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兩種中國命運的決戰(1945~1949) 第一節內戰獨裁與和平民主的抉擇(3 / 3)

九三學社。九三學社是以科技界高、中級知識分子為主的民主黨派。1944年底,一批愛國憂民的學術界人士,繼續五四運動的民主與科學傳統,為堅持團結抗戰和爭取民主,在重慶組成民主科學座談會。1945年9月3日,為紀念抗日戰爭和國際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這個座談會定名為“九三座談會”。1946年5月4日,正式成立九三學社,選出許德珩等16人為理事,梁希、盧於道等8人為監事,並發表成立宣言。宣言表示:“政治的民主與憲政之實施,實為救國要著,本學社同人,願在自己崗位上,作此種問題之努力,促其實現”;“聯合國內外民主力量,爭取人民基本自由之保障”;“本五四的精神,為民主和科學的實現而努力,始終不懈。”【《新華日報》1946年5月6日。】與此同時,九三學社還發表《對時局主張》,“要求國共兩黨軍隊,立即……無條件停止內戰。一切問題,概以和平民主方式解決之”【《新華日報》1946年5月6日。】。不久,九三學社又提出發展民族工業,根絕黨化教育,尊重學術自由,以及反獨裁,反帝國主義侵略等主張。

抗戰後民主黨派的發展壯大,客觀上形成了國共兩黨之間“第三方麵”的政治勢力,並在國家政治生活中有了一定的影響和發言權。民主黨派與國共兩黨都保持一定距離,其中少數人還認為民主黨派可以利用國共矛盾使其互相製約,從而在和平的環境中實現資產階級民主國家的理想。但一般說來,民主黨派反對獨裁內戰,要求和平民主,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的愛國政治主張與中共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綱領基本一致。因此,在中共正確的統一戰線政策的推動下,民主黨派在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要求實現民主政治的鬥爭中與中共結盟。特別是民盟,在中國曆史發展的緊要關頭都能與中共密切合作,在促進政協召開、維護政協路線、反內戰爭和平的運動中發揮了重大作用。

蔣介石一直未放棄消滅共產黨、實現獨裁統治的方針。重慶談判、政協會議不過是在國內外壓力之下,不得已而為之。重慶談判期間,蔣介石頻頻調兵進犯解放區。政協會議後又撕毀政協協議和停戰協議,積極準備更大規模的內戰。蔣介石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社會的強烈義憤,國統區反內戰的呼聲日益高漲,社會各階層包括工人、農民、學生、文教界、民族資本家、工商業者都要求停止內戰,實行民主,從而形成了一股聲勢浩大的反內戰浪潮。

1945年10月30日,黃炎培致函國共雙方,呼籲立即停止軍事衝突。11月,民盟發表了一係列對時局的看法,認為“當前中國第一件事是停止內戰,避免內戰消弭內戰。誰要用武力來解決黨爭問題,誰就負內戰的責任;誰發動內戰,誰就是全國人民的公敵”。其他各社會團體、民間組織也紛紛發表評論,反對內戰,要求政治協商,民主解決。11月18日,成都各大學21個團體聯合發表《製止內戰宣言》。19日,重慶文化、工商界代表500餘人舉行反內戰大會,成立陪都各界反內戰聯合會。25日,昆明西南聯合大學、雲南大學等校的師生員工及群眾6000餘人在聯大圖書館前舉行時事晚會,請費孝通、錢端升等教授演講。會議開始後,國民黨第五軍邱清泉部即包圍了學校,旋即槍聲大作,子彈亂飛。學生們很鎮靜,在槍聲中通過了呼籲製上內戰的通電。翌日,昆明各校學生3萬多人聯合罷課,抗議國民黨對集會的武裝幹涉。28日,西南中山中學、雲大、聯大等31所學校的學生發表《為反對內戰及抗議武裝幹涉集會告全國同胞書》,提出製止內戰,保障人民言論、結社、集會、遊行、人身自由等主張,要求國民黨雲南當局追究開槍威脅學生集會者的責任;不準任意逮捕學生,取消禁止集會遊行的非法禁令等。對學生的抗議行動,國民黨當局堅決鎮壓。

12月1日,當局出動大批軍警武裝鎮壓學生,包圍了聯大。從上午9時至下午4時,數百名軍警攜武器分批闖入雲大、聯大工學院、法大、聯大師院等5所學校,搗毀校具,見人就打。暴徒們在攻打聯大新校舍時,竟投擲手榴彈,炸死南菁中學教師於再。搗圍攻師院的軍警也向學生投擲三枚手榴彈,致使聯大學生李魯連、潘琰(女),昆華工校學生張華昌中彈犧牲,重傷20餘人。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一二一慘案”。

