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迪威是現實主義者。他根據來華後的所見所聞，認為“國民黨是：腐敗、失職、混亂、經濟困窘、苛捐雜稅、空話連篇、沒有行動、囤積、黑市、與敵通商。共產黨的綱領是：減稅、減租、減息，提高生產和生活水平、參與政治、說到做到。”他要求美國政府堅持國共合作和改組國民黨政府，如果這一點做不到的話，他就要求美國政府支持共產黨，把中美租借協定供給中國的武器和物資，拿出一部分給中國共產黨，以增強中國的抗戰能力。史迪威的這些看法和主張，得到當時美國駐華大使高思和使館工作人員戴維斯、謝偉思等人的讚同，他們把了解到的中國真實情況向美國政府報告，並提出了他們的見解，曾經一度影響了羅斯福總統。這就使史迪威等人與蔣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因此，蔣介石要求羅斯福總統指派一個“富有遠大政治見解而能全權代表總統的人”來重慶，以調整他與史迪威的關係，增進中美合作。羅斯福委派赫爾利作為他的私人代表，來華調解史迪威與蔣的矛盾，處理租借物資和其他經濟問題。
赫爾利來華途中，先到莫斯科與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會晤，他弄清了蘇聯希望中蘇關係好轉的態度後，就明目張膽地支持蔣。1944年9月，赫爾利到達重慶，向蔣表示積極支持其政府，並告知蘇聯的態度。在這種情況下，蔣公然表示不與史迪威合作，要求羅斯福總統另派一名指揮官來華。赫爾利予以支持，並報告羅斯福總統，指責史迪威是錯誤的，並聲稱：“總統支持史迪威將軍，則失去蔣主席，甚至還可能失去中國。”他建議“另派與蔣主席能夠同心協力之年輕將領。”羅斯福雖然對蔣介石有不滿和批評，但是他仍然認為蔣是惟一能保持中國統一的人，加上美國政府內部反共勢力的壓力，他於10月作出召回史迪威的決定，另派魏德邁為中國戰區參謀長兼美軍司令。11月，美國駐華大使高思辭職，赫爾利繼任美國駐華大使。
史迪威的被召回和赫爾利出任美國駐華大使，是美國政府采取扶蔣反共政策的重要標誌。赫爾利一上任，立即將美國駐華使館工作人員中的所謂“親共”分子調回美國，戴維斯等人還被美國聯幫調查局以泄漏秘密的罪名加以逮捕。魏德邁上任後，則表示完全聽命於蔣。這時，美國政府給赫爾利的主要使命是：防止國民黨政府崩潰；支持蔣作為中華民國的主席和軍隊的委員長；幫助統一中國境內的一切軍事力量；增進中國戰爭物資的生產，防止經濟崩潰等。從此之後，美國政府從各方麵加緊支持蔣介石政府，擴張其侵略勢力，加強了對國民黨政府的控製。1944年11月，國民黨政府在重慶成立了戰時生產局，實際上是由美國包辦控製中國經濟的一個機構。12月，在美國支持下，國民黨政府又在昆明成立了中國陸軍總司令部，由何應欽擔任總司令，但實權由美國直接掌握。美國利用這個國民黨軍隊的指揮機構，用大批的武器裝備和訓練國民黨軍隊。1945年1月，在美國操縱下，國民黨政府又在重慶成立了戰時運輸管理局。
美國政府一方麵大力扶植蔣介石，擴張其侵略勢力，加強了對國民黨政府的控製；另一方麵又著手“調停”國共爭端，企圖由蔣介石“統一”中共政權和武裝。1944年11月7日，赫爾利以羅斯福總統私人代表、國共兩黨調解人的身份飛往延安，與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進行會談。10日，雙方達成了建立民主聯合政府和聯合統帥部的五點協議。中國共產黨決定派周恩來與赫爾利同機飛重慶，就五點協議同國民黨進一步談判，但遭到蔣的拒絕。22日，蔣提出了三點反建議，根本不提建立民主聯合政府和聯合軍事委員會，而是要中國共產黨將其所有部隊交由國民政府統一指揮，然後才承認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再從中國共產黨挑選一些人到國民黨政府裏去做官。實際上就是堅持國民黨一黨專政，抵製建立聯合政府和聯合軍事委員會。對此，中國共產黨理所當然不予考慮。