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改革是中國革命獲得巨大動力和深厚基礎的鑰匙，它對中國革命的勝利進程起著強大的推動作用。美國記者傑克·貝爾登在深入解放區作了大量的調查采訪後，這樣評價土改：
①土地改革摧毀了殘存的封建勢力的堡壘，使億萬奴隸獲得解放，站到新政權方麵來。
②土地改革砸爛了束縛農民群眾的精神枷鎖，激發了他們對戰爭與革命的滿腔熱情。這種熱情產生了無比巨大的精神力量。共產黨在這個過程中獲得了同盟軍也樹了敵，但主要的還是獲得了同盟軍。
……土地改革有利於發展生產，因為現在農民耕種屬於自己的土地幹勁倍增。
(十二)土地改革對國民黨軍隊中農民出身的廣大士兵具有強烈的吸引力【傑克·貝爾登：《中國震撼世界》，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244～246頁。】。
三、中共奪取全國勝利的行動綱領
1947年10月1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發表了毛澤東起草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它宣布了人民解放軍的八項基本政策，即打倒蔣介石獨裁政府，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懲辦以蔣介石為首的內戰罪犯；廢除蔣介石統治的獨裁製度，保障人民言論、出版、集會等項自由；肅清貪官汙吏，建立廉潔政治；沒收四大家族的財產，沒收官僚資本，發展民族工商業；廢除封建剝削製度，實行耕者有其田的製度；承認中國境內各少數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權利；否認蔣介石政府的一切賣國外交，廢除一切賣國條約，否認內戰期間蔣介石所借的一切外債。《宣言》向全黨、全軍、全國人民指明了鬥爭的方向和革命的前途。由於“爭取和平民主，進行自衛戰爭”的行動口號已不能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宣言》適時而響亮地提出了“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
在人民解放軍轉入全麵反攻並取得巨大勝利的曆史轉折時期，中共中央於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在陝北米脂縣楊家溝召開了重要會議，簡稱十二月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了《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
報告總結了中國人民革命戰爭的經驗，特別是分析了人民解放戰爭的新形勢，指出：從1947年7月至9月解放軍轉入全國規模的進攻是一個曆史轉折點，標誌著中國革命將迅速地走向全國勝利。報告提出了著名的十大軍事原則：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敵，後打集中和強大之敵；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廣大農村，後取大城市；以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每戰集中絕對優勢兵力，四麵包圍，力求全殲；不打無準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發揚勇敢戰鬥、不怕犧牲、不怕疲勞和連續作戰的作風；力求在運動中殲敵；一切敵人守備薄弱的據點和城市堅決奪取之，一切敵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備而環境又許可加以奪取的據點和城市，相機奪取之，一切敵人守務頑固的據點和城市，則等候條件成熟時然後奪取之；以俘獲敵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員補充自己；善於利用兩個戰役的間隙，休息和整訓部隊。建立在人民軍隊和人民戰爭基礎上的十大軍事原則，對中國革命的勝利有著重大意義。
在經濟方麵，報告明確宣布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三大經濟綱領，即：沒收封建階級的土地歸農民所有；沒收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為首的壟斷資本歸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所有；保護民族工商業。
在土改方麵，報告充分評價土地改革的重大意義，指出土改的方針是“依靠貧農，鞏固地聯合中農，消滅地主階級和舊式富農的封建和半封建的剝削製度。”土改的兩條基本原則是：“第一，必須滿足貧農和雇農的要求，這是土地改革的最基本的任務；第二，必須堅決地團結中農，不要損害中農的利益。”
在政治和統一戰線方麵，報告認為中國共產黨目前最基本的政治綱領是：“聯合工農兵學商各被壓迫階級、人民團體、各民主黨派、各少數民族、各地華僑和其他愛國分子，組成民族統一戰線，打倒蔣介石獨裁政府，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會議一致通過了毛澤東的報告，指出這個報告是“整個打倒蔣介石反動統治集團、建立新民主主義中國的時期內，在政治、軍事、經濟各方麵帶綱領性的文件”。