慘案激起了社會各界的強烈憤慨,成為國統區反內戰爭民主運動的新起點。昆明各界群眾15萬人次舉行了悼念四烈士的公祭活動,學生們持續罷課達一月之久。隨後運動向全國發展,重慶、上海、成都等各大中城市的學生舉行了聲援昆明學生的遊行,各界群眾舉行了大規模的公祭活動和反內戰示威遊行。一個以學生運動為主的反內戰運動在全國蓬勃展開,成為國統區人民愛國民主運動的第一個浪潮。

1946年春天後,運動重心從昆明、重慶向上海轉移。這年春夏之交,上海滬西50個工廠的工人成立了“滬西工人反內戰民主促進會”,100多所學校的學生成立了“上海市學生和平促進會”,還有由50多個單位組成的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在上述團體的共同努力下,上海市民10萬人在6月23日舉行大示威,並組成一支反內戰的先鋒隊,推馬敘倫,蕢延芳,閻寶航,胡厥文,雷潔瓊等11人為代表赴南京請願。當他們晚間抵達南京下關車站時,遭到預伏在車站的國民黨特務的毆打,許多代表受傷住院。

一二一慘案及下關慘案以血的事實教育了人民,使人民進一步認清了蔣介石實行法西斯獨裁統治的真麵目。同時,國統區人民的反內戰運動也有力地打擊和孤立了蔣介石政府。

五、國民黨加緊內戰部署與中共的準備

抗戰剛結束,國民黨政府就加緊準備內戰,做全國性的軍事部署。它一方麵將遠在大後方的軍隊調往內地以搶奪勝利果實,一方麵布置軍隊搶奪戰略要地,以挑動內戰。在此過程中,蔣介石得到了美國政府經濟、軍事上的極大幫助。美國動用了它在遠東的全部海、空軍力量運送蔣介石軍隊去搶占大城市和主要港口。例如,1945年8月27日,將新六軍由湖南芷陽空運到南京;9月6日將九十四軍由柳州空運到南京、上海;9月5日至10月15日,美國空軍運送國民黨3個軍到京、津、平、滬。從1945年10月至1946年6月,美海軍艦艇先後運送國民黨11個軍往華北、華中、東北和台灣。截止1946年6月,國民黨軍已有54萬人被運到內戰前線,美國為此耗費6億多美元。

1946年3月19日,“美國駐華軍事顧問團”正式設立,主要任務就是訓練、指揮蔣軍。此外,美國還給蔣介石以大量的物資支援。例如,1946年5月,美國給蔣介石以大量的物資支援。例如,1946年5月,美國給蔣介石政府貸款1500萬美元;6月14日,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向參議院提出《軍事援華法案》,向國民黨政府提供軍火和各種裝備;27日,美國國務院批準替國民黨政府建立海軍;8月,以1.75億美元的價格售予蔣介石政府原值8.37億美元的剩餘物資。據杜魯門稱,自1946年4月至8月,僅5個月,美國給予蔣介石政府物資援助達13億美元。

美國給蔣介石集團提供大量物資援助,從其對華政策的總目標來看,意在挾持維護蔣介石的統治,使中國變成他的附屬國,但從近期目的看,美國又希望中國能避免內戰,在和平環境中建立以蔣介石為主導的聯合政府。然而蔣介石的原則卻是堅持獨裁,以武力消滅異己,消滅中共。為了得到美援,準備內戰,他可以坐下來與中共談判,在馬歇爾調停時做讓步;一旦美援到手,他定會用來大打內戰。美國對華政策的矛盾性使其主觀願望與客觀效果相悖,美援實際上幫助和支持蔣介石準備內戰。從1945年下半年到1946年上半年,蔣介石依靠美國的經濟軍事援助做好了全麵內戰準備。

在蔣介石加緊準備內戰的同時,中國共產黨一方麵通過談判盡力爭取和平,另一方麵為防不測而采取種種有力措施積極做好自衛戰爭的準備。在全麵內戰爆發前,東北成為雙方爭奪的重點。

東北的戰略地位極為重要。這裏物產豐饒,工業發達,交通便利;三麵靠著蘇、朝、蒙,便於戰略展開;同時又是蔣介石統治基礎最薄弱的地區。抗戰勝利時,國民黨在東北並無一兵一卒,主力遠在西南,與東北隔著一個遼闊的解放區,運兵困難。中共冀熱遼解放區與東北毗連,膠東解放區與遼東半島隔海相望,海陸進軍東北都較方便。這就為中共爭取東北提供了有利條件。