但是為了在五點協議的基礎上繼續談判，12月28日，周恩來提出了釋放一切政治犯；撤退包圍陝甘寧邊區和襲擊新四軍的國民黨軍隊；廢止一切特務活動等四項具體意見，要赫爾利轉給國民政府。蔣不但拒絕這四點最起碼的條件，反而在1945年元旦宣布要召開禦用的國民大會，公開拒絕建立聯合政府和聯合軍事委員會。至此，赫爾利就撕下了公正“調停”的假麵具。4月，他在華盛頓公然聲稱蔣“並無法西斯心理”，其目標是走向“民主政府”；中國統一的障礙在於“武裝的政黨”共產黨；美國隻同蔣介石合作，不同中共合作。與此同時，駐華美軍司令魏德邁訓令在中國的美國軍官，不要幫助那些不屬於國民政府的個人或團體，並用美式武器裝備國民黨軍隊，準備搶奪抗戰勝利果實。
六、國民黨統治的危機和人民民主運動的增長
在抗戰後期，國民黨政權逐漸走向腐敗。政治上，它變本加厲實行獨裁統治。1943年8月，國民政府主席林森逝世，蔣介石繼續任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長，並通過修改《國民政府組織法》，擴大國民政府主席職權，使蔣掌握了全國一切黨政軍大權。國民黨還聘請美國特工成立了“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即中美合作所)，並在全國各地設立集中營，囚禁和殘害共產黨員、進步青年和民主人士。隨著“黨化”政策的推行，農村中的保甲製度也加強了。區鄉長、聯保主任都成了國民黨員。
經濟上，抗戰初期，國統區經濟形勢發展比較平穩。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滇緬國際通道中斷，工業設備和原材料缺乏，農副產品無法出口，加上戰爭曠日持久，吏治腐敗等，使物價暴漲，通貨膨脹，民不聊生。就工業來說，一方麵是民族工業日漸蕭條，如1943年重慶全市民營工廠1/3停產，最大的紡織工業裕華紗廠，開工率隻有66%，申新四廠隻有33%；另一方麵，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借戰時實行經濟統製之機，使其官僚資本迅速膨脹。如1939年7月成立的孔家“中國興業公司”，資本僅為1200萬元，1943年即增至12億元。1940年成立的宋家“雍興實業公司”，在不到兩年便擴展到18個單位，構成西北工業的獨占網。在農村，一方麵是土地集中，租額加重，大批地主、官僚、商人因物價上漲，以手中貨幣競相購地；地主借口通貨膨脹，成倍加租，盤剝農民。另一方麵，1941年起實行田賦征實，雖對保證抗戰供給起了積極作用，但是吏治腐敗，弊端叢生，很多地方附加稅超過正稅幾十倍，給農民帶來很大災難。
思想文化上，國民黨大肆摧殘進步文化，製造反共輿論。前述1943年，蔣介石發表的《中國之命運》中，大肆宣揚“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獨裁思想，通過頒布《修正抗戰期間圖書雜誌審查標準》等法令，對宣傳民主、評論時弊、揭露腐敗政治的進步刊物和記者，嚴加查禁和迫害。如《時事新刊》記者季亞內，《大聲》周刊編輯車耀先曾先後慘遭殺害。
1944年5月2日，中共中央代表林伯渠到達西安，與國民黨代表王世傑、張治中進行初步談判。林提出，以在全國實行民主政治和循民主的途徑，公平合理地解決國共問題為談判的基礎。國民黨代表主張先談軍事問題及邊區問題，後實行民主。對於編軍數目，林提出，共產黨領導的分散在敵後的正規軍47.7萬人，都是久經對日作戰並卓有成績的部隊，目前可先給6個軍18個師的番號。國民黨代表隻同意編4個軍12個師。經過幾次會商，雙方最後商定將曆次會談意見整理成記錄，雙方簽字，各報其中央，由兩黨中央作出最後決定。林伯渠按雙方約定首先在記錄上簽了字，但國民黨代表卻未簽字。
