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兩種中國命運的決戰(1945~1949) 第二節粉碎國民黨的軍事進攻(3 / 3)

美國通過《中美商約》及其他一係列條約,將其產品大量傾銷中國,中國市場上美貨泛濫。一些大城市的大公司,如上海永安公司,美貨竟占商品總數的80%。大城市如此,中、小城市和鄉鎮也如此,使民族工業受到嚴重打擊。

《中美商約》及其他條約不僅使國統區殖民地化程度加深,而且加劇了國統區的經濟危機。加之抗戰勝利國民黨接收日偽財產時,將很大一部分變為四大家族控製的官僚資本(據統計,1946年上半年四大家族官僚資本企業已占全國產業資本總數的80%以上),更造成了國民黨財政經濟的進一步危機。經濟危機的主要表現如下:

(1)財政入不敷出。由於國民黨連年發動內戰,軍費開支浩大,僅1946年就達6萬億元,使國民政府財政支出劇增。1946年一年支出10萬億元,總收入僅為1.7991萬億元;1947年全年財政總收入13萬億元,支出為100萬億元。

(2)嚴重的通貨膨脹。為彌補巨額財政赤字,國民黨政府大量發行貨幣。抗戰前夕,法幣的發行額為14億元,1946年更增至660萬億元,是抗戰前夕的47萬倍。大量發行貨幣的直接後果就是貨幣急劇貶值,物價飛速上漲。以抗戰前夕為標準,1947年7月物價平均上漲了6萬倍,年底達到14.5萬倍。100元法幣在1937年能買2頭牛,到1946年隻能買1個雞蛋,而到1947年隻能買1/3盒火柴了。

(3)民族工商業大量倒閉。嚴重的通貨膨脹,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壓榨,充斥市場的美貨,使國統區民族工商業大量倒閉。據不完全統計,從1946年下半年到次年,上海、重慶、天津、漢口、廣州等20多個大城市,倒閉的工廠商店達2.7萬家。上海原有工廠4050家,到1946年底,已倒閉3160家,其中民營的倒閉了3/4。

(4)農村經濟凋敝。為緩解經濟危機,國民黨政府在農村橫征暴斂,各種地租、田賦等就占農民收入的60%,致使大量農民破產,農村人口外流,農業勞動力減少。1946年至1947年各省連續發生水、旱、蟲、雹等災害,農作物產量大減,再加上美國剩餘農產品大量傾銷,所有這些都破壞了農業生產,使得土地荒蕪,農業凋敝。

(5)人民生活日益貧困化。隨著國統區經濟危機的加劇,工人、農民、教師等人民群眾的生活日益惡化。1946年下半年,僅北平、上海、南京三城市的失業無業人員即達260萬,從業人員工資水平大幅度下跌,實際收入難以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如當時成都國小教員,月薪近100萬元,而一碗茶的價線即8000元。農民情況更慘。1946年饑民數達1億,他們食草根、樹皮,甚至易子而食。1946年一年河南省餓死220萬人,湖南省餓死300萬人。1946年至1947年廣東、廣西、河南三省餓死1750萬人。

國民黨政府不得不承認其麵臨的經濟危機已逐步加劇。行政院院長張群說:“國家財政和社會經濟的危機一天一天地深刻化,現在已到了極嚴重的關頭,這是一個擺在眼前的事實。而且因為財政的困難和經濟的混亂,不但社會已感到不安,即國家一切建設,亦無法作有係統的推進。”為此,國民黨采取種種措施挽救危機,如頒布《經濟緊急措施方案》《修正管理外彙暫行辦法》等,但都無濟於事。國民政府的經濟危機已病入膏肓,無法救治。人民再也不能照原樣生活下去了。國民黨的政治、軍事統治已搖搖欲墜,危在旦夕。

隨著國民黨政治、經濟危機的日益嚴重和人民生活的惡化,國統區各階層人民反蔣反美情緒日益強烈,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反賣國、反內戰、反獨裁的愛國民主運動。這個運動以1946年底上海攤販鬥爭和北平學生抗議美軍暴行為起始,逐漸向全國發展,不僅學生,而且工人、農民及各階層人民都加入鬥爭的行列,到次年5月達到高潮。國統區內以學生運動為主體的愛國民主運動的高漲,形成了與人民解放軍武裝反對國民黨進犯的第一條戰線相呼應的第二條戰線。

