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兩種中國命運的決戰(1945～1949) 第一節內戰獨裁與和平民主的抉擇
一、戰後時局與國共兩黨的方針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世界曆史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使國際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即國際進步力量空前壯大，帝國主義的力量大為削弱。戰前，英、德、法、美、意、日是資本主義世界的六大強國。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德、意、日三國被徹底打敗，英、法兩國元氣大傷；唯有美國遠離戰區，大發戰爭財，成為世界頭號強國。但從全球角度看，整個帝國主義陣營的力量明顯不如戰前。與此相反，國際間進步力量不斷加強。社會主義國家蘇聯雖然受到戰爭的嚴重破壞，損失了大量人力、物力、財力，但卻以其對反法西斯鬥爭勝利起到的巨大作用而大大提高了自己在國際上的政治地位。東歐各國及亞洲的朝鮮、越南等國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先後建立了新的人民民主國家，和蘇聯一起開始形成世界社會主義體係。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和附屬國的民族解放運動風起雲湧，帝國主義殖民體係日趨瓦解。上述種種力量彙成一股強大的世界潮流，超過了帝國主義陣營的力量；和平、民主、民族解放成為戰後世界發展的主要趨勢。這種形勢有利於中國人民的革命鬥爭。
其次，戰後國際政治鬥爭的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資本主義國家美國和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兩大國因各自的利益，由戰時的盟友一變成戰後全球戰略的對手，形成美蘇兩國對峙的新的政治格局。在戰後，一係列國際關係方麵的重大問題上，如何處置戰敗國德國、日本，如何建立一國際組織以有效的維持世界和平等，雙方都想擴大自己的勢力，提高自己的地位，占據優勢。但有些問題又必須依靠協商解決。因而美蘇雙方既互爭雄長，又互相製約，必要時又互相妥協。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推行獨霸世界的全球戰略，以此為出發點，認為中國是亞洲的重心，控製了中國，就控製了亞洲，因此將中國變為其中附屬國是美國戰後對華政策的總的戰略目標。但由於戰後世界人民普遍厭戰，強烈要求和平；蘇聯對美國侵略政策的抵製；中共力量的強大等因素，使得美國以戰爭的形式解決中國問題已不可行。在此背景下，戰後初期美國對華政策的具體方針是一方麵大力扶持蔣介石，給其以大量的經濟和軍事上的援助，使其在抗戰後盡快恢複在全國的統治，以便建立一個以蔣介石國民黨為中心的親美聯合政府；一方麵敦促蔣介石用政治談判的手段解決中共問題，使中共交出軍隊和解放區政權，從而在中國實現由國民黨領導的統一的穩定的局麵。
戰後在全球範圍內，蘇聯與美國的侵略政策相抗衡，極大地牽製了美國的力量，這對中國人民的革命鬥爭是有利的。但在對華政策上，蘇聯的態度則比較複雜。戰後蘇聯支持中國在蔣介石的領導下實現統一、避免內戰。這是因為；第一、蘇聯領導人過低估計在抗戰中成長起來的中國人民的力量，認為中共根本無法推翻國民黨政府；第二，蘇聯從其民族利己主義出發，力圖擴大其在中國的勢力範圍，執行在雅爾塔協定中規定的有損中國主權的條文；第三，蘇聯也不願意中共勢力過於強大和蔣介石政府相抗衡而發生內戰、擔心一旦內戰爆發而將美國引入，導致美蘇直接的軍事衝突。所以蘇聯為了其在華利益，始終未放棄爭取同國民黨合作的努力，欲使中國親蘇疏美或至少保持中立。基於上述考慮，允諾國民黨政府可以在東北的蘇軍控製區設立行政機構和建立軍隊，並在軍事行動停止後擔負管理公務之全權；同時又多次勸阻中共終止武裝鬥爭和繼續革命等。這種態度對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帶來一定的困難。
戰後國際形勢的這種變化，對中國革命既有有利的一麵，也有不利的一麵。從美蘇兩國對華政策來看，雖然兩國出於各自的利益都欲將中國置於自己的控製之下，但在反對內戰，希望中國出現統一、穩定形勢這一點上態度一致。這無疑有助於戰後初期中國和平談判局麵的出現。