17日，林伯渠應邀到重慶。21日，中共中央電示林伯渠向國民黨中央提出關於解決目前若幹急切問題的意見20條。關於全國政治製度的有3條：①要求國民黨實行民主政治與保障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及人身的自由。②承認中共及各愛國黨派的合法地位，釋放愛國政治犯。③實行名符其實的地方自治。關於國共兩黨關係的有17條，主要是：關於編軍，目前至少給5個軍16個師的番號；承認陝甘寧邊區及抗日根據地的民選政府；撤銷對邊區及抗日根據地的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停止對敵後八路軍、新四軍的軍事進攻，通令取消“奸黨”、“奸軍”、“奸區”等誣蔑與侮辱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和各抗日根據地的稱號；停止特務人員對代表交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和各抗日根據地的破壞活動；停止在報紙上對共產黨的造謠；釋放各地被捕人員；停止對《新華日報》無理檢查等。國民黨代表聲稱，“如此寫法，無異暴露國民黨之罪狀”，拒絕轉達。
6月，國民黨代表向共產黨代表麵交一份國民政府提示案，頑固堅持法西斯獨裁和消滅異己的方針，強調所謂“軍令政令之統一”，妄圖把八路軍、新四軍的4/5以上人員“限期取消”，要解放區人民選舉出來的政權“一律由各省政府派員接管處理”。這個提示案，理所當然是共產黨不能和不應該接受的。
由於國民黨缺乏誠意，以致長達四個半月的談判，任何一個具體問題，都未得到解決。
9月，在國民黨召開的三屆三次國民參政會上，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在會上報告了國共代表談判的經過和失敗的症結，正式提出立即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林伯渠聲明：“我們認為挽救目前抗戰危機準備反攻的救急辦法，必須對政府的機構人事政策迅速來一個改弦更張”，“希望國民黨立即結束一黨統治的局麵，由國民政府召集各黨派、各抗日軍隊、各地方政府、各民眾團體的代表，召開國事會議，組織各抗日黨派聯合政府。”10月10日，周來在《如何解決》的演講中，代表共產黨進一步闡明了召集各方代表召開緊急國事會議，成立聯合政府的步驟：第一，各方代表，應由各抗日黨派、各抗日軍隊、各地方政府、各民眾團體自己推選，人數應按各方代表的實際力量比例規定。第二，國事會議，應於最近期間內召開。第三，在國事會議上，根據孫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義的原則，通過切合時要、挽救危機的施政綱領，以徹底改變現在國民黨政府所執行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錯誤政策。第四，在眾所公認的共同施政綱領的基礎上，成立各黨派的聯合政府，以代替目前的一黨專政的政府。第五，聯合政府須有權改組統帥部，延納各主要軍隊代表加入統帥部，成立聯合統帥部，以保證抗戰的勝利。第六，在聯合政府成立後，應即重新著手籌備真正普選的國民大會，準備於最短期間召開，以保證憲政的實施。
1944年6月9日，為了了解陝甘寧邊區和敵後各解放區的真實情況，經與國民黨當局多次交涉，中外記者參觀團21人到達延安。國民黨政府指派外事局副局長謝寶樵為領隊，成員中的外國記者有：美聯社的史坦因，美國《時代》雜誌的愛潑斯坦，合眾社的福爾曼，路透社的武道，塔斯社的普金科，美國天主教《信號》雜誌的夏南漢。中國記者有：《中央日報》的張文伯，中央社的徐兆鏞、楊家勇，《掃蕩報》的謝爽秋，《大公報》的孔昭愷，《時事新報》的趙炳，《國民公報》的周本淵，《新民報》的趙超構，《商務日報》的金東平。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集體接見和分別回答了記者提出的問題。中央軍委參謀長葉劍英介紹了敵後解放區戰場七年來的抗戰概況，八路軍副總司令彭德懷介紹了華北戰場情況，陳毅介紹了新四軍戰況，聶榮臻介紹了晉察冀邊區情況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李鼎銘、秘書長李維漢和各廳局主要負責人分別介紹了邊區各方麵情況。7月12日，中外記者參觀團離開延安，東渡黃河赴華北抗日根據地參觀，然後返回重慶和本國。
