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前，發生了“代表資格問題”的爭鬥。原來規定，國民大會代表由國民黨中央和民社、青年兩黨分別提名，然後再經“民選”產生。還規定國民黨黨員“非經中央提名不得當選”。然而此時國民黨對其黨員的控製力已經失靈，故各地未經中央提名而在選舉中由所謂“選民”選出的代表就有600多名。這樣一來，原先約定分配給民社、青年兩黨的名額幾乎全被擠掉，國民黨內也有256名中央提名代表落選。對此，國民黨中央用利祿和壓力兩手，要求未經“圈定”而當選的國民黨員，把名額讓給“圈定”的黨員和民社、青年兩黨。但這批非經提名而當選的代表紛紛以“國法”對抗“黨紀”，拒不退讓，他們組織“民選代表聯誼會”向國民黨中央請願。由國民黨中央提名而落選的人也成立了相應的組織，要求出席國大。雙方不斷集會遊行，發表宣言，互相攻訐。天津一個“民選”代表，抬棺材到“國大”會堂，聲言“不進會場就進棺材”。另有10人到食堂絕食，以示抗議。蔣介石親自出來“訓話”也無濟於事。3月29日晨，國民黨派軍警拖走絕食者，拉走棺材，始得開會。
開幕式由蔣介石主持並致開幕詞。他標榜這次大會是“中華民國實行民主憲政的開始”，並強調“戡亂與行憲應該同等重視”，不應“因戡亂而延緩憲政的實施”。他指出大會的使命“隻是行使選舉權，以完成中華民國的組織”。接著，蔣介石、白崇禧等還就政治、軍事、經濟、外交諸問題作了報告，都極力掩蓋日益嚴重的各種危機。在會上，各派明爭暗鬥，僅選舉一個主席團竟費時一星期。會場上更是一片烏煙瘴氣。當國民黨要人作報告時，陣容龐大的2000多名代表形態各異，有“呼呼入睡的”，有“養神的，有閑談的，有吃花生的，女代表有脫鞋弄足的，有梳頭的。”會場內噓叫聲、打罵聲不斷，甚至鬧到“會場鼎沸，人人離座，拂袖舞拳，大打出手”。蔣介石不得不親自出麵進行訓斥。
會議著重進行了總統、副總統選舉。按照“製憲國大”通過的“憲法”，總統的權力受到立法院的限製，總統僅是禮儀上的國家元首而已。而蔣介石為了抬高自己的身價，虛偽地宣布他不參加總統競選，言外之意就是嫌總統權小。於是，4月15日，莫德惠、胡適、穀正綱、王雲五、張伯苓、王世傑等721名代表向國大提出《請製定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案》，主張在動員戡亂時期總統有緊急處分之權，不受憲法第39條或第43條規定程序的限製。接著，國民大會正式通過《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賦予總統以至高無上的權力。經過這番安排，蔣介石才表示“尊重”和“接受”國民黨中央關於總統候選人的決定。4月19日，國民大會進行總統選舉，候選人為蔣介石和居正兩人。蔣介石獲票2430張，被推上了總統寶座。陪選的居正僅得票269張。
由於總統之位是蔣介石的禁臠，無人敢與蔣一試高低，因而國民黨各派係都把目光盯在副總統的選舉上。為此，他們上串下聯，勾心鬥角，拉票助選。其中最有力的競爭者是李宗仁和孫科。孫科得到廣東派和CC派的支持，又有蔣介石暗中撐腰，似乎非孫莫屬。但李宗仁既有桂係實力，還有美國幕後扶持，也不肯示弱。4月3日，蔣召見李宗仁說，“總統副總統的候選人，均由中央提名，副總統候選人已內定孫科”，要李“顧全大局退出競選”。李則不為所動，並與於右任、程潛建立了競選聯合戰線，共同反對“由中央提名”。在壓力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臨時全會於4月6日否決了副總統候選人由黨提名的作法。選舉前夕，南京《救國日報》在4月23日載文披露了孫科金屋藏嬌的醜聞。張發奎、薛嶽、餘漢謀等幾位上將率廣東代表近百人竟將該報館搗毀，警方不加幹涉。