但當時蘇聯與國民黨政府簽訂了友好同盟條約有及關協定,規定:“一俟收複區域任何地方停止軍事行動之時,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即擔任管理公務之全權”。即蘇聯必須把東北交給蔣介石,同時又規定:“所有中國籍人員,不論軍民均歸中國管轄”,蘇聯不幹涉中國內政。因此,中共進兵東北有過一番曲折。1945年8月11日,中共發布了朱德總司令進軍東北的命令,但鑒於蘇聯與國民黨正在談判,部隊未馬上開往東北。27日蘇友好同盟條約公布後,中共中央根據形勢,要求晉察冀和山東兩區擬派到東三省的幹部和軍隊迅速出發,可用東北軍及義勇軍的名義走小路控製鄉村和蘇軍未曾駐紮過的中小城市,建立地方政權及部隊,放手發展。在中共軍隊不能進入的大城市,盡可能派幹部去工作。9月15日中共中央做出發展東北根據地決定:迅速地堅決地爭取東北。同日,決定成立中共中央東北局,以彭真為書記。中共中央先後派遣政治局委員彭真、陳雲、高崗、張聞天和1/4以上的中央委員及候補中央委員前往東北。各路進入東北的部隊與原東北抗日聯軍組成東北人民自治軍,年底改稱東北民主聯軍,以林彪為總司令,彭真、羅榮恒分任第一、第二政委。

蔣介石也深知東北的重要性,他以“接收主權”為名,大量增兵東北,搶占東北戰略要地,不承認中共軍隊在東北的合法地位。1945年10月底,蔣介石在美國幫助下,海運第十三、五十二兩軍在秦皇島登陸。11月1日即向山海關中共守軍發起進攻,16日攻占山海關。這時,中共軍隊主力尚未到達,國民黨軍乘虛沿北寧路猛進,先後占領綏中、興城、錦西等地。26日占領錦州,挑起東北內戰。

針對東北的局勢,9月19日中共中央發出黨內指示《目前任務和戰略的部署》,提出了“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戰略方針。這一全國性戰略方針提出的主要任務是,打擊和阻止國民黨北進,繼續大力消滅日偽軍,完全控製熱河、察哈爾兩省,發展和控製東北。為實現這條全國戰略方針,中共中央采取了以下具體措施:

第一,將江南中共軍隊主力撤至江北,調集10萬軍隊和2萬名幹部進入東北。由於羅榮桓率領山東分局和軍區領導機關及大部主力進入東北,中央決定陳毅、華中局機關和新四軍軍部到山東,華中局改組成華東局,統一領導和指揮山東和華中的全盤工作及部隊工作。新四軍第二、四師和七師主力,以及江南新四軍和第一縱隊等到山東,接替山東開入東北的部隊。

第二,阻礙和遲滯蔣軍進入東北,以掩護中共軍隊向北發展。國民黨政府取得了接收東北的合法地位後,除海運軍隊到東北外,又派四個戰區司令官傅作義、胡宗南、孫連仲、李品仙分率四路大軍,由陸路從歸綏、運城、新鄉、徐州出發,向北平、天津、張家口三地集中,以這些地區為基地,分別沿北寧線和熱河開往東北。麵對這種形勢,中共中央在9月間發出具體指示:①抓住蔣軍急於前進離不開鐵路這一點,作戰重點應放在鐵路上,凡被敵軍包圍的鐵路及重要公路電線等必須徹底破壞;②實行在蔣軍前後左右糾纏扭打的戰法,疲勞消耗將軍,使其難以前進。10月間,中共軍隊又艱起了平綏戰役、津浦戰役、平漢戰役,粉碎了蔣軍的進攻計劃,掩護中共軍隊搶先進入東北。③在東北實行“讓開大路,占領兩廂”方針。蔣軍雖在陸上交通線運兵計劃失敗,但已由空運進據北平、天津、唐山,海運進入秦皇島,占領山海關、錦州等地,況且蔣介石與蘇聯有約在先,長春鐵路沿線必須由蔣軍接收。因此中共中央發出指示,認為全部解放東北沒有可能,要堵住蔣軍進入東北也辦不到。我軍主力雖先期到達,但初到疲勞,不宜進行決戰。故應采取“讓開大路、占領兩廂”方針,不將主力部署在沈陽、長春、哈爾濱三大城市周圍和南滿,而是放在東滿、西滿、靠蘇聯、外蒙、朝鮮。在東北的中心任務是建立可靠的根據地,發動群眾減租增資、剿匪反奸。有10萬主力部隊和20萬地方部隊配合,就不僅能在東北站穩腳跟,還能爭取對國民黨的優勢。

在全麵內戰爆發前,國共雙方局部內戰不斷。為了鞏固解放區,加緊準備自衛戰爭,各解放區根據中央指示,在1945年冬到1946年春抓了三件主要工作:整軍練兵,發展生產,減租減息。