中外記者參觀團通過在延安及敵後解放區的參觀和實地考察，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解放區戰場有了較全麵的了解，他們回去之後，寫出了一批反映解放區真實情況的著作和文章。如福爾曼發表了《來自紅色中國的報告》，愛潑斯坦寫了《中國未完成的革命》，史坦因寫了《紅色中國的挑戰》等。他們都以驚異的筆觸描述了在陝甘寧邊區和華北解放區的所見所聞，客觀公正地把中國共產黨領導解放區軍民艱苦抗戰的英雄業績，向國內外人民作了介紹，支援了中國的抗戰。《新民報》主要撰稿人回重慶後，衝破國民黨當局的新聞封鎖，公開發表了《延安一月》，客觀地介紹了延安的成就。
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廢除國民黨一黨專政，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得到了全國各階層人民的熱烈響應。早在1944年1月，民主人士創辦的《憲政月刊》在重慶出版，並召開了憲政座談會，與會人士紛紛要求民主。董必武在座談會上說，民主是討論憲政的先決條件，沒有民主，沒有言論、出版的自由，就不能實行人民的總動員，也不能認真地由人民來研究憲章，憲政也就不可能實現。5月，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發表了《對目前時局的看法和主張》，對國民黨排斥異己，拖延訓政，拒絕實行民主政治，提出了批評。6月，國民黨內的民主派李濟深、柳亞子等人先後發起成立“抗戰動員工作委員會”、“桂林文化界工作協會”，主張立即動員廣大民眾，組織起來，並使一部分武裝起來，堅持抗戰。與此同時，民主人土張瀾等人在成都成立了“民主憲政促進會”，並提出對國事的十項主張，要求徹底實施約法，尊重人民的自由權利，實施全民動員，組織人民，武裝人民，以保國家複興之基地等等。在昆明，李公樸、聞一多等文化教育界著名學者創辦了《自由論壇》，公開發表自己的政治主張，高呼“我們需要什麼？第一，是自由！第二，是自由！第三，仍是自由！”嚴厲抨擊國民黨的獨裁統治。此外，廣大青年學生紛紛舉行座談會，演講會，要求改革政治，實行民主。許多工商界著名人士，也參加了這一運動。9月1日，黃炎培、褚輔成、吳蘊初等30人，在《國訊》和《憲政月刊》上同時發表《民主與勝利獻言》，提出對時局的九點主張，要求國民黨政府“與民更始”，“一新氣象”。9月24日，重慶各黨各派和各界人士500多人舉行集會，發表對時局的看法，一致要求國民黨立即結束一黨專政，成立民主聯合政府。10月，成都各界人士2000多人舉行國事座談會，要求取消一黨專政，迅速成立民主聯合政府。與此同時，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為了吸收更多的民主人士入盟，決定取消“政團”兩字，改為中國民主同盟，並於10月10日發表了《中國民主同盟對抗戰最後階段的政治主張》，提出“貫徹抗戰國策，切實整理軍隊，以其加強反攻，爭取最後勝利”，“立即結束一黨專政，建立各黨各派之聯合政府，實行民主政治”等主張。
1945年元旦，蔣介石發表廣播講話，企圖用召開所謂的國民大會來平抑眾怒，抵製建立聯合政府的主張。中國共產黨仍以最大的耐心和努力爭取成立民主聯合政府，1944年11月和1945年1月，兩次派周恩來與國民黨商談具體實施辦法，但由於國民黨的阻撓和破壞，毫無結果。3月1日，蔣在憲政實施促進會上發表演講，聲稱：共產黨最近要求立即取消黨治，將政權交給各黨各派的聯合政府；“而我政府的立場是：準備容納其他政黨(包括共產黨)及無黨派的有誌之士參加政府。但在國民大會召開以前，政府不能違反建國大綱，結束訓政，將政治上的責任和最後決定權移交給給各黨各派。”他還說什麼組織聯合政府將招致抗戰失敗、國家紊亂。並揚言：“吾人隻能還政於全國民眾代表的國民大會，不能還政於各黨各派的黨派會議或其他聯合政府。”對於蔣介石的演講，共產黨通過新華社給以嚴厲的駁斥，指出這個演講“鮮明地反映了國民黨內最反動集團的立場和企圖。”蔣介石及國民黨內最反動的專製主義者們，現在遇到空前危機，但他們不願順從民意，廢止獨夫統治，成立聯合政府，卻想尋一件民主的外衣，來包裹其反革命法西斯的軀殼，這就是所謂“還政於民”與召開國民大會的實質。
