床，龍麟之席，鳳毛之褥，焚玉髓之香，薦瓊膏之乳，皆九年訶陵國所貢獻也。”
當年七月，唐懿宗晏駕，唐僖宗李儇即位。十二月十九日，唐僖宗詔送佛骨回歸法門寺，儀事從略，並以大批珍寶供養，可謂“玉棺金篋，窮天上之莊嚴；蟬翼龍紋，極人間之煥麗。疊六銖而互映，積秘寶以相鮮”。當時京城耄耋士女爭為送別，執手相謂：“六十年一度迎真身，不知再見複在何時？”即伏首於前，嗚咽涕泣。
鹹通十五年正月初四日，送真身舍利歸法門寺塔下，敕命地宮封門。迎奉活動曆經兩朝，曆時近10個月，聲勢浩大、耗費空前，集唐代事佛侈靡之大成，皇帝賞賜規模驚人，皇後公主競相供奉。佛骨舍利及唐皇室供奉的數千件稀世珍寶埋入地下結壇供養，曆經一千多年不被人知。沉重的石門在封閉了佛骨珍寶的同時，也掩上了法門寺在唐代轟轟烈烈的曆史，給唐代諸帝禮迎佛骨畫上了圓滿的句號。這次迎奉佛骨既是唐代崇佛政策的最後一次高潮，也是法門寺佛骨在古代曆史上最後一次現世。此外，迎送佛骨的還有中天竺沙門僧伽提和，唐僖宗因其有功，予以“賜紫歸本國”的隆遇。所以說，這次迎奉佛骨也是一次頗有影響的國際盛會。
以唐朝帝王禮奉法門寺佛骨舍利為標誌，把中國佛教的舍利崇拜推到極至，在中國曆史上譜寫了一曲大唐諸帝禮佛的華章，牽動了當時社會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科學技術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等各個領域。氣勢磅礴、撼人心扉的“八帝六迎佛骨”，可謂空前絕後之盛事，使人感受了盛唐時國都長安萬人空巷迎奉佛骨舍利的浩大場麵，充分認識古代社會政治與宗教文化的密切關係，領悟到中華文化及唐代文明的博大精深……無論今天的人們對唐代諸帝禮佛的舉動做出怎樣評價，毋庸置疑，唐王朝最後一次迎奉佛骨在法門寺地宮完成的最高“結集”，成為曆史遺留給我們最為豐厚的文化遺產。
《大唐聖朝無憂王寺大聖真身寶塔碑銘並序》
該碑立於唐代宗李豫大曆十三年（778），張彧撰文，後毀於“文革”時期，文存《扶風縣誌》。碑文記載了法門寺曆史沿革、唐代諸帝重修寺院及禮佛盛況，內容豐富翔實，是研究法門寺的珍貴資料。
韓愈《論佛骨表》
韓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陽（今孟縣）人，唐代著名的文學家和哲學家，後人尊他為唐宋八大家之首。元和十四年正月，唐憲宗佞佛，下詔派專使前往法門寺迎奉佛骨舍利，並禦安福門瞻拜。唐憲宗的舉動震動了京師，人們奔走相告，整個長安城掀起了崇佛狂潮。麵對從皇帝到百姓如此瘋狂、癡迷、愚蠢的禮佛之舉，身為刑部侍郎的韓愈為了維護封建統治階級利益，奮筆疾書《論佛骨表》切諫。韓愈的《論佛骨表》刺痛了唐憲宗的要害，使得唐憲宗大怒，下令要處死韓愈，經宰相裴度、崔群等大臣求情，才被貶為潮州刺史，成為傳論千古的一樁曆史公案。
韓愈諫迎佛骨，實際上是向統治階級和佛教界兩方麵都提出了警告，雖然當時並未奏效，但在曆史上產生了深遠影響，導致了以後“會昌法難”的發生，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佛教勢力擴張。韓愈的反佛舉動在中國古代文化史和思想史上是一件意義重大、影響深遠的大事，其巨大貢獻不可低估。
《大唐鹹通啟送岐陽真身誌文》碑（拓片）
1987年4月，發現於法門寺地宮隧道第二道石門前。
碑長115厘米、寬55厘米、厚13厘米。楷書，47行，滿行21個字。碑文詳細記載了阿育王安奉佛骨舍利於法門寺，以後曆朝擁戴及唐代諸帝迎送、供養佛骨的曆史盛況，彌補了文獻史料之不足，對研究唐代政治與佛教的關係、唐代佛教史等具有極其重要的價值。
《大唐鹹通啟送岐陽真身誌文》