國內形勢在戰後也發生了劇變。隨著中日民族矛盾的解決，中國人民同美國支持下的國民黨統治集團的矛盾迅速上升為主要矛盾。這個矛盾的焦點就是建什麼國的鬥爭。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政府要建立一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以中共為領導的革命力量則要建立一個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新民主主義國家。革命力量與反革命勢力兩軍對壘，分別代表著中國兩種發展前途。這種尖銳的矛盾衝突，使中國正麵臨著兩種命運的大決戰。
經過八年的抗戰，中國共產黨日漸成熟，擁有了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和偉大的領袖，其黨員人數也由抗戰前的4萬人發展到120萬人；黨領導著120萬軍隊和200多萬民兵，擁有19塊解放區近1億人口。1945年前後，產生了一些新的民主黨派，他們同中共建立了密切的聯係。這一切使得在未來的兩種命運的決戰中，人民革命力量處在較為有利的地位，表明中國革命從局部勝利走向全國勝利的條件正在形成。
抗戰勝利後的國內形勢，決定了上述中國人民的革命力量與蔣介石集團的矛盾，必然首先體現在爭奪抗戰勝利果實的問題上，也就是淪陷區政權歸誰所有。
當時，中共的解放區分布於華北、華中、華南地區，對日軍已形成戰略包圍；而國民黨的部隊卻集中在西南、西北一帶。國共兩黨武裝部隊在戰後所處的不同位置，對蔣介石實現其控製淪陷區政權的企圖十分不利。為搶奪勝利果實，蔣介石逆曆史潮流而行，頒布了許多反動命令。8月11日，他命令朱德“所有該集團軍所屬部隊(即八路軍)應就原地駐防待命，不得向
敵偽擅自行動”。21日，他將中國戰區劃分為15個受降區，任命國民黨的軍政大員為受降長官。23日，何應欽給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下令，要日軍對八路軍、新四軍作“有效之防衛”；已被人民武裝解放的地區，日軍應負責收回，再移交給國民黨軍隊。岡村寧次也一再向蔣介石表示：“絕對確保”其控製的地區移交給國民黨。與此同時，蔣介石還給一批漢奸頭目封官加委，讓他們負責抵抗人民軍隊的受降。陳公博、周佛海下令36萬偽軍，警衛南京、上海、杭州三角區，將其完整地交還蔣介石。這樣，蔣介石收編了大批偽軍，讓其充當搶奪勝利果實的先遣隊。
在經濟上，國民黨大發“接收財”。日本投降後，國民黨政府派遣大批軍政官員到淪陷區接收敵偽財產。在接收過程中，黨政軍各部乃爭相搶奪，“文和武爭，官和民爭，有力者公然霸占，無力者暗中盜竊。”【《文彙報》1946年4月9日。】洋房、汽車、金條成為他們的首搶目標。國民黨政府還規定以200元偽幣兌換1元法幣，這是對滄陷區人民財富的公然掠奪，引起民怨沸騰。國民黨的接收使得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空前膨脹。四大家族對工業實行獨占，接收了敵偽2411家工礦企業。到1946年上半年，官僚資本企業的資本已增加到占全國產業資本總額的80%以上。國民黨的接收實為“劫收”，雖然發了大財，卻加速了政權的腐敗。
蔣介石政治上與日偽合流，經濟上大搞“劫收”，其目的是要在全國範圍內恢複和加強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反動統治。但獨裁者卻披著“和平建國”、“國家統一，民主政治”的外衣。9月3日，蔣介石發表了《慶祝抗戰勝利對全國同胞廣播詞》，假惺惺地表示：“在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的法製不致紊亂的前提下，一切問題無不可以推誠相見，共同商討，求得合理合法的解決”。1946年元旦，蔣介石又發表演說，聲稱“軍令政令必須統一，軍隊必須一律歸還國家統轄。任何割據地盤，破壞交通，阻礙複員的軍事行動，必須絕對避免，則是解決目前紛爭不安的唯一先決條件。”但對蔣介石來說，要在抗戰剛結束時立即發動全麵內戰，條件還不成熟。首先，蔣介石的軍隊主力遠在大後方的西南邊陲，軍事上處於不利地位。其次，戰後國內各方麵要求和平、反對內戰的呼聲強烈。國民黨內部一些反戰派也不讚成內戰。再者，美蘇對華政策對蔣介石也有一定影響。尤其是美國，一方麵援助國民黨盡可能地在中國確立其政權，一方麵鼓勵國共協商，盡量避免內戰。蔣介石為了得到美國大量的軍事、經濟援助，也不得不做和平的姿態。事實表明，抗戰後蔣采取的方針就是堅持獨裁內戰。寸權必奪，寸利必得，同時大搞和平欺騙，以爭取時間、爭取主動。
麵對錯綜複雜的國際國內形勢，中共中央審時度勢，保持著清醒頭腦。8月13日，毛澤東作了《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的講話，深刻分析了抗戰勝利後中國政治的基本形勢，揭露了中國反動派的本性，並告誡全黨：蔣介石對於人民是“寸權必奪，寸利必得”，我們的方針則是“針鋒相對，寸土必爭”。