十二月會議上，中共中央及時發現和糾正一些“左”的觀點和做法。當時“左”的現象主要有：一些報刊宣傳“貧雇農打江山坐江山”，“民主政府隻是農民的政府”等錯誤口號；侵犯中農利益，把許多中農劃為地主；侵犯民族工商業，如晉綏的朔縣農民進城大鬧3天，全市被沒收的500多家中，有240家是正當的工商業，引起工商業者的恐懼，商店紛紛關門停業；對地主富農不講區別，打擊開明紳士，不給地主出路，亂打亂殺，不僅隨意處死了一些地主富農分子，而且錯殺了一些勞動人民和黨員幹部。
針對這股“左”的傾向，黨中央在十二月會議後半年多的時間內，以極大的精力予以糾正。毛澤東多次發表文章，告誡全黨“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要求全黨牢記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總路線和總政策——“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
主義的革命。”與此同時，黨中央又製訂了若幹具體的政策措施，從而使黨的各項政策走上了正軌，終於克服了“左”的現象。至1948年，解放區已有1億農民獲得了土地。解放區土改運動沿正確方向的大發展，大大激發了廣大翻身農民的革命覺悟和生產熱情。這就使工人階級贏得了最廣大的同盟軍，解決了解放戰爭所需要的糧食和兵源。
四、國民黨的“戡亂總動員”和“行憲”醜劇
東北及華北日益嚴重的軍事局勢，使國民黨上層人士憂心忡忡，不斷召開各種會議，商討對策。1947年6月30日，國民黨舉行中常會和中政會聯席會議，蔣介石在會上作了《當前時局之檢討與本黨重要之決策》的講話，提出了“黨團組織合並”與“戡亂總動員”兩項政治決策。關於後者，蔣指出目前不宜再唱和談高調，而應“采取全國總動員的方式，動員全國人力物力，以加強剿匪軍事的力量”。
7月4日，國民黨政府召開第六次“國務會議”，通過了蔣介石提交的“勵行全國總動員，以戡平共匪叛亂，掃除民主障礙，如期實施憲政，貫徹和平建國方針案”，並於次日發布了“全國總動員令”。
在上述“方案”中，蔣介石顛倒黑白，誣蔑共產黨“擁兵割據，擾害地方”，標榜自己對中共“始終秉持政治解決之方針，不惜委曲求全，多方容忍”，但因“政府和平建國之國策已非以政治方式所能求得解決”，故必須“以全力鏟除”共產黨。他號召：“全國軍民集中意誌，動員全國力量，……加緊戡亂。”【《總動員與戡亂建國運動》，時代出版社1947年版，第1～2頁。】蔣介石發布“全國總動員令”的目的，是要欺騙民眾，把挑起內戰的罪名強加給共產黨，把自己打扮成“和平的捍衛者”，從而搜刮民財，為其內戰服務。7月7日，蔣介石借七七事變10周年之際向全國發表廣播講話，進一步強調“戡亂建國”之必要。國民黨的文武官員對蔣介石的上述方案紛紛鼓噪附和，國民黨的各省市參議會和各種禦用的“人民團體”也紛紛通電擁護，並召開所謂“戡亂建國動員大會”，遊行示威。其反革命氣焰極為囂張。
為貫徹其反共政策，國民黨一方麵以“竊據國土擁兵倡亂”的“罪名”，“通緝”毛澤東，另一方麵又頒布了《戡亂時期危害國家緊急治罪條件例》、《戒嚴法》等一係列鎮壓人民的反動法令。宣布征用國統區一切人力、物力、財力為“戡亂”服務，違者“均應依法懲處”；同時剝奪人民一切基本權利，如罷工、罷課、停業、遊行、集會、請願，直至對革命人民進行逮捕、監禁和屠殺。
為了配合“戡亂”，國民黨還極力迫害愛國民主人士。蔣介石於9月27日在南京召開秘密會議，布置了對民主人士的大逮捕。北平、上海、廣州、杭州、西安以及東北各地，大批愛國進步分子以“共黨嫌疑”遭逮捕和屠殺。蔣介石以“戡亂建國”之名，行法西斯專政之實。
鑒於中國形勢繼續朝著有利於人民的方向發展和南京國民黨政權的嚴重腐敗，美國總統杜魯門於1947年7月9日，決定派前駐華美軍司令魏德邁為總統特使來中國進行“調查”，令其對中國目前及未來的政治、經濟、心理和軍事情況作一估計，為美國援蔣政策提供依據，以此尋找一個挽救國民黨的有效辦法，並試圖加強美國對國民黨政權的控製，使中國永遠成為它在遠東的戰略基地。
7月22日，魏德邁使團一行9人抵達南京。聽取國民黨官員的報告後，便赴沈陽、撫順、北京、天津、青島、濟南、上海、漢口、廣州和台灣等地“巡視”，會見了各界要人和各階層人士，召開了一連串的座談會。通過一個月的調查，魏德邁發現國民黨吏治腐敗、人民離心離德，深感蔣介石政權前途黯淡。因此，當8月22日魏德邁應邀向國民黨政府國務會議和部長聯席會議發表演講時，他對國民黨政權進行了尖刻的批評。他指出：“中央政府不能以武力擊敗中國共產黨，而隻有立即改進政治及經濟的狀況以爭取人民群眾忠心的、熱烈的、至誠的擁護”，“中央政府在共產黨的猛攻之下能否屹立或倒台，將決定這種政治與經濟狀況改進的效率和時機。”【《中美關係資料彙編》第1輯，世界知識出版社1957年版，第765頁。】魏德邁的直言不諱使蔣介石及其文武官員大失所望，普遍感到蒙受了“一種侮謾”。
8月24日，魏德邁公開發表了結束赴華使命的聲明。聲明除了把內戰的責任推給中國共產黨外，又重申了對蔣介石政權腐敗無能的蔑視與不滿，指出國民黨政府從上到下大多數人的品行表現出“貪婪和無能”、“麻木與怠惰”，勸告國民黨政府“必得立即施行徹底的深遠的政治和經濟的改革”，也必須明白“徒有軍事力量不能消滅共產主義”。對此，蔣介石十分惱怒，立即給魏德邁一份備忘錄加以分辯，並限製報界的報導。
魏德邁使團返回華盛頓後，美國政府對國民黨的經濟和軍事援助仍源源不斷，還派了大批軍事顧問滲透到國民黨各個軍事部門，幫助蔣介石打內戰。
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國民黨在南京召開了“行憲國大”，標榜“結束訓政，實施憲政”，其目的是想給自己的獨裁統治披上民主的外衣。這種所謂政治改革不僅為時過遲，而且草率從事，違反民意，更出現了一幕幕鬧劇，實開“憲政惡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