內殿首座左右街淨光大師賜紫沙門臣僧澈撰內講論賜紫沙門臣令真書釋迦大師示滅一百一十九年，天竺有國君號無憂王，分遺形舍利，役鬼工造八萬四千塔，閻浮之聚落，有逾一億舍，即置於窣堵波，岐陽重真寺乃其一也。元魏二年，岐守拓跋育初啟塔基，肇申供養。隋文時郡牧李敏、唐太宗朝刺史張德亮並繼開靈趾，鹹薦香花。高宗延之於洛邑。天後薦之於明堂。中宗改法門為聖朝無憂王寺，塔曰大聖真身寶塔。肅宗虔請，嚴於禁中。德宗歸依，延於闕下。憲宗啟塔，親奉香燈。洎武皇帝蕩滅真教，坑焚貝多。銜天憲者，碎殄影骨，上以塞君命，蓋君子從權之道也。緣謝而隱，感兆斯來，乃有九隴山禪僧師益貢章聞於先朝，乞結壇於塔下，果獲金骨，潛符聖心，以鹹通十二年八月十九日得舍利於舊隧道之西北角。按舊記雲，長一寸二分，上齊下折，高下不等，三麵俱平，一麵稍高，中有隱跡，色白如玉少青，細密而澤，髓穴方大，上下俱通，二角有文，文並不徹。征諸古典，驗以靈姿，貞規既葉於前聞，妙相克諧於瑞彩。宸襟矚望，睿相虔思，降星使於九重，儼華筵於秘殿。十四年三月二十二日，詔供奉官李奉建、高品彭延魯、庫家齊詢敬，承旨萬魯文。與左右街僧錄清瀾、彥楚，首座僧澈、惟應，大師重謙、雲顥、慧暉等，同嚴香火，虔請真身。時鳳翔監軍使王景珣、觀察判官元充，鹹來護送。以四月八日，禦安福樓，會宰臣者辟以延佇。宸慮既勞其傾矚，法容先誡其莊嚴，繼讚紀於道途，耀戈鋌於城闕。澄神負扆，齊慮臨軒。虔拜瑤函，若靈山之舊識；一瞻金骨，憶雙樹之曾逢。解群疑而自化塵心，攀瑞相而盡成雪涕。遂感燈搖聖影，雲曳彩章。神光亙發以輝華，玄鶴群飛而率舞。
太宮玉食，陋須陀最後之心；甲帳清香，笑漢武衝虛之思。古今焜耀，中外歸依。而遽厭萬機，將超十地，望九蓮以長往，躡五雲而不歸。龍圖乃授於明君，鳳曆纂承於孝理。眷香花之法物，聖敬如新；顧函錫之清塵，遺芳盡在。克成先誌，永報眷慈。爰發使臣，虔送真身。乃詔東頭高品孫克政、齊詢敬，庫家劉處宏，承旨劉繼同，西頭高品彭延魯，內養馮全璋，與左右街僧錄清瀾、彥楚，首座僧澈、惟應，大師清簡、雲顥、惠輝、可孚、懷敬、從建、文楚、文會，大德令真、誌柔等，以十二月十九日自京都護送真身來本寺。道七夕，嚴奉香燈，雲飄寶界之花，泣散提河之淚。以十五年正月四日歸安於塔下之石室。玉棺金篋，窮天上之莊嚴；蟬翼龍紋，極人間之煥麗。疊六銖而斥映，積秘寶以相鮮。皇家之厚福無涯，曠劫之良因不朽。仍令高品彭延魯、內養馮全璋，頒賜金銀錢絹等，詔鳳翔節度使令狐！、監軍使王景珣充修塔寺。禪河嗚咽，覺樹悲涼。幢幡搖曳以交鳴，罄梵淒清而共切。想金扃之永閉，萬感難裁；知妙體之常存，雙空自慰。龍花三會，同為見佛之人；香列九蓮，共接無生之眾。芥城可竭，願海無窮。命紀殊功，永誌於石。監寺使高品張敬全。
漢白玉靈帳（複製品）
出土於法門寺地宮中室，第二枚佛指舍利秘藏其中。此帳造於唐中宗景龍二年，曾供養過武則天迎奉的佛骨舍利。
開元二十九年石函
出土於地宮前室，為早期舍利容器。通高18厘米、寬18.7厘米、長25.7厘米，重17.5千克。長方形，盝頂蓋，通體刻飾纏枝蔓草紋。蓋刹四周刻團花，蓋立沿刻背分式忍冬團花，上下以子母口扣合。函身頂端刻蓮座一朵，上有海石榴，下有流雲紋。函身側麵刻有海石榴花，下有流雲紋。函體口沿上刻“開元二十九年歲在辛巳二月癸醜朔三月乙卯建立”。出土時，函內盛放的絲織物包裹著銅錢。
唐代帝王禮佛圖
首開地宮圖
此圖描繪了唐太宗首次批準開啟法門寺地宮，取出佛祖舍利的場景。畫中彩雲飄升，祥光照耀。
僧人因取寶順利，神態矜持；臣民則幸沐佛光，皆伏地禮拜。種種“靈異”，一時並作，如有老年盲人忽然複明。
從此，立下了三十年一開地宮的定例，為國祈福。首開地宮的時代背景是大唐帝國處在日趨繁榮、百姓生活日益安定富足時期，在此前提下，急於尋找一種能涵蓋百業萬姓的精神寄托，因而地宮的開啟、舍利的膜拜令所有善男信女、士庶民眾感到興奮和神秘，掀起了波及全國的崇佛熱潮。首開地宮雖就地供養，但畢竟體現了時代需要，開創了迎佛盛舉。
二聖禮佛圖