1946年8月,國民黨上海市政府以“妨礙市容”為由,禁止黃浦、老闡兩區攤販設攤營業。10月中旬,攤販市場全被取締。11月23日、12月1日上海攤販3000餘人遊行請願,並包圍了上海市警察局,遭到鎮壓,先後死17人,傷百餘人,被捕300餘人。國民黨的血腥屠殺更激怒了攤販和上海市民。12月1日,全市公共汽車、電車停駛,商店停業,以支持和聲援攤販的鬥爭,形成了上海全市性的反對國民黨統治的群眾運動。

1946年12月24日,駐北平的美國海軍陸戰隊隊員皮爾遜等人在東單廣場附近強奸北京大學學生沈崇。美軍這一暴行激起北平市民極大的憤慨和強烈的民族自尊心。30日,北大、清華、燕京、輔仁、北平師院等高校學生萬餘人罷課,舉行抗議美軍大會和示威遊行,高呼“抗議美軍暴行”、“美軍從中國滾出去”等口號。但國民黨當局卻歪曲事實,反誣受害女學生“非良家婦女”,無恥地為美軍暴行辯護,更激起學生們的憤怒。在中共地下黨的領導下,北平學運很快向全國發展。從1946年12月底至翌年3月,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武漢、重慶、廣州、成都、杭州、昆明等大中城市的學生紛紛罷課,舉行反美反蔣遊行示威,參加人數達50萬以上。3月8日,上海成立“全國學生抗議美軍暴行聯合會”。

1947年5月,國統區學生愛國民主運動又以上海為起點,達到新的高潮。5月初,在國統區中共地下黨的領導下,全國一些學校舉行了五四紀念活動。5月4日,上海學生走上街頭進行反內戰反賣國的愛國宣傳,喊出了“要飯吃、要和平、要自由”的口號,遭到國民黨特務的毆打,各校學生立即罷課抗議。12日,南京中央大學決定自即日起罷課,要求改善待遇,挽救教育危機。17日,北平的北大、清華,天津南開大學學生宣布罷課,並成立“華北學生反饑餓、反內戰聯合會”。各地學運開始由分散的鬥爭向全國性風暴彙合。為了對付日益高漲的學生運動,國民政府於18日頒布《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嚴禁10人以上的請願、罷課罷工和示威遊行,授權各地方當局可對學生民主運動采取“必要措施”和“緊急處置”。當日,清華、北大等校宣傳隊上街進行反饑餓、反內戰的宣傳,在西單被國民黨青年軍二八師軍人包圍,遭皮鞭毒打。19日,上海7000餘名學生舉行“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示威遊行。20日,京、滬、蘇、杭16個專科以上學校5000餘名學生在南京組成請願團,提出挽救教育危機的五項要求,並舉行示威遊行,遭國民黨軍警鎮壓,傷者百餘人,被捕

28人。同日,天津學生舉行示威遊行亦遭鎮壓,傷50餘人,造成震驚全國的“五二慘案”。慘案發生後,學生愛國民主運動不僅未被鎮壓下去,反而更加擴大。廣州、昆明、長沙、重慶、南昌、桂林、開封、沈陽等全國60多個大中城市的學生都行動起來,舉行罷課遊行和街頭宣傳,都遭到國民黨的鎮壓。但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卻得到社會各界的支持。上海文化界88人、大學教授76人,北平大學教授100多人紛紛聯名發表書麵意見,同情支持學生運動,譴責國民黨的野蠻暴行,要求和平民主。6月初,上海學聯、華北學聯、全國學聯先後成立,並呼籲全國同胞起來反對內戰。6月中旬,學潮暫時平息,各校先後複課,準備積蓄力量,迎接新的鬥爭。

在學生運動的推動下,各城市也爆發了規模巨大的工潮。1947年初,在中共上海市地下組織的領導下,上海職工開展了“愛用國貨、抵製美貨”的運動。2月5日成立了“愛用國貨抵製美貨籌備委員會”,簡稱“愛抵會”。在9日愛抵會正式成立大會上,國民黨特務騷擾會場,打死群眾1人,傷數十人。“二九”慘案以血的事實教育了對蔣介石抱有幻想的中間人士,爭取了一些民族資本家,也使工人階級更加緊密團結起來。

5月,上海工人又開展了爭取解凍生活指數的鬥爭。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實行以生活指數計算工資的辦法。1947年2月,在通貨膨脹嚴重、物價飛速上漲的情況下,政府頒布《經濟緊急措施方案》,宣布凍結生活指數,不考慮物價上漲因素,工人工資隻以同年一月份指數計算。方案遭到工人的強烈反對。5月中旬,上海電力公司工會、法商電車工會、三區百貨業工會等組織工人數次舉行遊行,要求解凍生活指數。迫於工人的壓力,政府當局被迫從6月正式解凍生活指數,工人的鬥爭取得了勝利。