8月25日，中共中央發表《對目前時局的宣言》，指出抗戰勝利後，全民所麵臨的重大任務就是“鞏固國內團結，保證國內和平，實現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團結的基礎上，實現全國的統一，建立獨立自由與富強的新中國”。宣言還表示中國共產黨“願意與中國國民黨及其它民主黨派努力求得協議，以期各項緊急問題得到迅速的解決，並長期團結一致，徹底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宣言正式提出了“和平、民主、團結”三大口號【解放軍政治學院編：《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10冊，第38～39頁。】。宣言和口號表明，中共中央根據戰後國內新形勢所確立的鬥爭目標是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以建立民主的新中國。實現這一目標的基本策略則是在決不放鬆武裝自衛的條件下，力圖用和平方法實現國家的社會政治改革。由此可見，中共爭取和平民主，反對獨裁內戰的方針，采取的是以革命的兩手對付反革命的兩手的策略。它不是隻依靠和平談判不做武裝自衛，或者隻準備打仗而不做和平努力的方針，而是一個不放棄和平努力，又對敢於來犯之敵實行武裝自衛的方針。
二、重慶談判和停戰談判
在長期的抗日戰爭中，中華民族浴血抵抗，艱苦備嚐，終於打敗了日本法西斯。可是，勝利的鑼鼓剛剛敲過，蔣介石卻磨刀霍霍，執意要消滅中共及其武裝力量，重新恢複其獨裁統治。內戰的危險懸浮在華夏上空。然而此時此地，受盡外敵入侵之苦的中國人民，比任何時候都更迫切地希望有一個和平安定的政局，以便醫治創傷，休養生息，重建家園。蘇、美、英三國從維護各自的利益出發，也都需要國際和平，表示不讚成中國發生內戰。迫於國內外輿論的壓力，蔣介石被迫打出了“和平”的旗號，於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連發三封“萬急”電報，邀請毛澤東赴重慶“共商國是”。其實，他們的真正意圖是：毛澤東如果不去，他們就可以宣布，中國共產黨不要和平，把內戰的責任推到中共頭上；如果毛澤東去了，他們又可以利用談判爭取時間，調兵遣將，部署內戰。中共清醒地認識到蔣介石和談的虛偽性，但考慮到當時國內人民和各民主黨派、知識階層的和平要求，又估計國民黨懾於內外壓力，經談判會做出一些讓步，實行某些改革，而這種局麵的出現也有利於國家和人民。25日，中共中央決定派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等赴重慶談判。26日，中共中央向黨內發出了《關於同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的通知》。27日，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部長張治中在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陪同下乘飛機到延安迎接中共代表。28日，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組成的中共代表團飛抵重慶，受到各界群眾的熱烈歡迎。
重慶談判從8月28日起，到10月10日止。除毛澤東與蔣介石多次會談外，周恩來、王若飛同國民黨政府的代表王世傑(外長)、張群、張治中、邵力子也多次談判。雙方談判的焦點集中在軍隊問題和解放區政權問題上。國民黨在“統一軍令”、“統一政令”的原則下，要求取消中共領導的武裝力量和解放區。對此，中共嚴辭拒絕，同時為爭取主動使談判能順利進行，也做了一些讓步。在軍隊問題上，中共提出在未實現政治民主化之前，先公平合理地整編全國軍隊，願將所領導的軍隊按5∶1或7∶1的比例縮編為24個師或至少20個師。在解放區問題上，中共提出讓出廣東、浙江、蘇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8塊解放區，將上述地區的抗日軍隊撤至隴海線以北和蘇北、皖北。這一讓步使中共獲得了主動，粉碎了蔣介石關於中共在抗戰勝利後搶占地盤的謊言。但蔣介石卻拒絕承認中共軍隊和解放區抗日民主政權的合法地位。
為促使談判向有利的方麵轉化，談判期間中共代表毛澤東、周恩來等廣泛接觸各界人士，包括國民黨中進步的民主人士宋慶齡、馮玉祥、柳亞子等，民盟中央領導人張瀾、沈鈞儒、黃炎培以及婦女界、工商界知名人士等，向他們宣傳、解釋中共關於實現和平、民主、團結的基本方針，表明中共爭取和平民主的誠意，爭取了各界對中共的同情與支持，形成了反獨裁內戰的強大輿論，擴大了統一戰線。
在中共的多方努力下，經40多天談判，終於在10月10日，由中共代表周恩來、王若飛與國民黨代表王世傑、張群、張治中、邵力子共同簽署了《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協定共含12個問題，有的達成了協議，有的未達成協議，但各自表述了意見，同意以後再議或交政協會議解決。《雙十協定》的主要內容有：