中國共產黨成立聯合政府的主張，雖被蔣介石拒絕，但給全國人民指明了鬥爭目標，推動了國民黨統治區的民主運動走向新的高潮。
七、代表不同中國命運的兩個大會
1945年春夏之交，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形勢已發生了根本變化，德國法西斯即將被徹底消滅，日本法西斯也行將敗亡。在大好的國際形勢下，中國的抗日戰爭正處在戰略大反攻的前夜。這時，中國時局的中心問題，已經不再是如何繼續抗戰的問題，而是抗戰勝利後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在這曆史轉折的重要關頭，國共兩黨都召開了代表大會，來決定各自的路線、方針和政策。
5月5日至21日，國民黨在重慶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由蔣介石致開幕詞，吳鼎昌作政治報告，吳鐵城作黨務報告，程潛作軍事報告，何應欽作部隊整編與湘西會戰經過的報告。大會通過了許多決議案和綱領，發表了宣言，選出222名中央執行委員，90名候補中央執行委員，104名中央監察委員，44名候補中央監察委員。
這次大會的主要議題是抗日民主還是反共獨裁的問題。在會上，馮玉祥等人提出《加強民主設施促成國家統一案》，反對以武力消滅中共，主張在召開國民大會前，先承認各黨派的合法地位和活動。同時，還散發了《國民黨民主同誌會向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建議書》，主張實行民主政治，改善人民生活，迅速擊敗敵人等等。但遭到蔣介石等人的反對。為了愚弄民眾，這次大會又裝出一副“還政於民”的樣子，決定於1945年11月12日召開“國民大會”。但國民黨所要召開的“國民大會”的“代表”，還是抗戰以前國民黨一手》包辦和圈定的“代表”；“國民大會”所要通過“憲法”，也仍然是1936年5月5日由國民黨政府公布的《五五憲草》；“國民大會”的職權，還得由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授予”。所以，它隻能是國民黨一黨專政。大會在通過戴季陶等人提出的《政綱政策》提案中，雖然虛偽地提出要“保障人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宗教信仰及學術研究之自由”，但在國民黨集中營裏仍囚禁著大批共產黨人和愛國民主人士，特務到處橫行霸道，人民群眾實際上毫無民主可言。為了準備內戰，這次大會還通過了兩個反共文件。一個是對外發表的《對中共問題的決議案》，一個是對內的《本黨同誌對中共問題之工作方針》。在其對外發表的文件中，國民黨堅持反共立場，誣蔑共產黨“堅持武裝割據之局，不奉中央之軍令政令”，聲稱將以“政治解決”的方針來解決中共問題。可是又說“在不妨礙抗戰，無害國家之範圍內，一切問題，可以商量解決。”換句話說，如果國民黨認為“妨礙抗戰”、有害國家，就不以“政治解決”，而是要用武力解決。在其對內的文件中，越發惡毒攻擊共產黨最近變本加厲“企圖顛覆政府，危害國家”，號召國民黨員“應提高警覺，發揚革命精神，努力奮鬥”。蔣介石在特別報告中更是露骨地說：“與中共之鬥爭，無法妥協，今日之急務在於團結本黨，建立對中共鬥爭之體係，即創造鬥爭之優勢條件與環境，故必須從政治上軍事上強固黨的力量。”
總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是一次反共反人民的人大會。這次大會確定的路線是堅持獨裁、反對民主、準備內戰的路線。這是違反世界潮流和人民公意的，其失敗是必然的。