除了上海、天津、廣州、漢口等城市外,其他工業城市的工人也以各種形式進行了反蔣反美的鬥爭。僅1947年一年,全國工人罷工總數就達34次,約320萬人次。

從1946年下半年起,農民和城市貧民在國民政府征兵、征糧、苛捐雜稅的重壓下,紛紛組織起來抗租抗捐、搶米、反抓丁,掀起了廣泛的民變運動。這次民變運動規模大,範圍廣。在農村,以四川、兩廣為中心遍及國統區17省300多個縣,參加者84萬多人。許多地方的農民還擁有自己的武裝,鬥爭鋒芒直指國民黨政府的暴政統治。在城市,由於糧荒嚴重、糧價暴漲,城市貧民麵臨饑餓和死亡的危險,因而出現了空前規模的搶米風潮。據不完全統計,從杭州開始的搶米風潮席卷國統區13個省的40個城市,參加者達17萬之眾。農村的武裝民變和城市的搶米風潮充分暴露和加深了國民黨統治的危機。

1947年2月28日,台灣省爆發了大規模的反美反蔣起義。

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接管了台灣,接收台灣90%的企業和73%以上的土地及其他財產。由於國民黨官僚資本的壟斷和政府官員的貪汙腐化,台灣出現了經濟危機,通貨膨脹,物價狂漲。僅1945年~1946年一年的時間,物價上漲100多倍,中小企業紛紛倒閉,8萬工人失業,300萬農民陷入絕境。《中美商約》簽訂後,美國殖民勢力取代日本進入台灣,對台灣進行經濟掠奪。

國民黨的法西斯統治和美國對台灣的殖民滲透,引起台灣人民強烈不滿。1947年1月,台北各界人民舉行了反蔣反美示威遊行。2月27日,國民黨台灣專賣局緝私員在台北行凶毆打小販,並開槍打死市民一人,激起群眾義憤。28日,台北市民罷市遊行請願,要求懲凶、取消專賣局,遭到國民黨衛兵的鎮壓,3人被打死,3人受傷。憤怒的群眾搶占電台,呼籲全省人民支持台北人民的鬥爭。台灣各地人民群起響應,武裝起義爆發。幾天之內,台灣大部分地區被起義人民控製。3月8日,大批國民黨軍隊在基隆登陸,對起義者實行血腥的大逮捕、大屠殺。從3月8日到13日,被殺群眾達3萬餘人,起義被鎮壓。

國統區以學生運動為中堅,由工人、農民及各階層人民鬥爭彙合形成的“第二條戰線”,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軍在前線作戰,使蔣介石陷入全民包圍之中,加速了國民黨反動統治的垮台。

六、內蒙古自治區的成立和新疆的三區革命

在國統區學生運動和工農運動不斷發展時,少數民族人民也進行了爭取民族自治、反對美蔣的鬥爭。其中卓有成效的是內蒙古地區。

1945年11月,中共中央派遣烏蘭夫等蒙漢幹部到內蒙,25日成立“內蒙自治運動聯合會”,統一領導內蒙人民的自治運動。1946年4月3日,聯合會在承德召開蒙古自治運動統一會議,即“四三”會議。會議一致決議:將東、西蒙自治運動統一起來,以聯合會為公開領導機構;接受中共的領導和幫助;改造蒙古武裝,並分別直屬人民解放軍各軍區統一領導和指揮等。這次會議後,內蒙古人民革命力量團結統一起來,在聯合會的領導下,積極投入解放戰爭,開展反奸清算、減租減息鬥爭。

經過一年多的艱苦工作,建立內蒙古自治區的條件已經成熟。1947年4月23日,內蒙古人民代表會議在烏蘭浩特召開。會議討論通過了《內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綱領》和《內蒙古自治政府暫行組織大綱》。施政綱領規定:自治政府是內蒙古地區蒙古族聯合其他民族實行區域自治的民主政府,自治區域是祖國不可分割的一個組成部分。自治政府的任務是團結自治區蒙、漢、回各民族,堅決粉碎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推翻國民黨封建買辦大漢族主義的統治,為實現內蒙古地區各族人民的徹底解放而奮鬥。會議還選舉了以烏蘭夫為主席的自治政府委員會,共21人組成了自治政府。