整軍練兵。從1945年冬到1946年,人民軍隊進行有計劃地調整。加強各戰略區的領導,廣泛發展民兵和地方組織,大力吸收較成熟的地方部隊為野戰部隊,抽調幹部充實野戰軍。到1946年6月,已有野戰部隊61萬人,地方部隊60萬人,共120萬。在數量擴大的基礎上著力提高質量,在作戰間隙開展大規模的練兵運動。以提高射擊、刺殺、投彈等項技術和練習夜戰為主,掀起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眾性練兵運動。此外還進行特種兵種的建設,組建擴充炮兵、工兵,擴充軍校訓練軍事幹部;加強政治思想工作,著重克服軍隊中的教條主義、形式主義作風,加強官兵、軍民團結,以保證練兵、作戰任務的順利完成。

減租減息和發展生產。中共中央指出:“各地務必在1946年,在一切新解放區,發動大規模的、群眾性的、但是有領導的減租減息運動。……在老解放區,則應複查減租減息工作,進一步鞏固老解放區。”【《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75頁。】中共中央認為減租和生產是保衛解放區的兩件大事,是幫助人民解決困難的關鍵。因此,要求各解放區團結發動群眾,必須從經濟上削弱封建勢力根深蒂固的基礎,替群眾解決困難,使群眾從經濟利益上得到實惠。隻有這樣才能得到群眾的擁護,使敵人陷於孤立,達到鞏固建設根據地,戰勝國民黨進攻的目的。1945年冬至1946年春,各個解放區的農村和工礦區都開展了群眾性的減租減息、增加工資和發展生產的運動。在新解放區,首先進行反奸、複仇、清算等鬥爭,改造農村政權,建立工會、農會等群眾組織,然後進行減租減息,大大提高了廣大人民革命生產的積極性。在清算減租的基礎上,各解放區采取建立互助組、變工隊、小型合作社等組織形式,發展生產,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率和農業產量。如山東解放區僅魯南、渤海、魯中、膠東四區,1945年共增產糧食6.8億多斤,糧食基本自給。晉冀魯豫解放區1946年共產棉2.5億斤,相當於1945年全國棉產量的50%以上。此外,各解放區的機關、部隊、學校,也利用業餘時間參加生產,有的單位達到一半自給,減輕了人民負擔。

在減租減息過程中,農民進一步提出了土地要求。晉、冀、魯等地解放區的農民自動起來,清算地主的罪惡,奪回地主霸占的地產,實現耕者有其田,有些地區甚至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

抗戰期間,中共在解放區沒有立即沒收地主土地實行平均地權,而是采取了減租減息的土地政策,以團結包括開明地主在內的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抵抗全民族

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抗戰勝利後,國內主要矛盾和階級關係都發生了重大變化,中國人民與以國民黨政府為代表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矛盾成為主要矛盾。農村中的地主階級竭力抵製反抗農民群眾在中共領導下推翻封建土地製度,他們企望國民黨打敗共產黨,恢複封建統治秩序。因此,為進一步發動農民,中共中央於1946年5月4日發出了《關於清算減租及土地問題的指示》(即《五四指示》),決定將抗戰時期的減租減息政策變為沒收地主土地分配給農民的政策。

《五四指示》指出:“各地黨委必須明確認識解決解放區的土地問題是我黨目前最基本的曆史任務,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環節。必須以最大的決心和努力,放手發動與領導目前的群眾運動來完成這一曆史任務”。為了順利搞好這場群眾運動,中央規定了一些指導原則,主要內容有:①沒收漢奸、惡霸、地主豪紳的土地;一般地主以土地清償所欠農民的各種無理剝削債務;對中小地主與農民的糾紛應采取仲裁方式解決,給其以生活出路。②富農土地一般不動,如需有所變動時,不宜打擊太重,應著重減租,保存其自耕部分。③決不可侵犯中農土地,吸收其參加運動。④運動中所獲果實必須公平合理分配給貧苦的烈士遺族、抗日戰士、抗日幹部及家屬和無地少地的農民。⑤保護民族工商業。

《五四指示》下達後,各解放區黨組織立即開會討論貫徹,抽調幹部經短期培訓後派往各地領導土改運動。到1946年底各解放區的土改運動都取得了重大成果,約有2/3的地方解決了土地問題。晉冀魯豫解放區有2000萬人獲得土地,蘇皖解放區1500萬人,察哈爾省的懷來等25個縣有25萬人獲得土地,東北解放區農民共獲土地2600萬畝,人均6至7畝。解放區已基本實現了耕者有其田。初期土改的勝利,大大激發了農民群眾的政治熱情。在反擊國民黨的軍事進攻、保衛解放區的戰鬥中,廣大農民踴躍參軍參戰,在1946年7月至10月短短三個月時間,各解放區就有30萬農民參加解放軍,有300萬人參加民兵和遊擊隊,顯示了翻身農民的革命熱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