為了拉取選票，每個候選人都使出了各種手腕。從4月20日起，李宗仁包下安樂酒家，孫科包下龍門酒家，大宴各省國大代表。凡佩戴國大徽章的人，一日三餐皆免費招待。競選期間，李宗仁共花去招待費1000多根金條(合黃金1萬餘兩)，孫科的費用也不相上下。
4月23日、24日、28日，經3次投票，6名候選人無一人達到當選票數。29日，舉行第4次投票，李宗仁終於以微弱的多數戰勝了孫科，取得了副總統的職位。
行憲國大曆時34天，花費金元券999億多元，隻不過選出了破壞“憲法”的總統而已。加之會前會中，你爭我奪，醜聞百出，混亂不堪，毫無民主憲政可言。5月23日，新華社發表了《舊中國在滅亡，新中國在前進》的社論，其中指出：“蔣介石統治中國二十一年所追逐的最後一出戲，已經演過了”，“但是這出戲是演得這樣難堪，以至人們不知他是在作喜事，還是在出喪。”
5月20日，蔣介石、李宗仁宣布就職，南京“國民政府”改稱“中華民國政府”。隨後，以孫科、陳立夫為正副院長的立法院和以翁文灝、顧孟餘為正副院長的行政院先後組成。蔣介石為防止李、白合謀，免去了白崇禧國防部長的職務，以何應欽充任。李宗仁在南京，僅是個虛設的副總統，受到冷落。
五、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擴大
蔣介石發布“戡亂總動員令”後，國統區籠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蔣介石企圖用高壓政策來阻擋人民的不滿和反抗。
浙江大學的師生首先起來，衝破了“動員令”後的沉悶局麵。1947年10月下旬，浙江大學學生自治會主席、年僅22歲的於子三，被國民黨非法逮捕，慘死於監獄。噩耗傳來，浙大學生無比義憤：“這是個什麼世界？什麼社會？人身安全如此得不到保障。”學生們喊著“血，血，踏著於烈士的血前去”的口號，集會、遊行、通電、罷課。教師們也聞風而動，開展罷教活動。浙大校長竺可楨挺身而出，支持學生。北京、天津、昆明、西安、上海、南京、廈門、長沙、武漢等城市的大中學生和教師10萬多人紛紛走上街頭，遊行示威，聲援浙大學生的正義鬥爭。從而在全國形成了一個反對非法逮捕、反對特務政治、反對屠殺青年學生的“反迫害”運動。這是1947年繼“抗暴運動”、五月學潮後的第三次大規模的抗議浪潮，顯示了中國學生反對國民黨暴政的力量與勇氣。
上海同濟大學是學生運動的又一重要基地。為抗議反動當局大批開除進步同學，學生們進行罷課，而校方卻拖延不決，未給答複。於是，他們決定於1948年1月29日赴南京請願。當同濟大學學生及前來支援的交通大學、複旦大學等27校代表1500餘人奔赴北火車站時，遭到國民黨軍警馬隊的衝擊、踐踏，數百人受重傷，數十人失蹤。這就是“同濟血案”。1948年初，國民黨還出動5000多名軍警，鎮壓上海申新九廠工人的罷工，打死工人3名，重傷數十名，製造了“申九血案”。國民黨又逮捕和殺害了上海發電廠工會常務理事王孝和。國統區一片腥風血雨，但人民並未屈服。
由於通貨膨脹、物價飛漲，3月24日，平津幾所大學致函教育部，要求全麵實行公費。29日，上海清寒學生挽救教育危機聯合會等團體，聯名呼籲，要求按生活指數調整教師待遇。4月初，北大、清華等10所大學的學生、教職員工、研究人員和醫師護士，為反對國民黨查禁學聯、爭取合理待遇而舉行六罷(罷課、罷教、罷職、罷工、罷研、罷診)，形成了一個聲勢浩大的四月風暴。