5月1日,內蒙古自治區宣告成立。自治區轄6個盟,人口230餘萬,麵積60多萬平方公裏。內蒙古自治區的成立,是內蒙古人民爭取民族自治的勝利,同時也體現了中共民族平等、民族區域自治政策的正確性。從此,蒙族與漢族由過去的民族壓迫、民族隔閡、民族歧視的關係變為民族平等、民族互助、民族團結的關係。

內蒙古自治區政府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建立的民族區域自治的民主政府。它的建立為其他少數民族反對國民黨大漢族主義統治,爭取自治樹立了榜樣。

新疆各族人民為反對國民黨的大漢族主義統治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

抗戰初期,中共曾派幹部如毛澤民、陳潭秋、林基路等進入新疆,開展工作,使新疆的政治、經濟、文化有了很大改觀,並使中共在新疆的政治影響不斷擴大。對此,新疆軍閥盛世才感到十分擔憂,從1939年開始,限製中共在新疆的活動。1942年秋,國民黨在新疆正式成立了省黨部,開始直接統治新疆。隨著國民黨在新疆反共活動的加劇,盛世才更進一步排斥迫害中共人員。1943年秋以“陰謀暴動”的罪名殺害了毛澤民、陳潭秋等人。

1944年3月,國民黨新疆省政府宣布為國民黨軍隊捐獻1萬匹駿馬,如不獻馬則以高出市價1/2的價格繳納現金的命令。這一任務主要落在塔城、伊犁等地區牧民的身上,激起牧民們強烈的不滿情緒。9月2日,伊犁等地區尼勒克縣境的哈薩克、維吾爾等族人民發動了反對獻馬的起義。10月8日,起義軍攻占尼勒克縣城。隨後,起義迅速向伊犁全境蔓延。11月7日,伊寧市爆發起義,起義軍占領了國民黨專員公署和警察局,9日控製全伊寧市,12日在伊寧成立了臨時革命政府。此後起義軍繼續戰鬥,相繼占領綏寧、寧西、霍城、溫泉等縣。1945年1月控製伊犁全境。1月5日,臨時政府頒布施政綱領。3月8日,將零散的起義軍正式組建為正規軍“民族軍”,並製定了解放伊犁、塔城、阿山的軍事計劃。6月,民族軍在各地起義軍的配合下,向塔城、阿山發起進攻,至9月,塔城與阿山相繼解放。

三區革命武裝繼續向迪化市(今烏魯木齊市)挺進,國民黨政府被迫提出和平談判。10月,三區革命運動領導組成以阿哈買提江為首的三人代表團,赴迪化與國民黨政府代表談判。1946年1月2日,雙方簽訂了《中央政府代表與新疆暴動區域人民代表之間以和平方式解決武裝衝突之條款》,即《新疆和平條款》,共11條。主要內容是:由各縣人民選出縣參議員,組成縣參議會,並選舉縣長、副縣長等;擴大省政府委員,容納各民族及各方麵人士;允許組建民族軍隊;保障人民有集會、言論、信仰及發展本民族文化藝術等基本自由;以不妨礙人民生活和經濟發展為準確定稅率等。這個和平條款為新疆聯合政府的產生奠定了基礎。

7月1日,新疆聯合政府正式成立,國民黨代表張治中為新疆省主席,三區代表阿哈買提江為副主席,阿巴索夫為副秘書長。此後,新疆一度出現和平局麵,張治中釋放了被盛世才關押的120多名中共黨員,並護送回延安。

和平條款是國民黨在三區革命形勢發展下被迫簽訂的,在實際中並不打算真正實施。全麵內戰爆發後,國民黨抽調大批軍隊進新疆,對新疆實行白色恐怖統治。1947年5月任命大土耳其主義者麥斯武德為新疆省主席,艾沙為秘書長,聲稱這是由新疆人自己管理新疆,其實是實施“以新疆人製新疆人”的策略,力圖消滅三區民族革命力量。麥斯武德上台後,大肆鼓吹大土耳其國家和大伊斯蘭主義,鼓動在新疆建立“大土耳其國家”,挑動阿山等區的一部分人進行反對三區革命政府的武裝叛亂。

由於國民黨的多方阻撓,和平條款的內容被破壞,所規定的具體協議也無法實施。為此,阿哈買提江等三區革命運動代表及同情者於1947年七八月間先後退出聯合政府,返回伊寧,聯合政府解體。

此後,新疆三區各族人民在三區革命臨時政府領導下繼續堅持鬥爭,1948年春打退了叛軍和國民黨軍隊的進攻,8月1日在伊寧成立了“新疆保衛和平民主同盟”。

新疆伊犁、塔城、阿山三區革命運動曆經曲折,對新疆解放做出重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