此圖描繪了32歲的唐高宗與比他大4歲的皇後武則天一起在長安宮中供養舍利、前往大殿行禮的情景。畫中的高宗由宦官攙扶前行，他當時患有重病，因而很多政務交由皇後全權處理。畫中的武則天神采奕奕，隨行眾多。大殿以麟德殿造型繪製，體現了莊嚴雄闊的大唐風韻。殿前寶幢聳峙，禁衛森嚴，陪侍的大小臣僚躬身肅立。當時大臣們稱高宗為聖上，稱代帝處理政事的武則天為聖後，合稱“二聖”。“二聖禮佛”開創了皇宮中供養佛骨的先例，從此，法門寺在佛教寺院中的地位上升，成為舉世矚目的大寺。
大唐迎佛圖組畫
禮佛是唐代人宗教生活乃至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法門寺地宮三十年一開，是舉國矚目的盛事，每次迎奉佛骨前，皇帝都要詔告天下臣民頂禮膜拜，從長安到法門寺的沿途州縣更要廣造浮圖、寶帳、香輿、幡華、幢蓋等隆重迎接。
《大唐迎佛圖》（1300×230厘米）綜合曆次迎奉佛骨到長安的途中盛況，描繪了上自朝廷、下至士庶萬眾瞻禮的宏偉場麵，而以唐懿宗鹹通十四年春三月迎奉佛骨記載為藍本。迎奉隊伍最前麵為手捧詔書、主持迎奉事宜、身穿紫袍的三品以上大臣和宦官，樂隊引道，鼓樂高奏，身著鎧甲的禁軍將士沿途護衛。中間為安放佛骨舍利的阿育王塔模型，塔上嵌綴珍寶，金光閃爍；塔前後左右為手持法器、旌旗的護法僧眾，後麵鑾輿和車上坐著高僧大德，浩浩蕩蕩，宛若洪流。沿途兩旁是頂禮膜拜、引頸瞻望的臣民士庶、男女老少，富者設帳置樂，貧者跪道致禮。坡上坡下，浮圖直聳，寶幢林立，皆飾金翠，這是按照唐懿宗聖旨臨時設立的迎佛設施。畫中迎奉佛骨的先頭隊伍已到長安城下，大雁塔遙遙在望，而後隊剛剛從法門寺出發，遠處岐山拱翠，使三百裏風光濃縮於一幅圖。
《大唐迎佛圖》以恰當的裁取、精心的布局、眾多的人物、生動的描繪和浩大的氣勢形象地再現了這一曆史事件，令人如曆其境，這也是其藝術魅力之所在。《女皇恭迎圖》（240×110厘米）反映稱帝後的武則天率領太子李顯等親自恭迎佛骨的情景。當時武則天年已垂暮，身體今非昔比，回想其50年的政治生涯，得益於佛教之處甚多，而殺戮也多，因而這次迎奉佛骨既有報恩，也有懺悔的雙重性質。畫中攙扶武則天的並非宦官，而是其男寵張昌宗和張易之，二人地位淩駕於大臣之上。
後排大臣中有微微抬頭、側目而視者，正暗示著這種局麵將不久被迅速改變，右邊站著雙手合十的獅子國高僧法藏，他是佛教華嚴宗創立者，備受武則天恩寵。右側稍後為太子李顯、太子妃韋氏與安樂公主一家，李顯因畏懼女皇母親而木立如呆，韋氏則斜覷婆婆的舉動，既羨慕又嫉妒，暗示著日後的風波。
《中宗下發圖》（240×110厘米）中的李顯是武則天的第三個兒子，武則天晚年時被複立為太子。武則天82歲病危時，李顯被宰相張柬之等擁立為皇帝，恢複大唐國號，男寵張昌宗、張易之伏誅。景龍二年，中宗命人將武則天迎至洛陽宮中供養的佛骨送歸法門寺。行前，他率領皇後韋氏及子女下發入塔以示供養。在古代，身體發膚授之於父母，不可損傷。“下發供養”代表著自己以身供養，規格之高絕無僅有，無形中提高了法門寺皇家寺院的地位。
唐中宗性格懦弱，大權由韋皇後操縱。畫中唐中宗神情木訥，韋皇後雖表麵虔敬，身旁侍者卻多於皇帝，又有二僧匍匐足前，反襯出韋皇後的威勢，儀仗也有意安排在韋皇後帳後，在環境冷熱對比中，更顯示出唐中宗因怯而孤的態勢。景龍四年（710），唐中宗被韋皇後和安樂公主合謀毒死。
女皇崇佛圖
①初結佛緣
這組畫表現了武則天和佛教的淵源關係。武則天14歲入宮，成為唐太宗的才人，後與太子李治產生情愫。唐太宗死後，被發往感業寺出家為尼，這是她初次與佛結緣。
②過寺萌願高宗即位後，武則天被重新接入皇宮，並通過種種手段登上皇後寶座。她許下心願，若能登上帝位，日後必定感恩。
③賜錢供佛
在此期間，她不斷撥款修建寺院，其中著名的有洛陽白馬寺、龍門石窟的大盧舍那佛和奉先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