五六月間，國統區各界人民又爆發了聲勢浩大的“反美扶日”運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扶植日本，引起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慨。5月4日，上海120所各類院校的學生代表在交大集會，發起組織反對美國扶植日本複興、挽救民族危機聯合會。22日，又發起10萬人反美日簽名運動。6月5日，上海學生5000人，彙集外灘遊行示威，並在美國駐華海軍司令部及美國駐上海總領事館門前高唱反美扶日歌曲，高呼口號，散發傳單。天津、南京、西安、廣州等13座城市的大中學生也先後舉行罷課和示威遊行。同時，北平437位大學教師向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發出抗議書，京滬社會名流、大學教授370人發出了對美抗議書。清華大學教授朱自清、金嶽霖、張奚若、吳晗等百餘人發表聲明，“為表示中國人民的尊嚴和氣節，拒絕美國具有收買靈魂性質的一切施舍物資”，並拒購美援平價麵粉，退還配給證。
在一浪接一浪的人民反抗浪潮麵前，蔣介石並未懸崖勒馬，反而一意孤行，變本加厲地進行鎮壓。1947年10月7日，著名愛國民主人士，民盟中央常委、民盟西北總支部主任委員杜斌丞被國民黨殺害於西安。28日，國民黨政府又以“勾結共匪，參加叛亂”為由，公開宣布民盟為“非法團體”。11月6日，民盟主席張瀾被迫解散民盟。
民盟本是一個中間組織，其成員多為自由派知識分子。他們一方麵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獨裁統治，另方麵又不讚同共產黨的土地改革和暴力革命。在國共兩黨之間，他們主張走一條不偏不倚、不左不右的第三條道路——即以改良的方式刷新政治，發展經濟，使中國走向民主和富強。然而，如此溫和的主張仍為蔣介石所不容，民盟的解散清楚地表明：“在蔣介石統治下進行任何和平運動、合法運動、改良運動的最後幻想歸於破滅。”
麵對蔣介石的高壓政策，這些自由派知識分子隻得改變策略，另謀出路。1948年元旦，國民黨內的民主派組織—國民黨民主促進會、三民主義同誌聯合會、中國民主革命同盟等，聯合國民黨內其他愛國分子在香港成立了“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以宋慶齡為名譽主席，李濟深為主席，馮玉祥(時在美國)為政治委員會主席，何香凝、譚平山、蔡廷鍇等為中央常務委員。“民革”成員主要是國民黨內部長期堅持愛國、民主和反蔣鬥爭，並在政界軍界有影響的人士。民革主張推翻蔣介石獨裁政權，反對美國幹涉中國內政，堅持孫中山的三民主義。
1月5日至18日，沈鈞儒、章伯鈞、鄧初民等人在香港召開民盟三中全會，決定重建民盟領導機構，恢複活動。會議發表宣言，主張采取以人民的武裝去粉碎獨裁政權，建立一個和平民主廉潔有效能的新政權，並公開聲明要與中國共產黨“攜手合作”。
1948年春，局勢日趨明朗，國民黨政權的末日已為時不遠，籌建全國人民政權的條件已經具備。4月30日，中共中央在《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中，發出了“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號召。這一號召，得到各界人民的廣泛擁護。5月5日，民主黨派領導人和著名民主人士李濟深、何香凝、馬敘倫、王紹鏊、陳其尤、彭澤民、李章達、蔡廷鍇、譚平山、郭沫若等，通電全國，表示響應中共關於籌備召開新政協的倡議。自8月起他們陸續離開香港等地，在共產黨地下組織的幫助下，浮海北上，進入東北和華北解放區，同共產黨一道進行新政協的籌備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