①關於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一致認為中國抗日戰爭，業已勝利結束，和平建國的新階段現將開始，必須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為基礎，並在蔣主席領導之下，長期合作，堅決避免內戰，建設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徹底實現三民主義”。
②關於政治民主化問題。“一致認為應迅速結束訓政，實施憲政，並應先采取必要步驟，由國民政府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邀集各黨派代表及社會賢達協商國事，討論和平建國方案及召開國民大會各項問題……”
③關於軍隊國有化問題。“中共方麵提出，政府應公平合理地整(理)編全國軍隊，確定分期實施計劃，並重劃軍區，確定征補製度，以謀軍令之統一。……為具體計劃本項所述各問題起見，雙方同意組織三人小組(軍令部、軍政部及第十八集團軍各派一人)進行之。……”
④關於解放區政權問題。“中共方麵提出：政府應承認解放區各級民選政府的合法地位；政府方麵表示：解放區名詞在日本無條件投降後，應成為過去，全國政令必須統一。中共認為可將此項問題，提交政治協商會議解決。政府方麵則以“政令統一，必須提前實現，此項問題久懸不決，慮為和平建設之障礙，仍亟盼能商得具體解決方案。”中共方麵表示同意繼續商談【《重慶談判資料選編》，第11-15頁】。
《雙十協定》簽定的第二天，毛澤東飛回延安，周恩來、王若飛留在重慶繼續與國民黨代表談判。
重慶談判是抗戰勝利後中國政治生活中最重大的事件，同時也具有國際意義。談判雖然在一些關鍵問題上未達成協議，但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如國民黨政府承認了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承認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及黨派平等合法為達到和平建國之必由途徑，允諾實施憲政、召開政協會議等。國共和談對戰後中國實現和平、民主、團結、統一具有關鍵性意義，對遠東和全世界的持久和平也有一定的影響。因此，這次和談以及《雙十協定》的簽訂，受到中國人民及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歡迎。中共通過重慶談判，以事實表明自己爭取和平的誠意，取得了國內外輿論和中間階層的廣泛同情，政治上爭得了主動。但解放區政權問題與軍隊問題的懸而未決，為以後的分裂埋下了伏筆。
重慶談判是國民黨政府不得已而做出的和平姿態，本無誠意；蔣介石從來也沒有放棄消滅中共及其武裝，建立獨裁統治的方針。所以在談判前後，國民黨一直未終止對中共的軍事行動，並以此在談判中對中共施加壓力，談判後不久即采取種種手段撕毀協議，挑起內戰。
早在8月29日，毛澤東赴渝的第二天，何應欽就下令各戰區大量印發蔣介石1933年編寫《剿匪手本》，並在美國的幫助下，大批運送軍隊到內戰前線，頻頻進犯解放區。《雙十協定》簽定後，中共即按規定從江南向江北撤軍，而蔣介石則在10月13日發出內戰密令：“督勵所屬，努力進剿，迅速達成任務”。對於蔣介石這種假和平、真內戰的陰謀，中共針鋒相對，於9、10月先後指示各解放區，對經平漢、津浦、同蒲、平綏等路線前進之國軍，須堅決打和阻止。在此期間，人民軍隊進行了保衛解放區的反擊戰。其中比較重要的戰役有：
上黨戰役。1945年8月中旬，閻錫山部1.7萬餘人從臨汾、浮山、翼城突占太行解放區的長治地區(古稱上黨郡)，企圖控製晉東南。晉冀魯豫軍區集中31000人的兵力，在劉伯承、鄧小平指揮下發動了上黨戰役，自9月10日發起攻擊至19日長治外圍各城相繼解放，長治遂成孤城。閻錫山急調2萬人增援。劉、鄧決定圍城打援，以一部兵力繼續圍攻長治，主力北上預伏於屯留、亭之間地區。10月2日將援敵合圍於屯留西北地區，至6日除2000餘人逃跑，其餘全部被殲。長治之敵棄城逃路，12日被聚殲於將軍嶺、桃川地區，軍長史澤波被俘。上黨戰役曆時1月，共殲敵13個師，3.5萬餘人。本來國共談判於9月21日已基本結束，10月5日就可簽字，但蔣介石幻想以戰場上的勝利要挾中共，遲遲不簽字。10月10日蔣軍在上黨戰役失敗，國民黨代表立即簽了字。
張家口戰役。9月中旬，蔣介石命令傅作義部沿平綏路向東推進，搶占綏東地區。待其主力北進平津後，東西策應，進攻由中共控製的張家口、承德，占領察、熱兩省。10月下旬，傅部以5萬兵力欲占張家口。中共集中晉察冀軍區和晉綏軍區39個團共5.3萬兵力反擊，殲敵1.2萬餘人，收複了綏東廣大地區，減輕了敵軍對張家口地區的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